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瞎子的一番话，听得尚宗仁的母亲心里惶惶的，庙也忘了去，抱上儿子扭头就往家走。回到家里，她不敢和家里人声张，连丈夫二梁也没敢说，只是整天在背地里偷偷抹着眼泪。她反复想的是：除了要饭，这世上还有什么活计，用得着挨家挨户地去数人家的门鼻子？
一九五〇年，县里到锦官城设了个邮政分所，要在锦官城招募一名送报送信的投递员，还特地说明“人要热情，老实本分”。可惜告示贴出去一个月，也没人愿意去干这种跑腿受累的活。锦官城的人普遍认为：身上背着个布袋子走村串户地乱转悠，挨家挨户地打听着门口送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饭的呢，人家还不放狗咬？邮政分所挨着剃头匠子老冉的剃头铺子，尚宗仁到老冉的铺子里剃完了头，站在门口朝邮政所里瞅，就看见了所长老苏。老苏手里拿块抹布，站在里头擦着柜台，抬头间看见了在朝里张望的尚宗仁，就笑着招呼道：“进来看看。”
尚宗仁笑了笑，摸着刚理过的短发，走进了邮政所的门。一间屋子，一节水泥柜台，两眼就瞟完了。尚宗仁看着老苏说：“现在，锦官城的人朝外写信，给你就行了？”
老苏说：“买张印花贴上，给我就行了。”
尚宗仁有点怀疑地说：“真是天下什么地方都能收到了？”
老苏折身走进柜台里，一会，手里拿着几射信转了出来，把信举到尚宗仁眼前说，你看看，这是从哈尔滨寄来的，这是从上海寄来的，都是远路里来的。
尚宗仁看着老苏手里的信，问：“只花几分钱，几千里路远的小村子里也能给送到手？”
“对呀，只要有地址，全天下什么地方都能送到。”老苏点着头，眼睛盯了一眼尚宗仁，“你愿意不愿意来这里给我帮帮忙？这可是个行善积德的好活。眼下是要步行着去送，可过不了一阵子，就能配上自行车。那时候，两个车轮子一转，路就变短了。”老苏是南方人，人长得和善，说话的声音也绵软。尚宗仁一时没好意思拒绝，摸着头皮，支吾着说：“要是没人来干的话，我就试试。”
回到家里，尚宗仁把他答应老苏去邮政所里帮忙的事一说，他母亲眼里的泪水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她看着儿子，抬手抹着泪说：“看来你真是这个命，让我担惊受怕了这些年。现在你去干这个也好，等于把要饭的命冲了。”
整整一个春天，锦官城的人已经习惯了老邮差尚宗仁从家里走到墓地，又从墓地走回家里。在路上，他时时地会停下来，站到路边，茫然地向四周观望着，样子像是在等待着锦官城那些被楼房和水泥覆盖着的土地上，重新长满庄稼。
清明过后，阳光的穿透力直抵了地心，地温就从深处的泥层里泛出一层一层的暖意，仔细地包围了草木万物的根。草根暖了，就伸开了细长的触须，饱吸着温暖，恣意地冒出了成片的绿芽，夸张地把地面弄成了一幅一幅随心所欲的水彩画；树木暖了，就齐齐地把枝叶梳理得一片清明，把该绿的叶子、该开的花朵都排上了枝头，它们或是星星散散、淡淡雅雅，或是熙熙攘攘、媚态百生，手拉手地演绎着春暖花开的阵势。
一到墓地，老邮差就把拐杖潦草地扔到了草地里，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草是新发的碧青的草，鲜嫩、柔软、安静地贴在地面上，轻轻地在和泥土耳语着什么。老邮差身子前倾，两只手远远地朝前伸着，掌心贴在地面上，手指头像草根一样紧紧地抠进泥土里，怎么看，他都像是耕地翻起来的一大块土坷垃，匍匐在油亮的田垄里。
墓地对面是一家工厂，厂子门口站着的几个年轻人，正在那里说笑着。老邮差跪在地上后，有个小伙子停止了说笑，手朝老邮差跪着的方向指了指，朝着背向墓地的小顺说：“小顺你看，那个老头跪拜的姿势，像不像电视上那些去布达拉宫朝圣的人？”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翻开《圣经》里的诗篇，在这句优美浪漫的诗歌背后，我们似乎看到了2500多年前，“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的场面。来自巴比伦河畔的痛彻心扉的哭声，记录了犹太民族被巴比伦帝国掠夺、驱使、奴役的一幕，丧失土地，背井离乡，家园不再，如何不长歌当哭?
