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有的鲁迅传记，在写到鲁迅离粤赴沪时，用“开阔爽朗”、“精神抖擞”一类词形容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之所以如此，则因为鲁迅觉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我想，鲁迅当时的精神状态，恐咱并不如此昂扬、乐观，毋宁说，更多的是阴郁、忧愤和焦虑。鲁迅在那时，的确有着一种对所谓“大时代”的预感，但鲁迅预感到的“大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生，也可以意味着更彻底的沉沦和死亡。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过这样的话：“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又有人说，鲁迅当时离粤赴沪，是文化鲲鹏“择木而栖”，“最后选择了上海，在那里筑巢”。这种说法也颇不合于实情。鲁迅虽然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但他却从未积极主动地“选择上海”。在当时情形下，鲁迅来到上海，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怀着些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地踏上上海的码头的。对厦门和广州感到失望后，鲁迅并没有在上海长住的打算。许广平后来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一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所以，鲁迅是怀着一种漂泊感踏上上海滩的。

本来，以当时中国之大，也并没有一处地方是鲁迅既能够又乐意居住的。黑暗和压迫、荒谬和无聊、污浊和血腥、腐朽和没落，是到处都一样的。所以，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令鲁迅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习惯、舒适。现在想来，这倒是正常的。如果不这样，倒有些难以理喻；如果不这样，中国也就不是中国，而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因此，当我想象着鲁迅离粤赴沪的精神状态时，我的眼前出现的是《野草·过客》中过客的身影：“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而“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我想，鲁迅离粤赴沪，在他来说，踏上的也正是一条“似路非路”的路。当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时，当然还有“过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然而，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而那边“是荒凉破败的丛葬”。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拣尽寒枝不肯栖”，但最终却不得不在上海滩上栖息下来，并从这里走向了“坟”。但栖息下来的，仅只身而已，至于心，则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也未曾安顿下来过。初来上海时，鲁迅固然有一种漂泊感，一种视上海为逆旅的心态。但实际上，这种漂泊感，这种逆旅心态，直至生命终结，也并未改变过。鲁迅是怀着在上海“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情，在上海过到了死亡降临的。

一个人对当下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心态，是感到满意并准备长久保持下去，还是深感不满并随时打算改变；一个人对眼下栖身的地方怀着怎样的感情，是感到习惯甚至喜欢并准备在此安身立命，还是感到不适甚至厌恶并时刻打算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而那种始终怀有的漂泊感，那种一直存在着的逆旅心态，对鲁迅晚年在上海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无疑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至于鲁迅为何始终不能在当时的上海安下心来，当然有一些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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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一一毛泽东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一一郁达夫

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叶圣陶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或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

——周海罂

被许多人所敬爱和称颂，也被不少人所仇视和责难，——鲁迅的生后一如生前。

正如敬爱和称颂的原因并不相同一样，仇视和责难的理由也并不一致。

在仇视和责难者中，有一类是对鲁迅有着近乎本能的嫉恨。酒精过敏者，杯一沾唇，便面孔涨红，双目充血，浑身发痒，甚至口吐白沫，抽筋打颤。而这类人，则一闻“鲁迅”二字，便气急胸堵，目露凶光，一向平和温软的语调也顿然恶狠狠起来，仿佛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嫉“鲁”如仇。

例如那位苏雪林女士，便可算做这类人的代表。鲁迅刚逝世，她便以纤纤素手，奋力举起了“反鲁”的旗帜。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20世纪60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写了《鲁迅传论》一书，可谓“妙语连珠”。援“奇文共欣赏”之义，不妨略举一二。谈到鲁迅婚姻时，苏女士云：“鲁迅对他太太并无情感，新婚未及一月便又去日本了。以后与其妻似乎亦未重聚。嫌她貌陋，则鲁迅自己并非美男子，嫌她性情乖张，则鲁迅之乖张更可怕，究为何故，不得而知。”谈到鲁迅的经历时，则云：“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在谈到“少时困厄环境逼成”了鲁迅的“病态”时，苏女士把话锋一转：

不过话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许多伟人幼小时都曾在贫穷困顿的环境里打过滚来。别的且不说，以现任总统蒋公为例吧，据蒋公自述：“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比鲁迅家所遭更坏……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蒋公岳峙渊淳的气度……？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竟然要用“现任总统蒋公”的“岳峙渊淳”来印照出鲁迅“性情的恶劣”，真叫人不知怎样说她才好。

苏女士曾是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也曾厕身于大学讲坛，好歹也算个文化人。但一提到鲁迅，便出语与村妇毫无二致，也真是“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如苏雪林一般嫉“鲁”如仇者，今日文场当然也有。大大小小，面目各异的“顽主”们，一提到鲁迅，便要血压猛升，心律失调的，而且也每每出语如同村夫，或干脆显出市井问无赖儿郎相。有人说，这是“无缘无故的恨”，其实，又何尝没有缘故。

