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吉林作家郝炜一部以东北抗联的抗日英雄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雪崩》。

郝炜通过《雪崩》的书写，极其鲜活灵动地还原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抗联战士形象。全书以一个老抗联战士的自述为线索，娓娓道出“我”青少年时在东北抗联非同寻常的经历。旨在记录表现当年东北抗联英雄事迹。

“我”父亲是个铁匠，因与村中富户金焕章的女儿金盏花的感情纠葛而离家出走，投奔了一支颇有影响的绺子。十五岁的“我”只得子承父业，与瞎了眼的母亲相依为命。一个化名老刘的抗联战士，潜伏到铁匠铺，直到端掉鬼子的炮楼才离开。日本人报复，母亲惨死，“我”毅然参加了东北抗联……

郝炜的小说《雪崩》以一个老抗联战士的自述为线索，娓娓道出“我”青少年时在东北抗联非同寻常的经历。一幕幕惨烈的战事，一个个抗联将领血肉丰满的形象，带着战火和硝烟，厮杀与搏斗，寒冷与饥饿，枪炮声和呐喊声，扑面而来。

代序：复活那段悲壮的历史

引子

正文

同志，这千头万绪的，你让我天狗吃月亮——不知咋下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还是先从我爹那次莫名其妙的逃走说起吧。

那我就说啦，你别嫌我啰唆、麻烦，人老了，说话就容易走板，我要是说走样了，你就把我拉回来，甭跟我客气。孩子，把水给客人倒上。你们愿意听就在旁边听听，这些话我过去没有给你们讲过，正好这位同志来采访，你们也跟着听听。我可不能像你们爷爷奶奶那样，到死也不讲他们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让我想想，那是哪一年了？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年是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我刚刚十三岁。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年是宋国荣领着各路绺子(土匪)攻打磐石县城的第二年。宋国荣领着攻打县城，在咱吉林，那可是个大事件啊，前些年不让讲，咱也不敢讲，其实东北最早挑起抗战大旗的，还是东北军的旧部那些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有骨气的军人，这不能说瞎话，你听我给你数数啊，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唐聚五、邓铁梅、黄显声、高鹏振、冯占海、宋国荣等等，等等吧，各省都有，说不过来，总之是老鼻子了。当时人家那是正规军，起来抗战能得到老百姓的信服和支持啊！听说那次“攻城”，把小鬼子收拾得够呛，要不是逃出去三个汉奸去朝阳搬援兵，指定会被全部消灭。

榆树沟是个山沟，三面环山，沟里长满了七扭八歪的大榆树，每到五六月间榆树钱会漫山飘舞，是很独特的一番景象。榆树沟屯离黑石镇不算太远，要是走的话，有个把小时就到了。小鬼子那时只在县城里驻扎，黑石镇还没有日本人，只有宋营的人在那里驻扎，他们和老百姓相处得很好，大家都管他们叫宋营兵，有他们在，土匪一般不敢来捣乱，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相对还比较太平。

我前面说了，我爹是个铁匠，一九三三年秋天的那个中午，他不辞而别，直接从他干活的铁匠铺悄悄地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又是为什么走的。他连中午饭都没有吃，就那么撇下我们娘儿俩和他的铁匠铺，急急忙忙地走了，走得毫无道理。

我娘每天中午都要给他送饭，娘那时刚刚做好了饭，我记得是贴的苞米面大饼子，还烀了几穗苞米和几个新下来的土豆，那味道可香了。等我娘听到消息，领着我赶到村东头爹干活的铁匠铺时，铁匠炉的炉火还没熄灭，放在砧子上的镰刀刚刚打了一半，用娘的话说，“这个老东西就这么走了。”

那个下午虽然阳光灿烂，可我们家的天却塌了，娘开始还只是默默地流泪，嘴里咬牙切齿地骂着我爹。后来不断地有人围过来，娘就索性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内心的委屈也像瓢泼大雨一样，倾泻下来，哭得天崩地裂。她什么都骂，骂爹是个该死的老鬼，骂他从来不往家里交一分钱，甚至还捎带上了我，骂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知道她是火气没地方发，就发在我身上。骂到最后，她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成了“我们娘儿俩今后咋活啊”？

