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云、胥弋、基斯·巴克主编的《伊文思与纪录电影》收录了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和伊文思研究专家从社会、审美等方面研究伊文思纪录电影的文章。文章的研究范围从伊文思创作的第一阶段“电影诗人”时期的《桥》、《雨》一直到封镜之作《风的故事》。书中还收入伊文思1931—1963年间写作的文章，还附录了伊文思的生平与创作年表等资料。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的一生几乎涵盖了20世纪的电影史。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不仅在于其创作周期长达60多年，有60多部作品问世，还在于他总是一位电影先锋，无论在美学还是政治，电影观念还是技术上，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在“诗意电影”与“政治电影”、“西方”与“东方”之间，矛盾地切换着自己的人生和创作。

孙红云、胥弋、基斯·巴克主编的《伊文思与纪录电影》从社会、政治、艺术等方面阐述了伊文思不同时期作品的成果及其内因，呈现了其电影与他的祖国荷兰、与他所信仰的理想国苏联、东德，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及影响。

导言

第一部分：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

 运动之歌

 《四万万人民》与团结电影

 一场战争的两种观点

 两个“中国”？

 伊文思电影的音乐和声音

 纪录片的搬演

 诚实、坦率的搬演：重构现实

第二部分：伊文思与西方纪录电影

 一种特殊关系：伊文思与荷兰

 《塞纳河畔》与50年代法国纪录电影

 两封书信之间

 伊文思与意大利纪录电影

 伊文思与新拉美电影

 一次富有成效的相遇

第三部分：伊文思论纪录电影

 先锋纪录电影笔记（1931）

 纪录电影的艺术力量（1932）

 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

 好莱坞（1936）

 好莱坞笔记（1936）

 《西班牙土地》上映的演讲（1937）

 纪录片：主观性与蒙太奇（1939）

 纪录电影中的重复和搬演（1953）

 电影与进步（1963）

第四部分：伊文思与中国纪录电影

 我与伊文思

 伊文思的中国情

 伊文思留下的……

 伊文思与罗丽丹的中国缘

 一位电影人和一个国家的传奇

 伊文思：少数派报告及其他……

第五部分：“伊文思与中国”访谈录

 《愚公移山》领队钱李仁的访谈

 《愚公移山》摄影师李则翔的访谈

 《愚公移山》领队吴梦滨、翻译陆颂和的访谈

 张献民《风的故事》的访谈

 尼古拉·菲利贝尔《风的故事》的访谈

伊文思生平年表

主要作品目录

编者后记

从概念到最后完成影片，伊文思对影片《四万万人民》的构思一直在不停地变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轨迹。我们从最初的这些评论可以窥见其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1938年到达中国之前，伊文思希望中国的局势能够允许他采用高度个人化的纪录片拍摄方式，他在西班牙战场上曾试图采用这种方式，但是没有成功。他所称为的“纪录片自身的逻辑发展”将会使政治电影人比旅游片或西方新闻片公司肤浅的和种族主义的言论都调查得更加深入。但是，最初由伊文思和他的美国左翼作者们拟定的拍摄大纲，后来证明在战场上是不适用的。大纲是关于两位堪称楷模的年轻男女的故事，以他们来代表中国的“建设新精神”。同时，也有报道称伊文思计划拍摄一位娃娃兵的生活，一位八路军游击队里的“红小鬼”。看来，在影片拍摄的最初阶段，电影制作人就有为国民党政府拍摄一部官方电影的想法。当时，是国民党迎接他到达当时的首都汉口，并派人指导陪同他在中国的拍摄。但仍然牵涉到他的一些私心，这些个人想法来自左翼团结思想，他与亲密的朋友共同探讨并想努力实现这些想法。但是，国民党官员的干涉却不容低估。

为了部分弥补前线拍摄的困难，伊文思在影片中引入了“三段式”的结构，第一部分：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第二部分：关注战争本身和1938年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第三部分：讲述一位中国年轻人保卫祖国的个人故事。

