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章诒和、张鸣鼎力推荐！

《帝国尽头是民国》继《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解读与追寻。

一部故事体民国微历史！

民国，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别样世界！

配作者傅国涌收藏民国老照片数十幅，领略更真实的民国图景！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为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帝国尽头是民国》是既《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作者傅国涌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挖掘与追寻，在尘封的老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奋争与热血，是新时代大幕开启的曙光。

前言 记录历史：从史官到史民

第一辑 民国前夜

 香港给中国的灵感

 “万木森森一草堂”

 “覆巢几见能完卵”

 “乾坤泡幻局如棋”

 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

 摩登人物的登场

 慈禧后悔杀记者

 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

 “立宪上谕从天而降”

 齐白石眼中的蔡锷和黄兴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

 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

 莫理循的眼睛

 百年前的西部中国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谁救了汪精卫？

 包天笑记忆中的知识分子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

第二辑 民国创立

 雨与帝国的命运

 共和百年，中国仍在进步途中

 殊途同归

 殉清男儿有几人？

 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

 辛亥革命中的老师

 扬眉吐气梨园行

 唐绍仪：未完成的“二十二条”

 萨镇冰出走

 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们

 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剪辫

 易服

 共和要多久——袁世凯的疑问

 “梁财神”亲历孙、袁会谈

 两部小说支配南北人情

第三辑 五色旗下

 袁世凯的无奈

 莫理循的证物

 “少年中国学会”的名单

 “五四”青年的记忆

 三“W”主义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胡老板”不愿登台

 “联省自治”曾是共识

 呜呼，三月十八日

 徐谦的“基督救国主义”

 铁肩辣手殉《京报》

 军阀的雅量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生事业在名山”

 无语江山对夕阳

第四辑 青天白日

 几个1893年生人

 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

 不入国民党的黄郛

 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尿裤子和打赌

 “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

 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

 段祺瑞庐山谈国事

 黄郛：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

 庐山上的邮电检查

 一个1893年人的“三原则”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少了一个“弘”字

 陈布雷日记中的浙大学潮

 “这与你无涉”

 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何过节

 《大公报》评价鲁迅起风波

 “老鼠食牛”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胡政之与张学良

第五辑 寇深国危

 军人和报人的心有灵犀

 “为匹夫匹妇复仇”

 张季鸾驳斥希特勒

 退还“红包”的艺术

 “丘八诗人”冯玉祥的谦虚

 重庆不仅是历史

 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最后一课”

 在场的历史记录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访英归来两演讲

 1943年：一叶落而知秋

 1945年：左舜生的延安见闻

第六辑 浪花淘尽

 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

 “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

 “中间势力”并不空洞

 民国的党

 蒋介石回天无力

 许君远的民国气味

 深水静流

 陈果夫无钱出国治病

 “沈氏三姐妹”

 毛彦文晚年评吴宓

 殷海光因思想而受难

 孙立人将军的毕业纪念册

 大时代同学不同路

 司徒雷登葬哪里都已不重要

后记

110多年的时光，即使放在千年纪的尺度下，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110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清王朝来说，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轻、代价最小的。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君主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这是一次空前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在漫长的编年史中，这样的机会不仅极少出现，而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入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漂橹，以及近乎绝望的等待。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的维新大剧从拉开序幕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从来不想放弃绝对权力的慈禧太后再次从台后走到台前，垂帘听政直至临终。贵为皇帝的光绪有苦无处诉，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1898年的中国，光绪帝手中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志士大臣运筹好了，能一步步地稳健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历史没有命定。