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其中还包括我比较讨厌的女人金盏花。我知道在以往那些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她经常站在爹的铁匠铺前，隔着杖子边嗑着瓜子边和我父亲唠嗑，时而发出尖细、虚假的笑，她用手背捂着嘴，时常弯下腰去，岔气了一样。爹的话，在我听来根本没什么好笑的，她却傻乎乎地笑。我觉得她是在讨好我爹，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讨好我爹。最令我不解的是，爹也常常光着膀子，一边打铁，一边跟着她一起傻笑。这些事情我从来不敢跟我娘说，我怕娘和爹吵架。

让我讨厌的还不是她那抹着厚厚脂粉的长脸，而是因为她是大地主金焕章家的女儿。她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我搞不懂爹为什么要搭理她。后来我问过爹，爹先是劈头骂了我一句你懂个屁，接着对我解释说，当年我和你娘来到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都是人家金大户照顾我们的生意。人家是村长，人家不同意咱在这地儿，咱能在这儿落户吗？爹虽然说得也有道理，可那和金盏花有什么关系呢？我总觉得爹和这个女人不对劲儿，不对劲在哪里我还说不上来。其实，我后来才明白，全村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们的事情，只是瞒着我娘一个人。

后来有人说，那天中午正是金盏花隔着杖子和爹说了一会儿话之后，爹才撂下家什，把褂子往肩上一搭，急匆匆地走掉的。有人肯定地对我娘说，“这件事儿好像和金盏花有关。”可是，当着金盏花的面，并没有人敢和我们说这些话。P5-8

代序：复活那段悲壮的历史

王春林

吉林作家郝炜，是我未曾谋面但却神交已久的好朋友。因为年长于我的缘故，我一直尊称他为郝炜兄。除了借助于网络在博客上通过纸条、评论等方式进行交流之外，至今都记得我和他曾经在某一个晚上通过一次电话。通话时的郝炜，正在外边饭店与朋友相聚甚欢，耳闻得一片酒至酣处高谈阔论的声音。此后，尽管仍然无缘晤面，但博客上的往返却日见其增多了。大约也就是在此期间，或许是因为置身于一个长篇小说时代的缘故，一贯擅长于短篇小说写作的郝炜，终于决定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写作文体范畴，开始尝试长篇小说写作了。他这一方面最初尝试的成果，是曾经获得过长白山文艺奖的长篇小说《匿名》。而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过着别人的生活》，乃是郝炜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进一步尝试。很可能因为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追踪研究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写作，因此便得以早在小说正式出版前就先睹为快，而且还专门写出了一篇题名为《人性和时代的双重扭曲与变异》的评论文章。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今年年初春节之后，刚刚收到郝炜专门从遥远的东北给我寄来的《过着别人的生活》不久，就传来了郝炜因为遭遇车祸而不幸重伤住院抢救的消息。我知道，此前的郝炜虽然也曾经有过一次“脑出血”的突然发作，但那次的他，却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强力意志挺了过来。既然有过一次奇迹，难道就不能有奇迹的再一次发生吗？然而，天地不仁，上帝这一次却没有能够再次眷顾古道热肠的郝炜。在病榻上与病魔苦苦挣扎对抗一番之后，年仅五十八岁的郝炜还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的凌晨不幸与世长辞，还是英年早逝了。五十八岁，正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的黄金年龄，只可怜天不假年，否则，郝炜当可以在小说写作上取得更为骄人的成绩。就这样，虽然曾经有过把盏举杯一醉方休的约定，但却终归是天不遂人愿，我终于还是与郝炜缘悭一面。这一点，至今想来，都痛惜遗憾不已的。