在最终完成的影片中，这些想法都明显呈现了出来，只是将最后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影片《四万万人民》的第三部分讲述台儿庄战役，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虚构模范主角，同时也是叙述者——王军官。其他两个部分也做了调整，第一部分讲述历史上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日本侵略)，第二部分讲“现代”中国(团结抵抗和国家建设)。然而，作为影片内部的叙述者，王军官的角色肤浅而做作，他基本上只是作为一个叙事的工具，而不具有任何真正的角色定义，从这一点我们看出伊文思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想法与他当时每天拍摄的素材之间，在进行着不断的巨大调整和适应。

在影片最初的构思中，还加入了对毛泽东的八路军和已在西方广为流传的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拍摄，这是西方当时最为好奇的部分。在影片构思的最初阶段中考虑到的一些虚构的角色，都可以在八路军和根据地中遇到。伊文思对在西北的游击队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感兴趣。5月15日，当时伊文思存兰州，特别渴望获得前往陕北地区的许可，为此，他向国民党黄上校提交了一份拍摄大纲，大纲表明需要在那里拍摄具有强烈故事性的情节(而不是纪实拍摄)，讲述一对护士和士兵之间的爱情故事，甚至包括蒋夫人的到访——这些都不太复杂，对于欧美观众来说非常直观。  然而，也有证据显示，伊文思不认为这种明显强调戏剧性的做法是可行的和需要的。这一做法或许只是为了安抚那些陪同他们的人，这些人“不断向伊文思施压，为了获得影片拍摄的完整剧本。”三天前的荷兰文日记，明确表明了伊文思对严密监控的绝望，或许当时他们知道将会被带往蒙古。他们建议将摄制组分开，去拍摄更多的纪实影像，因为在严密的监控下，原来的故事设计已经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在西安找到需要拍摄的主角。日记还表明，伊文思希望晚些时候能够与游击队联系上，因为没有游击队的故事，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他在当时环境下的一些“疯狂的灵感”闪现。

然而，5月15日，另一份共产党根据地拍摄的详细大纲，只保留了一些叙事和个人化的倾向，这个大纲当时或许只是给摄像师的纸条，以便他们能够分成两组，成功绕过“向导们”的监视。这都记录下了伊文思在多样化拍摄时期的重点和策略，以及这一时期他所期望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正式而具有时事性的内容。这包括对八路军的特别强调，其中有毛泽东与学生、士兵一起打篮球，同时，也有对蒋委员长领导的民族团结的强调；真正的游击战斗和民众的支持活动；一些“青年英雄和勇敢女孩”的模范式人物，但都不是太个人化的关注；以及贯穿始终外国观众易于接受的地点，比如美国教堂。这一提纲中对搬演的淡化，明显是对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反应，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审查者们有他们自己对“场景调度”的理解。在一个反复无常和陌生的政治地区拍摄影片，加上政治干涉，这些压力使得伊文思在现场拍摄的直接电影方式和真实电影方式之间犹豫不决，他认为“场景调度”的个性化更加适合他的目标。

P36-38

毋庸置疑，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是20世纪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锋实验，到1988年《风的故事》上映的60余年中，他一生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摄制了80多部影片。他始终以生命的热情和信仰为基石，以手中的摄影机探索现实世界和寻找浪漫（乌托邦）的理想。他的艺术生涯从投身于“为艺术而艺术”为起点，到坚定地以纪录电影干预社会支持革命，“哪里燃烧就到哪里去”，他从一位电影诗人转变为革命者和建设者，他出生入死于西班牙内战、中国的抗日战区、越南的战壕、古巴的革命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各种革命与斗争中。他还致力于荷兰的围海造田，前苏联的大炼钢铁，美国乡村的电气化、中国的大跃进和越南的灌溉等，伊文思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建设，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东方还是西方，抑或地理位置上的从南到北，始终燃烧着一个纪录电影人的信仰与激情，他为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书写了一部浩瀚的风云录。

伊文思所处的时代，从1917年的苏联革命到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是一个艺术和政治此消彼长的时代。他努力使自己站在时代的潮头，艺术先锋与政治先锋两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也此消彼长。伊文思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坚信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推动力，他总是使用每个时期最先进的电影语言进行创作。伊文思又一直信仰共产主义，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他始终支持社会进步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们还能发现伊文思人格的另一方面，他是个极富情感的电影诗人，从他20多岁表现阿姆斯特丹《桥》的运动和力量，到《雨》的多情，经历了，中国《早春》的诗意、《塞纳河畔》忧郁的浪漫，到年届八旬追寻一个电影人最美妙的《风的故事》，片尾那位迎风而立、仰天长笑的伊文思，是他一生精神和诗意的化身。

