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中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透过这个问题的思辩来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诸如堕胎、战争、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的各种议题。电车难题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帕·富特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精)》中,著名哲学家戴维·埃德蒙兹用幽默的文笔透过历史上类似电车难题的事件,如二战期间,伦敦饱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之苦,然而德国的飞弹因为是无人驾驶,绝大部份掉落于伦敦市中心的南方,死伤虽没那么严重,但是死亡的市民大部分是较穷困的劳动阶级。作者就生命的数量或生命的质量能否做为利益衡量之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真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吗?作者在书末写到他不会选择将胖子推下桥,但他问了读者“你们会把胖子推下桥吗?”
一辆的火车正在向五个被绑在铁轨上的人飞驰而去。除非它可以停下来,否则那五个人必死无疑。这时,你正站在天桥上向下望,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就要发生的悲剧。站在你身边的是一个陌生的胖子,你可以选择将他推下桥,他会掉在铁轨上。虽然他会因此而死,但是他胖胖的身体将阻挡住前行的火车,从而挽救那五个人的生命。那么,你会选择杀死那个胖子吗?
这个问题看上去有些古怪,它是一个哲学谜题的经典变体,被称为电车难题。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谜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透过这个问题的思辩来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诸如堕胎、战争、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的各种议题。最近,它更进一步吸引了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思想者们的目光。《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精)》通过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告诉了读者哲学家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与这个哲学谜题抗争,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对与错的知识。如二战期间,伦敦饱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之苦,然而德国的飞弹因为是无人驾驶,绝大部份掉落于伦敦市中心的南方,死伤虽没那么严重,但是死亡的市民大部分是较穷困的劳动阶级。作者戴维·埃德蒙兹讨论了:生命的数量或生命的质量能否做为利益衡量之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真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吗?作者在书末写到他不会选择将胖子推下桥,但他问读者“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第一章 丘吉尔的困境
1944年6月13日凌晨4点13分,距伦敦东南25英里的一块莴苣菜地发生了爆炸。
当时英德两国已经开战5年,而这声爆炸对英国首都的居民而言,标志着一场新折磨的开始——这场折磨将持续数月,导致数千人死亡。德国人把他们的飞行炸弹叫作Vergeltungswaffe,意为“复仇武器”。第一枚V1飞弹只是炸毁了菜地,而当天夜里的另外九枚复仇飞弹则造成了伤亡。
伦敦人不但对自己在面临德国发动的大规模空袭时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引以为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神化。然而在1944年的夏天,虽然前有盟军在6月6日发动的诺曼底登陆,后有纳粹在东线的撤退,但是伦敦人乐观与斗志的源泉依然日渐枯竭。
德国发射的V1飞弹的模样已经很可怕——两吨的钢铁拖着橘红色的火焰从天空猛扑下来——但真正令目击者刻骨铭心的还是它的巨响。飞弹先是像狂躁的蜜蜂一样嗡嗡作响,之后又诡秘地悄无声息,这种寂静说明飞弹耗尽了燃料正在下坠。一旦触及地面,它们就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炸,威力之大足以将几栋建筑夷为平地。为了减轻恐惧,伦敦人给这种飞弹起了个富有童趣的名字:“小飞虫”(而德国人管它们叫“地狱犬”或者“火龙”)。没有几个人能够像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一样淡定,当时她正在读书,突然头顶上传来“小飞虫”的声音。她“仅仅抬眼盯了一会儿天花板,稍微提高音量以抵消天上的喧闹,就继续读了下去”。
因为飞弹是无人驾驶的,所以可以随时打过英吉利海峡而不受时间和天气的限制,并且无人驾驶的特点更让它们的威胁有增无减。伊夫林沃写道:“没有敌人在天上搏命,飞弹就像瘟疫一样冷漠,仿佛这座城市感染了一种巨大的有毒寄生虫。”
“小飞虫”瞄准的是伦敦的心脏,那里人口密集,也是政府和权力机构所在地。一些“小飞虫”飞到了目标区域,其中一只震碎了白金汉宫的玻璃并炸毁了乔治六世的网球场。更严重的是,1944年6月18日,当平民和士兵在白金汉宫附近的卫兵教堂进行晨祷时,一枚V1飞弹击中了那里,造成121人死亡。
