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的这本《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是收集当年侵华日本战犯中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的笔供词编译成的。此书与同类揭露日军罪行书籍不同之处有三点:首先,本书第一次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庄严审判;其次,本书中的日本战犯确确实实向中国人民做了较彻底的坦白、认罪;第三,从这些日本战犯笔供状中看出,中国政府的俘虏政策是充分尊重人权、人格的。本书的特殊意义和时代意义在于,它不是日本侵华罪行量的重复,而是从一个新角度揭露了日军罪行,用以昭示历史,昭示世人。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的《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是一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图书。全书收录了24篇日本侵略军和伪满洲国日籍高级官员在我国抚顺、太原关押期间写的认罪笔供词,这些笔供词真实、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反映了这些战犯对中国人民的认罪态度。这些材料有较高的教育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不是日本侵华罪行量的重复,而是从一个新角度揭露了日军罪行,用以昭示历史,昭示世人。
我让那3个密探把女青年从男青年身边拉走,把她也用绳子绑上。我用手拨动男青年的脸看一看,他还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可是,他并没有死,还有轻微的呼吸,嘴里吐出鲜红的血块,把黑土的地面都染红了。
“这个混蛋可真顽固!拖延到最后不是还得说吗!”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把捕绳从他的大拇指上解下来。他的两根大拇指已经变形,比中指还长了,捕绳把手上的皮肤勒破了,把肉也勒破了,一直勒到骨头上去。
正在此时,中队长的命令到了。“中队开始转移。马上向中队靠近!”我只好让密探用一块门板抬着男青年,并逼迫着女青年一起去追赶中队的队伍。两个抬着男青年的密探,抬着抬着就走不动了,我们已经跟不上中队了。我憋了一肚子气,脾气就越来越凶暴了。当我们走到离村庄大约200米的一片高粱地时,两个密探把门板放下,就仰面朝天地躺到地上了。这时,我就想,应该把这个男的砍头。
男青年已经是半死的状态了,身体一动也不动。我让双手被绑在身后的女青年走到男青年这儿来,对她说道:
“你们这两个混蛋!跟我作对!我要让你们看看顽固不化的下场!至少要让你看看你丈夫是怎么死的!哈哈哈……”女青年虽然不懂我的话,可是她感觉到我要杀他们了,就开始哭起来。
“啊……哈哈!真痛快呀!”我当宪兵2年了,已经用这双手杀死许多中国人了。每当多杀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变得更凶暴一些,或者说,我就变成更加没有人性的人了。
当我举起刀砍下去的一瞬间,女青年突然尖叫了一声就当场摔倒了。
“混蛋!吓死了吗?”我用脚踢了她一下,她又缓过气来,站起身。她的头发乱蓬蓬的,撕破了的衣服下面,露出了因拷打而留下了紫色伤痕的白净的皮肤。她的眼睛由于充血而变成了红色的,她的视线忽左忽右地好像寻找什么似的。
“这个混蛋,因为丈夫被杀而疯了吧!”我这才放心地踢了她一脚,让她跟我走,又追上了中队。大约又走出300米的时候,中队长坐在一片谷子地里等着我。我走到中队长面前说道:“中队长,我去把这个女的杀了吧?”
“女人嘛,干不了什么事。如果没问出什么,就放她回去算了!”中队长这么说。可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
“不,正因为是女人才应该杀掉。刚才,我用毒打拷问了她,又当她的面杀了她丈夫。如果现在放了她,她一定会用狠毒的办法复仇的。所以,我认为应当杀了她!”
中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我又想:“同样是杀人,就不如进行一次对新兵的‘刺杀训练’了。”我命令刚从日本来到中国还不足两个月的新兵们到谷地里,围着那个女青年坐成一圈。我站在她右边,新兵班长站在她左边,我们开始检查新兵们的刺杀技术。
由于我的残酷暴虐到极点的行为而变成精神异常的女青年,面对着刺刀的森严,根本不知道这些刺刀将把她的身体刺成蜂窠一样。在给她松绑以后,她用获得自由的双手拔了一把绿油油的谷苗抱在怀里看着。
突然,班长喊出了“刺杀”的口令。听到口令以后,那些新兵端着刺刀一个跟一个地向女青年冲过来,嘴里一齐喊着“哇——”的声音。
当第一把刺刀刺到女青年身上时,她手里握着的谷苗一下子扔到天空中去,她用手紧紧抓住了新兵手中的枪身。她的眼睛里仿佛喷出了烈火似地瞪着那个新兵。新兵用力地拔出刺刀,那个女青年比他更有力地握紧了枪身,以致刺刀拔不出来了。看到这种情形,班长骂了新兵一声“混蛋!”跑过去踢掉了女青年握着枪身的手。新兵摔了个跟斗,马上又爬起来逃离了现场。女青年陷人了痛苦之中。 “下一个!”班长发令之后,又一个新兵跑过来,把刺刀刺进了女青年的胸膛。女青年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了枪身,使新兵遭到了与前面的人同样的命运。
我看到女青年的愤怒的样子,觉得后背上被泼了一瓢冷水似地寒气逼人。可是,我马上又想到“皇军的榜样是宪兵,我绝不能在士兵面前耍熊!我是有勇气的!”我走上前去踢她的手。没想到,她一把就抓住了我前胸的衣服。女青年每呼吸一次,就从她的头部和胸部的伤口中咕嘟咕嘟地冒出血来。现在,她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只能用仇恨的目光追逐着我。我把头扭过去,向那些新兵喊道:“喂!你们看,杀人就是这样杀法!”说完,我就按住那个女青年的身体,往田埂上乱撞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别人杀人只有武器,而我是用精神杀人。我把躺倒的女青年上半身拽起来,从腰上拔出军刀往她的颈部刺进去,她马上就全身瘫软地躺倒在谷苗上了,从伤口中流出来的鲜血在黑土地上形成了一滩,就像画地图一样越画越大。
我身上穿的中国人的便衣(日本宪兵在敌占区活动可穿便衣)也被这两个中国青年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我就这样逃也似地返回了南台村。
P276-278
人类确实是有共性的。
例如,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侵略战争,无论是纳粹德军侵略欧洲各国,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美国军队侵略越南……所有的侵略军都是残酷、暴虐、不人道的,因而都被和平人民称之为杀人的魔鬼。世界上,并没有哪个民族生来就是残暴的,只有当他们成为侵略者的时候,才变成了人类的凶恶的敌人,这是人类的共性。