纵览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反映了20世纪的历史事件、斗争、矛盾、冲突和人类的梦想。他的主题是历史、是时间、是人，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漫长创作历程丰富作品的一致性。伊文思对待自然的浪漫主义态度，对待艺术的理想主义态度以及对待现实社会的激进主义态度矛盾地共存于他的影片中。历史，是一条蜿蜒不确定的河流，总处于潮头的艺术先锋和政治先锋的伊文思，他的命运注定会随着历史的潮流跌宕起伏和毁誉参半。在西方，先锋、诗人、记者、宣传家、自由共产主义者、鼓吹者、灵感的源泉、同道人、导师、乞丐、飞翔的荷兰人，这些词都被伊文思的朋友、敌人、同事以及评论家用在他的身上。在中国，他的名字与“革命家”、“战士”、“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艺术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实，分开来看，每一个词汇用在伊文思的身上都欠准确，而这些词汇聚在一起，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模糊的伊文思形象。伊文思自己说：“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看待我的生平。既可恪守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看到一个投身于革命运动，并为那些为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服务的电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小说，一部留给年轻人的小说。那便成为一个荷兰青年弃离家园，带着他的摄影机去发现世界的历险故事。”西方编撰的《电影百科辞典》评论说：“伊文思在西方尽管因为他在政治上的自我局限使他的声誉受损，但他依然是他所处时代最重要的纪录片人。”

从电影技术来看，伊文思经历了世界电影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配音到同步录音、从35毫米到16毫米胶片的时期。从电影美学来看，伊文思既是纪录片诗学的最早践行者，又是“团结电影”（SolidaritvFilm）长期的身体力行者。于是，纪录片的本体与艺术、与政治、与历史、与民族、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伊文思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所以，伊文思作为世界“纪录电影之父”之一，对他作品的本体研究，显然是本书第一要务。第一部分：“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呈现对伊文思作品本体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伊文思与西方纪录电影”，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一个殷实的资本主义家庭，而他半生的心血却效力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他不断矛盾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问来回切换他的艺术和人生。这部分的研究呈现了伊文思与自己的祖国复杂的纠葛，以及他在世界各国拍摄纪录片及其影响，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重要依据。导演对创作的见解和阐释是纪录片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部分：“伊文思论纪录电影”是伊文思创作最旺盛时期的电影笔记或手稿，这些文章是他的电影理论和创作依据，也是我们理解1960年代以前伊文思电影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伊文思与中国纪录电影”，力图呈现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贡献和影响。伊文思用他的摄影机纪录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既给予这位世界纪录电影大师最高的荣誉，又给他作为“艺术家”的名字蒙上了最深重的阴影。伊文思半生精力都在纪录中国的变化和努力了解中国的文化，时而坚信，时而怀疑，时而困惑；最后一部分：“‘伊文思与中国’访谈录”，旨在挖掘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其晚期最重要的两部大型纪录片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复原伊文思晚年的纪录片刨作思想和美学理念。

这本文集无意为伊文思及其电影提供一个全面而标准的评述，而是力图呈现伊文思的电影工作及其作品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呈现国际间关于伊文思研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尤其是补充了“伊文思与中国”的研究。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国际间关于这部分的研究相当缺失。同样，伊文思电影在国际上的研究状况在中国也显得较为隔膜。本着这样一种“互通有无”的愿景，特邀《伊文思与纪录片》（JorisIvensandtheDocumentarycontext）的编者基斯·巴克（KeesBakker）先生加盟，使得本书兼具中西学者的共同视野。同时，对伊文思长期关注的法国文化出版人、“光影泽库”主编胥弋先生，参与了书稿的编辑整理和校订工作，几年来，他对本书倾注了不少心血，使本书日趋完善，并最终得以出版。

