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我被派驻厄瓜多尔，6月初向该国总统博尔哈递交国书，自此开始了我的首任大使工作。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两年多时间里，受海拔2800多米高度的困扰，我的身体一直不能适应，主要表现在心率每分钟总超过100次，嘴唇一直呈乌黑色，经常要靠“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心跳过快的问题。访问厄瓜多尔的藏医团认为我不宜在高原地区工作和居住，建议我认真考虑，但我没有照办，因为我觉得不应以个人的理由去影响工作安排。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1993年8月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去基多参加新任总统西斯托·杜兰的就职典礼时，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忧，问我为什么不向国内反映，并表示回国后建议给我换个地方。
刘华秋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之前，曾经担任过美大司司长，我是他的副手，司里关于拉丁美洲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我们不仅是工作上的“搭档”，也是比较好的朋友。他对我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但我从未向他提出过或者暗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和愿望。1988年2月，也就是我在1987年7月被从我国驻尼加拉瓜使馆调回国内半年后，他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约我谈话，代表外交部党委正式通知我，由我接替即将赴秘鲁担任大使的朱祥忠，接任美大司副司长。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希望多指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以接受到的新的任命同他一起在美大司共事，并在他的指导下按照外交部党委的要求和安排创建了拉美司，直到1991年5月我奉命去厄瓜多尔担任首个驻外大使职务。刘华秋同志后来虽然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但仍兼任美大司司长职务，直到被任命为副部长。在基多同刘华秋谈话后不久，我接到国内的通知，让我转任驻古巴大使，但先期回国参加第八次使节会议。当年9月中旬，我从北京返回厄瓜多尔后直飞古巴，到了海拔只有几米的哈瓦那。由于基多没有航班直达哈瓦那，我是经由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转道而去的。为了等下一个航班，我和夫人徐丽丽还在我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同志的官邸里住了两个晚上，得以同黄志良及他的夫人刘静言交换了不少情况和经验。
离开北京前，刘华秋副外长向我交代工作时提到，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你去到那里后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邀请他访问中国，可以适当做些推动工作，但是不要勉强。
中古建交后的前30多年里，由于当时的双边关系情况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卡斯特罗虽然曾多次访问我国的周边国家，包括朝鲜、越南等一些近邻，但却从未访问过我国。对于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特别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着很大影响和崇高威望的领袖级人物，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与古巴甚至与整个拉丁美洲以后关系发展的需要，能够邀请他来我国访问，应该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6月我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古巴时，曾当面向卡斯特罗转达过国家主席杨尚昆对他的访问邀请，卡斯特罗表示愉快接受。我参加过钱其琛访问古巴的准备工作，也参加了钱其琛同卡斯特罗的那次谈话，知道中方的邀请过程。刘华秋副部长交代给我的任务，让我意识到，中国政府有安排卡斯特罗来访的意思，但由于两国关系刚刚全面恢复，尚难明确古巴方面的态度，故让我见机作些试探，并在可能的情势下予以推动。我领受了这项任务，也明白了它的意义……
P56-58
关于与卡斯特罗交往的故事写完了，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已经快80岁了，再不把它写出来，以后可能会越来越难做到了，而让这样的一些故事湮没，我自信会使许多人感到可惜。
在“前言”中我说过，这些年应各方的要求，我曾经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的故事，但都是片段。这次真的下了不少功夫，进行了完整的回忆和反复修订，尤其是在老伴徐丽丽的帮助下将一些细节也回忆、添加了进去，还写了一些我的感触和心情。
同世界历史上的一代名人卡斯特罗的交往值得回味，值得骄傲，我的许多朋友也为我有这样的机缘感到高兴。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外交笔会的几位领导分别动员我把它比较完整地写出来。也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外交部的前部长李肇星同志闻讯后欣然命笔，为这些故事的载体写了序言。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也感到深受激励和鼓舞。在这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感谢笔会领导们的启示，感谢李肇星部长的肯定。
我还要感谢外交部档案馆、拉美司以及我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和时任驻古巴使馆政务参赞陈平等同志，是他们的热诚帮助，使我的拙作得到了完善和增色。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古巴现任驻华大使白诗德同志不仅给了我许多写作方面的鼓励，还专门在官邸设宴，邀请我就本书的初稿与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谈话中，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订正意见，还希望我能设法将此书译成西班牙文出版。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敬意。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东方出版社的简以宁、杨灿等同志除多方联络、奔走外，还就书稿中一些背景材料的使用提出过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意见。我也向他们致以深切、真诚的谢忱。
有这么两句话：“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似对联，似诗；有气势，有意境。我也说不上到底是为什么，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常会把它放在嘴边。
今天是8月13日，是我每年都会特殊予以记忆的日子。我记住这个日子，除了因为卡斯特罗出生于历史上的这一天外，还因为它与我自己有关，因为我也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不过那是中国的阴历：1938年阴历的8月13日。我父母每年中秋节的前两天都必定会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让我感到非常温馨，也让我亲情满怀。我在问自己，于今天写完这本书，是一种巧合吗?