有人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人谋不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康有为确实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步子迈得太急而导致决策失当，这一点不容忽略。上百年后，当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时，如果仍停留在对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味谴责上面，无疑太简单化了，对于维新阵营设计的方案、背后的思路尤其是心态，我们同样要有足够的审视，甚至严厉的解剖。历史的教训如果不能正视，那么教训将永远是教训。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在当时就曾遭到强烈抵触，他的许多言论也以其激烈的姿态为士大夫所难以容忍，他与汪康年争夺上海《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以及采用的手段，今天看来都有许多可议之处。他以为抓住一个年轻的光绪帝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幼稚心态，包括他们最后仰仗袁世凯的幻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都有孤注一掷的心态，这都是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书生意气，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把握和历练，缺乏长期、可持续地改变中国的心理准备，当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和平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路径。当时严复、张謇曾劝说康有为去办教育，他都拒绝了，他的只争朝夕正好表明，他没能摆脱一心为帝王师的古老情结。戊戌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现代型的领袖，即使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康有为也只能走到这一步。

更何况，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言论，就其在读书识字人群中的影响面而言，还不如张之洞，一部《劝学篇》仅仅在变法期间的印量就高达200万册。而康有为著作的传播还是受到很大的阻碍，鼎力支持维新的地方实力派、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曾上折子，要求光绪帝降旨销毁《孔子改制考》，他不认同康有为的这套学说。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陈宝箴主张由张之洞这样有从政阅历的稳健派进入朝廷中枢，主持维新大业。这一步还没来得及实行，形势就已逆转，遭到革职处分的陈氏父子抱恨终天。

反思戊戌年，不能孤立地把百日维新摘出来。往前推，至少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入手，甚至更早；往后，要看庚子年的八国联军进京，以及由此引发的晚清新政，乃至清朝的覆灭。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事件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拔起萝卜带起泥，观察历史要有一定的纵深感，同时还要看到不同的历史侧面，了解戊戌年的基本史实，不能只听康、梁的一家之言，还要看方方面面的记录，比如外国观察者的记录、故宫的档案、反对变法者的记录，哪怕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也是值得一读的，当然我们要有分辨的眼光。只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大量史料都呈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较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只有了解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告别历史的伤痛。无论如何，110多年后，这条告别之路已经在我们的脚下铺开。P16-18

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做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明的视角，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教堂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如果说，随着帝国的终结，“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包括缺乏新闻独立等)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2013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集团，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入夜，悄无声息。

2014年8月28日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及我对民国时代的看法，我出版过的著作确也多与民国有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大约2011年秋天，我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

她问及怎样从社会的精神气质层面来评价民国，“民国范儿”又是个什么概念。我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有人追求共产主义，有人追求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按自己的理想、愿望在努力，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

民国在大陆存续的38年间，多数时候，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国家没有完全扼住社会的脖子，虽然也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就是说，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中国人向往“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比较动荡不安的时代。正因为它动荡、不确定，才给文化、教育等精神性的领域，也就是给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时代。

对于“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民国形象”，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空气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即使也有软弱、犬儒和叛卖，有阴谋、谎言与嗜血的一面，但毕竟个体生命还可以从容地选择如何死。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的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为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给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

收入本书的短文大体上写于2006年迄今的八年间，《先锋国家历史》、《文史参考》创刊时先后约我写过大约一年的专栏，《新世纪周刊》也约我写过一年的专栏，内容虽以民国史为主，却也有不少关乎民国前夜、帝国如何转入民国这个过程的，已超出民国的范围。我想起少时即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几句尤其动人，既有穿越时间的沧桑感，也有肉体生命无可奈何的沉重喟叹。我突然想，我写下的这些片段，不正是在“浪花淘尽英雄”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溅起的水珠、水花或泡沫吗？我将这些零散的读史笔记分为六个部分(民国前夜、民国创立、五色旗下、青天白日、寇深国危、浪花淘尽)，大致上以时间为序，其中第六辑“浪花淘尽”时间跨度较大，一直到司徒雷登归骨杭州时。“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的浪花消歇，生活仍在继续，我们也在历史当中。

2014年8月13日于古田山

傅国涌的历史随笔，是严谨的工笔画，细节上见功夫，他为此付出的功夫，无人能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我生于1917年，傅国涌生于1967年，年龄正好相差半个世纪。社会上有“代沟”的说法，但读了他的著作，我感到心灵是相通的，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岁月而隔膜。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讲述了许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人和事，让我蓦然回首，也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

——《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