孙红云

2014年7月于北京

遥想25年前，巴黎的那个盛夏，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死神叩响了这位老人的生命之门。弥留之际，他的灵魂风驰电掣般地飞出窗外，飞向风车和郁金香的故乡，恍惚之间，那个有飞翔梦想的少年，又回到了家乡奈美根……灵魂告别大地的时刻到了，这位荷兰人的传奇之梦，萦绕在遥远东方的龙的故乡，久久不肯散去，他在竭力的喘息中，嘴里仍然咕哝着……中国、中国……

这并非文学作品中杜撰的情节，亦非过去某一场景的现实搬演，而是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的传奇纪录电影人伊文思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幕画面。

最初，我接触到伊文思的事迹与电影，是通过伊文思在中国出版的那本自传《摄影机和我》以及早期作品《四万万人民》，日后，为中法文化年法国电影展翻译纪录片《巴黎1900》时，有幸结识了纪录电影专家单万里先生，他的巨著《纪录电影文献》是我最初了解纪录电影的案头书。后经他引荐，认识了孙红云女士，缘由是听说她近年来致力于伊文思研究，而当时，我正向单老师请教，问他关于伊文思的书哪本更有价值。从事出版工作之初，我就意识到中国需要出版更新、更全面的介绍伊文思的书，而这一信念使我们不谋而合。

多年前，她在导师张同道先生的引领下，开始进入纪录片研究领域，也有机会看到伊文思的大部分作品。在撰写关于伊文思的硕士论文时，她阅读了西方关于伊文思研究的文献。其中包括：传记、访谈、论文等。她发现，关于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研究资料甚少，国内更多的是回忆和缅怀文章。

通过她，我也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近”这位传奇电影人。2011年末，在北京新人电影节“伊文思回顾展”上，我与玛瑟琳·罗丽丹相遇，也结识了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时的翻译陆颂和女士，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面、影展及采访中，令我深切感受到伊文思在中国留下的一切，还未到画上句号的时候。目前的媒体报道也往往无所适从，年轻的一代人大多不了解伊文思的经历及作品，他们迷惑，渴望知道真相。

玛瑟琳的记忆中，有些尘封已久的东西，始终未能离她而去，岁月的磨砺使得这种侵蚀更加明晰。或许这些，可以在她的回忆录《我动荡的生活》中找到答案。我向她介绍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她爽快地将书中的“伊文思论纪录电影”这部分内容授权给我。同时，她也希望中国能够出版伊文思的回忆录。

与此同时，其他多位外国学者的授权，也由孙红云女士悉数获得，他们是美国的比尔·尼科尔斯教授、加拿大的托马斯·沃教授、英国的布莱恩·温斯顿教授、法国的基斯·巴克先生及米歇尔·拉尼教授、荷兰的安德烈·斯图夫基斯先生、伯特·霍根卡普教授、智利的蒂齐亚纳·帕尼萨·蒙塔纳里女士等。还应感谢中国学者司徒兆敦、单万里、张同道和张献民等专家的支持，司徒先生的父亲和兄弟都与伊文思结缘，他们提供了珍贵的文字和照片，见证了这段友谊。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期间的合作伙伴，孙红云对他们的采访是相继完成的，其中有的当事人已经去世，有的已近耋髦之年。这些个人的口述资料，让我们接触到影片幕后的背景，是那个时代的印迹和佐证。本书收尾阶段，我特别约请了我的好友、巴黎八大的学子王倩如小姐，对她的老师——法国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进行专访，这位享誉法国影坛的纪录片导演，曾在《风的故事》剧组中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他几经斟酌，终于答应接受采访。连同孙红云对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献民先生所做的一次深入访谈，将会使读者了解到《风的故事》中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意外购得2014年由法国国家电影中心首次用2K修复的《愚公移山》全集，不由得惊喜万分，影片的全集与本书几乎同时问世，这也许是某种机缘巧合吧。

或许冥冥之中，一切源于去年我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伊文思墓前的那次“朝圣”。此刻，我似乎听见，从逝去时光中隐约传来的噗噗作响的“风声”，仿佛《风的故事》中那动人心魄的旋律，它似乎在催促着什么，那是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它承载着“飞翔的荷兰人”的不朽传奇，又一次从西方吹来，声声迫近……

胥弋

201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