但是,由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因而往往会形成各民族的个性,或者说是各民族的特点。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民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从来没有进行过自我否定,从来没有发生过自我革命。以天皇的名义做过的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受到过彻底的批判。例如,推行过军国主义路线,不仅给亚洲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使日本人民吃够了苦果的A级战争罪犯,战后仍然可以大模大样地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正因此,日本民族获得了一个不雅的绰号“不反省的民族”。
如果日本人今后还愿意同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话,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这一个性呢?须知,一个“不反省的民族”是绝对不可能受到“反省的民族”的尊敬的。从更狭义上说来,这个问题是一个牵涉到日本民族今后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日本人必须考虑,自己的这个个性,何去何从?
本书是揭露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中国进行过的残酷、暴虐行为的。这是由当事人自己揭露自己的罕见的记录。为什么说它是“罕见的”呢?因为这是只有“反省的民族”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正如前面说过的,残酷、暴虐行为本身,决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个性。正如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富永正三先生说的:“问题在于战争之后的善后处理。在德国,德国人自己动手审判战犯,把他们从一切公职岗位上驱逐出去,而且这些行动一直继续到今天;在美国,美国人在本国的法庭上审理水门事件的实行责任者卡里中尉……(略)……和这些国家相比之下,日本却是允许那些战犯堂而皇之地回归政界……”这不正是“不反省民族”的“特性”吗!
“反省”是什么?它只能用行动表示出来,别无他法。“谢罪”是什么?这也是只能用行动才能表现出来的概念。没有实际行动相伴的“反省”和“谢罪”,只能是一纸毫无价值的“免罪符”。所以,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早在1971年,我曾经到中国去过,进行“追寻日军足迹”的采访。我虽然是日本人,却没有因为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而向中国人“谢罪”。为什么呢?在南京,面对着泣不成声的、当年被日军杀害了亲人的老人的控诉,我一边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一边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幼儿。正如各位所说的,作为一般平民百姓的幼儿,对于当年的大屠杀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从本质上说来,同中国的人民大众一样,日本的人民大众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并不想因为日本侵略军犯下了罪行而向各位谢罪。问题不在过去,而在现在。日本的一般平民,在日本战败已经37年后的今天,对于日本人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日本又面临着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危险了,如果我们对此采取不闻不问或袖手旁观的态度,那我们就有直接责任了。我们对过去的军国主义表示道歉,是比较容易做的。而阻止当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才是‘真正的谢罪’。这次我们所进行的‘追寻日军的足迹’采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阻止日本向军国主义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式。”
关于本书的出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富永正三会长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首先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应当明确自己作为实行者应当承担的责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彻底追究那些发号施令的当权者的责任。这里所发表的‘自供状’和‘手记’、‘回忆录’等都是在1955年前后写成的。我们回国之后,曾经出版了一本《三光》,给读者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并且取得了广泛的共鸣。但是,也有人非难我们说‘怎么这样不知羞耻’,甚至有人威胁我们。但是,我们不怕这些。我们这次出版《新编三光》的目的是什么呢?当前,全世界都掀起了要求裁军、反对核试验的热潮,日本政府在经济缓慢增长的条件下,一方面提出财政改革、紧缩开支的口号,另一方面却提出增加国防预算,这使人产生了‘危机感’。而在社会上,反动影片《联合舰队》、《大日本帝国》的公开上映,勾起了一些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大日本帝国的怀旧心理;政府的大臣又公开要求,恢复向武功拔群的军人颁发‘金鸱勋章’的制度,等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这些作为战争加害者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应当把日本人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揭露这场侵略战争的本质。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再也不要重复我们的错误了。要揭发那些当权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的余党仍然健在的情况。同时,还要警告今天的当权者,不要再重蹈覆辙。”
只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采取这些实际行动,才是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
作为“不反省的民族”,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抛弃那个可悲的“个性”,都能做出“罕见”的事情来,那么,我们的事情就不罕见了。到那时,我们日本人就能够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一起,毫不逊色地并肩生活了。
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真正的行动。对于模范地实行了这三个“真正”的本书的作者们,我表示衷心的敬意。
“不反省的民族”发生变化的那一天,能不能来到,就取决于我们的这棵幼苗,是能够茁壮生长呢,还是被扼杀在苗圃当中呢?
1982年7月20日于北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