好在弃世前的郝炜，完成了一部以东北抗联的抗日英雄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雪崩》。加上此前的《匿名》与《过着别人的生活》，这应该是郝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了。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郝炜的长篇小说《雪崩》呢？虽然说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修改，但从总体上说，《雪崩》也还的确算得上是一部思想艺术相对成熟的长篇小说。因为关于东北抗联与杨靖宇将军的基本史实早已耳熟能详，为公众所周知，所以，郝炜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难点首先在于，通过怎样一种艺术手段的采用才能够成功地制造出某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从而进一步最大程度地牵引出公众的强烈阅读兴趣。这一方面，郝炜的努力主要体现为他对于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精妙设定。首先出场的那个“我”是一位写作者，“我”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父亲过世之后，我从后任的后任主任丁美霞那里得到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批遗物，其中有一些录音磁带：“后来，我听说那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东西，只是我父亲当年采访一位老抗联战士的录音。但时过境迁，没人愿意惹麻烦，也就没人提起要把这些东西归还给我们。”从丁美霞那里拿到录音磁带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抗战故事，多年之后，它依然带着战火和硝烟，厮杀与搏斗，寒冷与饥饿，枪炮声与呐喊声，扑面而来。”在认真地听过父亲遗留下的录音磁带之后，身为写作者的“我”便对这些录音材料进行了文字整理。整理的具体结果，自然也就是这部《雪崩》。这样一来，那位录音磁带中被采访的老抗联战士杜青山，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小说文本中的第二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由此可见，第一个“我”的作用其实有限，他的使命只不过是负责把第二个“我”也即杜青山的叙述合乎情理地牵引出来。真正有效地介入到东北抗联故事之中的，正是这位名叫杜青山的叙述者。

第二个叙述者“我”也即杜青山的身世，具体说来颇有些曲折凄惨。杜青山祖籍为山东临清，是在父亲辈上闯关东来到东北吉林省城附近磐石县的。父亲杜江龙本是一位依靠打铁为生的铁匠。由于与村中富户金焕章的女儿金盏花发生情感纠葛的缘故，被迫弃铁匠铺以及发妻和儿子杜青山(小名“铁蛋”)不顾而离家出走，投了一支颇有些影响的绺子(意即土匪)“老殿臣”。父亲投了绺子，小小年纪的“我”只好子承父业，独力支撑铁匠铺，与突然瞎了眼的母亲相依为命。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化名老刘(实际上名为何有良)的抗联战士为了端掉日本人建在黑石镇上的炮楼，潜伏到了铁匠铺。因为自己的儿子曾经容留过老刘，等到日本人前来报复的时候，“我”的瞎眼母亲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究其根本，正是母亲的惨死，使“我”内心里燃起了对于日本人的深仇大恨，毅然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抗联战士。由此可见，导致“我”参加革命的原因，实际上只是一种素朴的杀母仇恨。那时候的“我”，虽然初通人事，但其实仍然懵懂无知。“我”思想精神层面上的成长过程，是成为抗联战士之后，目睹着那一幕幕堪称惨烈的战事而渐获完成的。从这个角度说，郝炜的《雪崩》也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成长小说的味道。但《雪崩》毕竟不是一部成长小说，借助于第二个叙述者“我”也即杜青山的设定，最主要的艺术效应，恐怕就是小说“陌生化”意味的取得。借助于一位初通人事的成长中少年的眼睛去观察叙述东北抗联的抗日故事，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自然也就获得了某种预想中的“陌生化”审美效果。