对这类人，与之辩驳，都有些无聊。鲁迅如不被这类人恨，则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

另有一类人，之所以对鲁迅心有不满，语含指责，则是因为对鲁迅有着种种误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而这十年，鲁迅招致的误解尤其多。

常有人以为鲁迅“骂人”太刻毒。其实，如果了解鲁迅每一论战的前因后果，如果知道鲁迅是怎样被攻击、被反噬、被陷害，便会觉得鲁迅的“刻毒”实在并不过分。

更有人以为，鲁迅是睚眦必报的。他不是反对“宽容”、拒绝“宽恕”的么，那一定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其实，鲁迅晚年，常处于围剿之中。当乱箭射来时，他即便想一一回击，也不可能做到。当谤诟如潮时，鲁迅固然也时时还击，但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骂他的文章，就是被特意寄到手边，他也不急于看。只是在要用做材料时，才去一翻。晚年，他数次说过“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一类的话，而临终前不久，则更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以上不过聊举几例而已。晚年鲁迅招致的误解，是多方面的。而这本小书，如能多少澄清一点人们对鲁迅的误解，多少加深一点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便也不算完全在灾梨祸枣了。

我引用鲁迅原文时，都在行文中点明了文章题目和写作年月。其他的著作，引述不多，也是在行文中点明了作者和书名。有些资料，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在此特做说明。  1997年4月21日夜紫金山下

2013年7月20日修订定稿

第一章 逆旅中的姑活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就姑且活下去吧”

第二章 刀丛荆榛中的恶战苦斗

 “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

 “骂鲁迅是‘公事’”

 “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第三章 启蒙即救亡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可羞甚于陨亡”

 “甘为泥土”

第四章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与“救得一弊是一利”

 “最好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

第五章 “没齿无怨言”与“一个都不宽恕”

 “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砭锢弊常取类型”与“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与“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

 “有热烈的好恶”与“只能令人变小”

第六章 多少话，欲说还休

 “在悲愤中沉静”

 “其实我何尝坦白”

 “我的顾忌并不少”

第七章 临终情怀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都和我有关”

后记

记得是1997年春节后动笔，以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小书写完。那年我35岁，思想上比今天更为幼稚，学识上比今天更为浅薄，评骘历史、月旦人物，比今天更没有分寸，所以，这本35岁时写的书中，乖舛、荒谬之处，是并非个别的。这一次，我以救活这本小书的心情对它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处是颇不少的。特别要交代的，是原书的第四章《脊梁与篾片》几乎整体地删除了，只保留了最后一节“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即便是这一节，也删掉不少。原来的第四章，主要是论述鲁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对胡适们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不无谩骂之语。这充分显示了我那时的浅陋、糊涂。五年后的2003年，我发表了《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文，从政治观念、政治立场的角度对鲁迅与胡适做了比较。我自以为这篇文章的立论较为公允，现在以这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替换原来的第四章。

除了第四章等于重写，其他地方的修订，主要是删。删掉了不少我现在认为是不正确、不妥当的文字。但并没有删干净。有的地方，无法进行个别字句的删除。要表达我现在的看法，必须整章整节地重写。但出版社催稿甚急，重写似乎不可能。所以，有些我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只得仍旧保留着。

所谓以修订的方式将这本小书救活，并非说修订后的书就有了了不得的价值，而是说，书中对鲁迅的某些看法，例如“姑活心态”，例如“启蒙即救亡”的思想，例如“政治怀疑主义”，例如“多少话，欲说还休”，对于人们理解鲁迅，或许多少起一点参考作用。

书中鲁迅原文引用较多，大都在行文中说明了文章题目和写作日期。其他著作，引述较少，也尽量在行文中指出了作者和书名或文章题目。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收录了较多的鲁迅上海时期的资料。在写作本书时，大大借助了这本资料集，有些观点，则是转引自该书，在此再次说明。  2014年7月24日夜挥汗于南京仙林和园

鲁迅的晚年情怀，在著名学者王彬彬的笔下，更加的摇曳生姿，让人感怀不已。作者既是著名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写作了大量的文化随笔和文学评论。鲁迅的晚年生活，晚年创作，晚年的交往和友情，晚年的思想变化等，也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即文笔细腻、老道，又锋芒毕露、情感充沛，精准地剖析了鲁迅的晚年情怀。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他燃烧生命、以笔为旗的十年。而这十年，鲁迅招致的误解和责难尤其多。

误解他的人，只看到了横眉冷对的鲁迅，而他悲悯深沉的情怀，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鲁迅的晚年情怀》体现了作者王彬彬一贯的写作风格，即文笔细腻、老道，又锋芒毕露、情感充沛，精准地剖析了鲁迅的晚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