谨以此书献给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敬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
2014年8月13日于北京
反差较大，友情极深
——序徐贻聪同学“两只老虎”的故事
我和本书作者徐贻聪与书中主人公卡斯特罗都比较熟，但对我敬仰和拜会过几次的“老卡”没有老徐熟，对比我早一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长贻聪没有老卡熟。在万米高空捧读此书稿，我既感到亲切，又觉新鲜，深受启迪。
本书朴实地介绍了两只反差相当大的“虎友”。字里行间可见：好人和好人容易成为密友，年龄、学历、官衔、国籍的差异不是了不得的障碍，重要的是有相同或相近的信仰、追求、胸怀……
贻聪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乡村，从小听党的话，后来成为外交官，当过有光荣传统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现任外交笔会理事、北京市和安庆市的外事顾问……他背靠祖国与享誉全球、比他年长一轮、同属老虎的古巴领袖成为忘年交殊非偶然。
卡斯特罗忠于祖国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实现梦想，他死都不怕，面对强权大义凛然。他曾淡然调侃：如奥运会设一项险遭暗杀奖，他肯定是冠军。他多次怒斥霸道，成为联合国历史上脱稿发言大大超时却倍受欢迎的第一人。
他对部下和老百姓则处处温良恭俭让。作为军队总司令和国家元首，他从不摆架子。他勤俭，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也会捡起来吃掉。他规定，公务员坐的车只要有空位子，不准拒载顺路搭车的群众。真是世所罕见。
他这个法学博士特爱体力劳动，包括种菜。难怪他发现贻聪用夫人丽丽自家乡带来的种子在使馆院子里种出好吃的黄瓜后，亲自签发文件，命名“徐贻聪黄瓜”。
为更好地服务人民，他学而不倦，有点像我山东老乡孔子所说“每事问”，提问涉及哲学、历史、外交、中1il三峡工程、家常菜的做法和吃法……难怪贻聪每次与他会见前都要苦心准备，但有时还是被考住“卡壳”。
他重民意，重友谊。古巴是南北美洲几十个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决策前，他公开征求上百万哈瓦那市民的意见，得到热烈拥护。有一次，他出席贻聪的宴请迟到了，便诚恳“自我惩罚”——决不喝酒；他的部下悄悄透露，他不爱喝酒。贻聪离任后，他多次让访华的高官问候老友“小老虎”……
书中此类趣事多了去了。读一读，会增强对卡斯特罗高风亮节的钦佩、对中古两国友谊的珍爱、对人类进步的期盼。
2014年9月26日自山东夏津去海南海口路上
《我与卡斯特罗》记录了作者徐贻聪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16个“初次”，即：“初闻”“初感”“初见”“初领”“初访”“初请”“初接”“初交”“初求”“初委”“初卡”“初受”“初辞”“初陪”“初遇”“初询”，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作者同卡斯特罗绵延50余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
作者徐贻聪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由仅闻其名而亲见其人，并成为要好的朋友。本书记录了作者安排中国国家领导人与卡斯特罗晤谈的过程和见闻，安排卡斯特罗访华的经过，对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的感受，与卡斯特罗的多个“初次”：初次拜访、初次宴请、初次求情……，《我与卡斯特罗》力图通过作者个人同他的交往和对他的认识、理解，介绍他的魅力和为人，也从一个侧面反固中国和古巴近50余年来关系演变的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