实际上，也正是借助于“我”那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叙述视角，郝炜得以相对成功地把东北抗联一段悲壮的抗日历史复活在了他的长篇小说文本之中。何以悲壮？东北自然条件天寒地冻般的严酷且不说，除了悍然入侵的日本鬼子，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部队尚需面对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汉奸，同时也还得想方设法与那些摇摆于抗联和日本人之间的绺子合纵连横。日本鬼子、汉奸、绺子，再加上严酷的自然条件，杨靖宇的抗联事实上需要同时在四条“战线”上开战。一方面是面对着的敌人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却又是自身意志的坚强如钢决不退缩，二者两相对抗的结果，自然就是一种悲壮感觉的油然而生。这一点，在小说接近尾声处作家关于东北抗联差不多已经拼至山穷水尽地步的描写中有着强有力的凸显。“看来，我们的出师不利不是偶然的，这一阵日本人疯狂地讨伐，搞什么归屯并甲，建集团部落，梳篦山林，虱狗政策，同时还常有叛徒出现，我们的队伍根本不是让日本鬼子的讨伐队钳制垮的，而是经常陷入自己人的包围之中，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变成我们的敌人，他们像日本人的狗一样追在我们的后面，紧紧地盯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森林里来回奔波，大雪封山，没有粮食，大家筋疲力尽，什么都吃，吃草茎，吃树皮，甚至吃马粪里没消化的东西和自己身上的棉絮，人要是饿急眼了，没办法，啥都得吃。”也只有在读过这些真切的描写之后，我们方才能够明白那样一个令自己的对手特别震惊的史实。这就是，当日军经过激烈的交战，最终击杀杨靖宇之后，因为对于已经被切断食源多日的杨靖宇的生存状况颇感疑惑，遂命令医生对他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想看看他的胃肠里究竟有什么。没想到，在他的胃肠里竟然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所能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百般震惊之余，对杨靖宇肃然起敬的日军，曾经给他举办过专门的安葬仪式。就这样，凭借着自身的威武不屈，杨靖宇甚至赢得了来自于自己对手的足够尊重。一支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如此，东北抗联中杨靖宇的诸多积极追随者也同样如此。在战场上，杨靖宇和抗联战士宁愿饿着肚子与日军、汉奸对抗，也坚决不肯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不肯向侵略者屈服。这样的一支军队，你尽可以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但他们那样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强力意志是绝不可以被征服的。很大程度上，杨靖宇和他的部队这种勇于牺牲的行为，完全可以被视为对于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一种恰切注解。无论是杨靖宇个人，抑或还是东北抗联整体，明明知道自己坚决抗日的结果乃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必然会以一种失败的结局告终，但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其中，对于如此一种慷慨赴死的行为，我们大约只能够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视之。不管是就人物的精神实质而言，还是就作品的实际美学效果而言，郝炜的这部《雪崩》都只能够被目之以崇高或者悲壮。在当下这样一个举目皆浑浑噩噩的物质化时代，当整个文坛的风气都在以所谓的“去崇高化”或者“去悲壮化”为一时流行时尚的时候，郝炜能够神定气闲地坚持东北抗联抗日故事的书写与传达，能够坚持一种崇高或者悲壮美学艺术风格的追求，其实还是需要具备足够勇气的。

