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热情消退
进入20世纪的60年代，随着极“左”路线的全方位推行，整个国家政治、文化大气候逐渐趋于紧张，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旋律，许多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影响，都长期处在观望和调整之中。胡正也是如此，秘书长工作主要是配合政治形势，召开会议，组织人员学习文件，业务活动则不断减少，培养人才和推出作品，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
胡正晚年谈到那个时期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时一切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搞阶级斗争，总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国家还有好多阶级敌人，红色政权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中央不断发出文件，号召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国内外敌人捣乱。其实，我们最终也没发现谁是敌人。这样，搞得大家情绪都很不安稳。
这一时期，胡正的创作热情也开始减退，除了完成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外，他所擅长的短篇小说也只写出三篇，就是：《盲女乔玉梅》《拉驴记》《余牛子卖余粮》。尽管胡正想把作品写得更真实、更生动些，但囿于政治制约，这些小说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人物刻画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等诸多方面，都明显受限于时代，根本不及他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并不止胡正一个人，当时的大多数作家都如此。这是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真实状态。
与此同时，胡正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和省文联领导人，还得配合政治形势，写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如《钢铁火花满天红》《胡兰连里英雄多》《七月的彩虹》《花浮盐池六月天》等，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相对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工业、农业战线上人们辛勤劳动的场面，工人、农民并不明白极“左”路线的危害，只是真诚地以自己的干劲，表达对党的信任。这些作品，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都是紧跟形势，奉命写作的“成果”。但是，作为小说作家，胡正在创作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时，也会比较注重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渲染，尽量避免写成那种只是简单地介绍先进事迹的“公文材料”，力争增强可读性和艺术性。
奉命写报告文学
1963年，全国人民咬牙还了苏联“老大哥”的债务后，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工农业生产在经过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之后，逐步走向正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能够有力气参加劳动，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典型的示范作用，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复苏，山西省有关部门确定了要突出宣传的工厂与农村，省委要求省文联组织作家们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典型单位的先进事迹。胡正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这些骨干作家，都奉命分头去写反映农业战线先进典型的报告文学作品。
胡正领到的任务是去晋南地区曲沃县侯马公社白店大队，采访优秀回乡女知识青年孟凤鸣。他后来说，做那种工作对于自己而言真的是轻车熟路，20世纪40年代在晋绥根据地就熟悉了路数，写过若干同类型稿子，所不同的只是二十年后社会大环境发生了改变，所采访内容有所更新而已。
他还像过去一样，住到村里，一家一户吃派饭，跟采访对象孟凤鸣一起劳动，多次访谈；向县里、公社和大队干部了解孟凤鸣的情况，感受曲沃县的风土人情，查阅相关资料，在准备工作就绪后，一口气写出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汾河湾里一枝梅——记回乡女知识青年孟凤鸣》。
虽然是奉命之作，但胡正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作品写得不仅有思想内涵，且颇具艺术特点，能够通过形象生动的心理描写和精彩的对话，把主人公孟凤鸣写得活灵活现，既有现实教育意义，又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胡正写作这篇报告文学时，国家的极“左”路线已经呈现出严峻的态势，文艺方针开始强调“三突出”，要求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高、大、全”式的，而他笔下的孟凤鸣显然是不合乎这个要求的，这恰恰说明了胡正对真实性原则的坚持，力图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能够在当时环境下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1964年4月13日，第四个孩子胡早诞生，四十岁的胡正此时事业顺利，家庭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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