卫兵教堂附近的西弗斯地5号的天窗也被这次爆炸震得发晃。这里是一间阁楼公寓,里面老鼠横行、书籍遍地。书籍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将原来嵌在墙里的面包炉拆下来,换成书架。房顶有一道裂缝,透过它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飞机呼啸,地板上也有好几道裂缝,透过它们能听到持续不断的地铁的轰鸣声。这间公寓是两个女人的家,她们分享着鞋子(她们总共只有三双鞋)和同一个情人。艾丽斯在财政部工作,暗中为共产党提供情报;菲利帕正在研究战争结束后,如何利用美国的资金帮助欧洲复兴经济。艾丽斯默多克和菲利帕彭桑切都将成为杰出的哲学家,尽管艾丽斯作为小说家的名气更大。 艾丽斯的传记作者彼得康拉迪说,这两个女人早上走路上班。对于许多建筑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这种事儿,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回到公寓,在密集的狂轰滥炸中,她们会爬进楼梯下的浴缸中寻找舒适和安全。
她们当时还不知道,情况原本会更糟。纳粹德国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除了差点儿炸毁了白金汉宫和造成卫兵教堂严重伤亡的两枚飞弹外,大部分V1飞弹都落在了市中心偏南几英里外的地方。第二,纳粹德国对此毫不知情。
白厅想出了一项天才般的计划:如果能成功欺骗德国人,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击中了目标——或者最好是让他们相信“小飞虫”都落在了城市北部而没有击中目标——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不会调整飞弹的弹道,或者有可能调整弹道让飞弹落在更加偏南的位置,许多人就会因此得救。这一骗局的细节由特工人员精心设计,并牵涉了几个双面间谍,其中就有最富传奇色彩的齐格扎克(Zig Zag)和嘉宝(Garbo),这两个人受雇于纳粹德国,实际上却在为盟军服务。纳粹德国要求目击者提供关于飞弹爆炸地点的情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始终受到齐格扎克和嘉宝定期提供的假情报的误导。
英国军方很快意识到这一策略的好处并表示支持,但要政客们接受这一计划则比较困难。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和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将这一争吵归结为阶级冲突也许有些不妥,但是莫里森本人出生在伦敦南部一个警察家庭,代表着伦敦东部贫困选民的利益。而对于这一行动可能会给市中心南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带来的巨大损失,他可能比丘吉尔体会得更深切。他一想到要“扮演上帝”,由政客们决定人的生死,就感到心神不宁。但如往常一样,丘吉尔占了上风。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就这一行动是否成功进行着争论。一旦齐格扎克和嘉宝发出的假情报被曝光,伦敦南部的居民就会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认识到这一点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决定把这些假情报统统销毁。然而,纳粹德国始终没有调整目标。一位科学顾问促成了这一行动,他的父母就住在伦敦南部,他的母校也在这里(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和母校都会愿意接受这一决定”),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据估计这一行动会拯救多达1万人的生命。
P3-7
我只是随便举例,无意冒犯。
——菲利帕·福特
本书将会留下横七竖八的尸体和一滩血迹。在本书中,只有一只动物会受折磨,但有许多人会丢掉性命。丧命的人大都是无辜的,只是被怪异的情势所迫。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可能会从天桥上跳下来,也可能不会。
幸运的是,几乎所有伤亡都是虚构的。这一思想实验旨在检验我们的道德直觉,帮助我们形成道德准则,并使之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做出的是切切实实的决定,伤害的是活生生的人。所有思想实验的关键都在于摒弃可能在真实情境中干扰我们判断的无关想法,但出于实用性考虑,这些实验不得不与真实情境在结构上保持类似。所以,在之后的章节里,你将会读到几个真实发生过的生死攸关的故事。友情客串的嘉宾有温斯顿丘吉尔、美国第24任总统、一个德国绑匪和19世纪一个被指控吃人的水手。
只有当人们愿意相信思想实验时,它们才会产生效果。哲学书籍的关注对象应该是观念,而不是人。但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间和空间、教养和人格共同作用的产物。一种观点也许会表现为对其他观点的反驳,抑或是对当下人们关注问题的反映,也可能是表现了某个思想家独到的见解。但无论如何,思想史都令人着迷,因此,我挑选出了一两个为本书的基本观点作出贡献的人,把他们写进了故事中。
“杀死胖子”,作为本书核心的犯罪行为,从哲学上讲从未彻底解决,这是有原因的:问题复杂,并且非常复杂。原本看似浅显的问题,比如“当你推那个胖子的时候,你的目的是要杀了他吗?”,其实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如果一本书试图面面俱到地论述由此衍生出的所有问题,其篇幅将是本书的十倍。尽管一些纷繁难解之处不可避免(事实上,正是这些地方为我们带来了学术上的乐趣),但无论如何,我的初衷是写一本让那些没有哲学博士学位的读者也能看懂的书。
我第一次遇到“电车难题”是在读本科时,而那个“胖子”被引入哲学领域是在我读研究生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正是从那时起,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激起了我的兴趣。
为什么不论是哲学家还是非哲学家都对那个胖子虚构的死亡如此着迷?我希望以下章节能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