从根本上说，小说是一种事关人性的艺术形式。也正因此，在东北抗联一段具有崇高意味的悲壮抗日历史的复活之外，郝炜《雪崩》的另外一重思想艺术价值，乃突出体现在对于真实人性世界的艺术勘探与呈现上。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透视与表现，往往会凝结体现为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郝炜《雪崩》的情形，正是如此。这一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依然是杨靖宇这一形象。实际上，不管是通过何种艺术形式书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杨靖宇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在一般人的想象与理解中，能够在很长时间里仅仅依靠树根草皮就可以维持生存的杨靖宇，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一个人性世界寡淡乏味的人。但作家郝炜一个不容忽略的艺术贡献，就是通过《雪崩》的书写，极其鲜活灵动地还原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杨靖字形象。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富有人情味的杨靖宇形象，乃是通过其警卫员“我”也即杜青山的叙述视角而表现出来的。杨靖宇的人情味，在他和“我”首次见面时，就有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表现。当时，二师的两名战士在把“我”与同行的刘磕巴送至杨靖宇军长那里后，要急着返回部队去：“他安排我们先休息，二师的战士要赶回去，说他们师长有命令，让他们护送到地方就立即回去。杨靖宇显然是很欣赏自己的部下。他说：‘曹国安治军严厉，能带出好兵。不过，今天就例外了，你们很辛苦，怎么也得吃顿饭再走。’”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留饭的一个细节，杨靖宇的人情味就已经跃然纸上了。此外，杨靖宇的人情味，也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那位犯了男女作风错误的高参谋长的处置方式上。一方面，高参谋长既然犯了错误，就不能不接受纪律处置，通过这一点，表现出的是杨靖宇治军不容变通的原则性。但在另一方面，坚持原则的杨靖宇却也表现出了足够的人情味：“临走的时候，杨靖宇军长亲自送他，杨军长说：‘老高啊，你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不管你去那儿，要好自为之，我们做不了同志，情分还在，只要你以后继续抗日，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在发现受到纪律处置的高参谋长居然没有带枪的时候，杨靖宇马上让警卫员取来了枪：“杨军长看了看，眼里也是爱惜的样子，他随手把枪递给高参谋长说：‘你路上带着有用，你毕竟当过军人，对付个把土匪还没问题。’”说实在话，阅读杨靖宇处置并送别高参谋长这一幕，很有一些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不是不喜欢高参谋长，而是因为高参谋长违反了纪律，杨靖宇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处置。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通过高参谋长被处置这一情节设计，杨靖宇这样一位很有人情味的东北抗联高级领导人的形象，就已经活灵活现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杨靖宇之外，其他一些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也都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比如，叙述者“我”的父亲杜江龙。杜江龙的性格特点，有着鲜明的投机意味。无论为人还是做事，一贯首鼠两端。对于其性格特点，我们完全可以用有奶便是娘或者脚踩两只船来加以定位评价。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他与金盏花之间感情的存在，但更主要的，他的弃铁匠铺投绺子行为，却也还是自私以求自保心理的突出体现。到后来，在自己的实力不断壮大，俨然已经是一支颇值得注意的绺子头目之后，杜江龙摇摆不定的性格特点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会儿被迫依附东北抗联，一会儿又背弃抗联再度为匪，或者干脆就投敌成为令人不齿的汉奸。在杜江龙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背后，我们所真切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个农民业已深入骨髓的自私与狡黠。再比如，那位曾经在江湖上人称“一枝花”的金盏花。与杜江龙的一贯摇摆不定首鼠两端相比较，金盏花其实是一位敢爱敢恨杀伐果断的奇女子形象。虽然出身于富贵人家，但因为内心里爱上了铁匠杜江龙，一介弱女子的金盏花便义无反顾地追随着杜江龙行走在处处险恶的江湖世界。大约也正因为上级金政委充分意识到了这位奇女子内心世界的足够优秀，所以金盏花便被发展成为杜江龙部下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由于金盏花和我爹的特殊关系，她在团里的特殊地位，她行侠仗义，豪爽，还兼有女人的细心，帮助金政委做了不少工作，一般需要协调的事情都由她出面，这使得金政委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据说还在下面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发展了两名党员，其中之一就是金盏花。”想不到的是，天不假以年，金盏花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假若金盏花一直活着，那么，在她的制约影响下，父亲杜江龙大约也不至于总是那么出尔反尔跳来跳去的。革命意志的足够坚定之外，金盏花那样一种简直就是柔弱如水的母性情怀，在小说中也有着相当到位的艺术表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壮烈牺牲前对“我”的临终嘱咐上：“我真后悔没有给你爹再生一个”“你记住，你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等将来把日本人赶走了，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他，把他当亲兄弟待，你能做到不？”“我知道我在你的眼里是个坏女人，可谁让咱们这辈子有缘分了的，我跟了你爹我不后悔，名分不名分的我也不在乎……”读着这一句句烫人的话语，金盏花作为一位女性的柔情似水，自然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杜江龙与金盏花之外，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小喜子、刘磕巴、何有良等，也都相对丰满生动，惜乎篇幅所限，这里也就不再一一论及了。

明年恰逢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郝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旨在记录表现当年东北抗联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虽然与郝炜最终缘悭一面，但身为一位以文学批评为业的人，为郝炜的遗作撰写评论文字，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正因此，我愿意把我这篇不像样子的批评文字敬献给郝炜的在天之灵，诚愿郝炜兄的灵魂在天堂早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