对于土地的情感，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今天，掠夺、驱使、奴役我们的是比巴比伦帝国更强大的力量——以现代化之名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泱泱大国，土地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反过来也是如此，人的命运多舛，土地的命运也是多舛。近几十年来，我们天天看到的，都是周围的土地被“城市化”所包围、蚕食。一片片耕地和山林变成工厂、车间、楼房，群山不再静谧，溪水不再潺潺，鸟儿找不到筑巢的大树，动物迁徙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在《乡路带我回家》里，才会反复吟唱，回到“天堂般的西弗吉尼亚”。
我们都知道，人是需求非常简单的动物，一杯水，一点食物足矣。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里，不乏洪水到来时，有人带了银子逃出来；有人没有银子，但他却带了活命的食物。于是，在等待平安重新来临的漫长过程里，带食物的人因为有食物活了下来，带银子的人却因为饥饿毙命。这就是说，当灾难降临时，黄金和王冠的价值不抵一块面包，所有的荣耀和梦想都不复存在，也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是在今天，即使是与土地朝夕相处的农民，对土地的认识也处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离不开土地，一方面又因为生存的艰难、劳作的艰辛，拼命想逃离土地。可是，当土地和身份双重缺失后，他们又陷入了更大的惶恐之中。
《史记》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古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可是置身繁荣的城市，我们却似乎越来越不知礼节。现在，我们去银行或车站等公共场所，需要排队的地方，都会有醒目的一米线标识，有的是一条线，有的是排队栏杆。这些看似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却在无意中拷问着我们的心灵，如此简单的问题却需要这样“手把手”的教导，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如此高的修养吗?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拒绝排队、拒绝礼让和尊重隐私吗?没有，传统文化中言辞凿凿：华夏文明，礼仪之邦。彬彬有礼的古人曾经让我们多么骄傲，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嗤笑欧美诸邦为蛮夷之地。而现在，我们自己却变成了“蛮夷”之人。
其实，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大部分篇章是农业文明的历史。是土地、农业支撑着我们周围的世界运行了几千年。当我们一步步拒绝大地的怀抱的时候，人类必然就踏上了不归之路。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已经出现的问题，道德的、经济的、文化的，也许就在于人们对这一根本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反省。从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纠结，才导致整个社会在今天产生了价值观上的混乱。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城市里，在动物园或街心公园看到石头堆积成的假山，我们不会认为这是假山，而是风景……
“中国故事·黄河书系”是一项大型文学原创精品书系，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它与“中国故事·长江书系”是比肩而立的两个姊妹项目。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孕育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的摇篮。“中国故事-黄河书系”意在以黄河为精神纽带，遴选沿黄河流经地域的作家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来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和现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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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芳编著的《爱情史》是中国故事黄河书系之一，《爱情史》讲述了：八十多岁的老邮差得了一种怪病，他的双手只有插进新鲜的泥土里才会停止颤抖。但是村里最后一块土地一一村民的公共墓地也即将被他儿子的企业集团征用。从第一代人为了三亩薄地而背弃了自己的爱情，到今天人们为了城市化不得不果决地放弃土地，一部《爱情史》，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社会转型的心灵史。
常芳编著的《爱情史》是一部关于20世纪乡土中国社会转型的“心灵史”。八十多岁的老邮差尚宗仁得了一种怪病，他的双手只有插进新鲜的泥土里才会停止颤抖。但是处于城市化进程大潮中的锦官城已经找不到土地了，村里最后一块土地——村民的公共墓地也要被他儿子的大东集团征用，规划为工厂的青年公寓楼。从尚家第一代人尚大贵为了三亩薄地而背弃了自己的爱情追求，到今天人们为了所谓的“城市化”，不得不果绝地放弃了土地，一部《爱情史》就是一部土地的多舛命运史。乡村意义上的锦官城永远消失了，消失的还有锦官城人农民的身份。土地和身份的双重缺失，使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锦官城人感到了深深的惶惑和不安。小说直面20世纪乡土中国的种种困惑，拷问着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