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汪精卫,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两个字——汉奸!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重新去纵观汪精卫的一生,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事件,还需要真实、公正、客观。本书为“汪精卫”之《祸国殃民》,该书形象地再现了汪伪政府成立后,为日军充当马前卒,组建伪军、镇压抗日军民、为日军抓捕慰安妇、为日本输送劳工、掠夺矿产森林资源、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等罪恶。
本书以长篇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叛国投敌,成立汉奸伪政府,建立所谓和平军,建立特务组织,招降纳叛,以反共建国为宗旨,为虎作伥,作恶多端,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疯狂镇压抗日军民,残杀抗日人员家属,秉承日本侵略者旨意,大肆掠夺中国资源,为日军抓捕慰安妇,为日本输送劳工,并参加所谓德意日轴心国,支持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为,罪恶累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汪精卫伪政府终于垮台,汪伪政府汉奸终于得到惩办。
本卷形象地再现了汪伪政府成立后,为日军充当马前卒,组建伪军、镇压抗日军民、为日军抓捕慰安妇、为日本输送劳工、掠夺矿产森林资源、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等罪恶。
历史,用血泪和悲愤,用惨痛和诅咒,送走了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不堪回首,而又永远不可忘记的卢沟桥事变,已经将近四年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仍在猛烈的炮火中燃烧,仍在弥漫的硝烟中震颤!在疯狂的日本法西斯面前,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善良的中国人倒在血泊之中,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建筑物成为瓦砾场!
然而,在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一号,在占地六百六十万平方米的日本天皇皇宫里,环境是这么幽静安然,空气是这么清新爽朗,气氛是这么欢快祥和,处处令人心旷神怡,如同另一个世界里的仙境神地。
“把灾难和痛苦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战争狂人,却是世界上最需要安全,最需要幸福,最需要权势,最需要享乐的人。”还是赫胥黎老先生说得明白。
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点五十分。日本天皇裕仁与皇后良子用罢早餐之后,怡然来到更衣室,由侍从官人江佐正、德川良弘帮他脱下身上的便衣,把皇后事先挑选好的藏青色呢料西服给他穿上,再请他坐下,帮助他穿上皮鞋。按习惯,领带由皇后帮他结在脖子上。当良子帮他结上殷红色的领带之后,他沉思片刻,说道:“凡是接见外国元首,朕都穿军装。上午朕要接见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先生,你怎么让朕穿西服呢?”
裕仁穿军装,是为了在外国元首面前表示他是日军陆海空大本营的最高统帅。对此,良子自然心领神会,她微笑着说:“陛下不是先去表御所阅批文件么?皇上接见汪先生的时间定在上午十一点半,到时再更换军装就是。”她的声音很优美,如伺她的体态一样。
裕仁点点头,表示同意。
从裕仁的寓所吹上御所到他的办公地点表御所,步行十二分钟可到,但他想到清早起来做完祈祷之后,已与良子在御花园散步二十分钟,不愿意再步行,就曲人江佐正、德川良弘和护卫官、便衣警察官护卫,乘坐三分钟的轿车来到表御所。轿车的行速是缓慢的,与步行差不多。
他刚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侍从长藤田文德先送来一杯热茶,再将内阁会议、枢密院、大本营参谋总部通过的九份文件呈上,然后垂手而立请天皇阅批。
裕仁阅读文件的进度很慢,这说明他的认真。一切国家大事的决定与否定,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全在他握笔掌印的指头之上。他毕竟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帝王。他与往常一样,凡是在这种时候,心中就涌起一股崇高感,豪迈感,神圣感,庄严感,甚至伴有几分舍我其谁的冲动。
九份文件都阅读完了,他把大本营参谋总部《关于招募随军慰安妇为在华皇军建立慰安所的决议案》搁在一边,就在其余八份文件上批字。他只在两份文件上用毛笔署上“裕仁”二字,大概写字比盖印更费劲,其余六份文件只加盖印章:对可以同意的事就盖上“认”字,对给予批准的就盖上“可”字,对宫内厅送来阅览的文件则盖上“览”字。那两份由裕仁签名的文件,要分别在他的名字下面盖上御玺和国玺。盖御玺的文件,是内阁会议关于日本政府借给汪精卫政府三亿日元的决议案。御玺上刻着“天皇御玺”四个字,系纯金所制,重达四公斤,是当今世界上造价最昂贵的印鉴之一。这颗金印始铸于明治七年(一八七五年),迄今已有六十六年历史。那份要盖国玺的文件,是日本派往印度的新任大使赴任时所持的国书。国玺也是纯金的,重量只有二公斤,是裕仁的父皇大正天皇在世时铸造的,上面刻着“大日本国玺”五个字。这两颗金印由年过半百的藤田文德保管,他从保险柜里拿出金印,按照天皇的指点,吃力而谨慎地分别盖在两份文件上。
接着,裕仁又拿起那份关于建立慰安所招募慰安妇的文件看了一遍。何谓“慰安妇”,裕仁很清楚。日本史书里有记载,日本大辞书《广辞苑》里也有词条,解释为:“随军到战地服务,以身心安慰过官兵的女人。”更何况,《决议案》里已写得十分明白:“据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在华皇军出兵已有六分之一的人染上了性病,严重影响部队的作战士气。……若有了经过检查无性病的女性为慰安妇,方可确保士兵之健康和日华战争之全胜。”
依靠性刺激打胜仗,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裕仁皱了好一阵眉头。他在思索什么?是在思索人性还是兽性?两年前,他曾经对在上海、广州的日军建立“行乐所”的事情给予过尖锐的批评:“在进人文明世界的今天,军队还在搞什么‘行乐所’,实在有失国体,也势必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必须立即制止。”如今,那么多的士兵患性病,对他是个奠大的讽刺。他的眉头又皱了皱,是感到恼火,还是从人类生理状况考虑,感到一百多万侵华日军的性骚动不可抗拒?只有裕仁自己知道。本来不是宫内厅送来的阅览文件,他却不置可否地在上面签了个鲜红的“览”字。
裕仁阅批完文件,驱车返回吹上御所,换上军装,已是十点三十分。这时,首相近卫文磨、枢密院长平沼骐一郎、陆军相东条英机、海军相及川估次郎、外务相松冈洋古、大藏相河田烈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人,已坐在皇宫的凤凰阁,等待他的接见。
大约过了五分钟,裕仁和良子来到了凤凰阁。
他表情严肃地挥挥手,示意起身恭候他和皇后的大臣们坐下。按照他的旨意,藤田将那些阅批过的文件分别送到有关人的手里。
杉山元接过那份建立慰安所的文件,见上面盖了个“览”字,感到不好理解。按常规,在这种场合里他可以向天皇提出请问。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裕仁面前,指着那份文件悄声问:“是陛下日理万机,误把‘览’字印当作‘可’字印盖了?”他以为是裕仁的粗心大意。
“没有错。”裕仁淡淡地说,声音低低的。
“是陛下没有圣准?”杉山元怔怔地问。
“朕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嘛。”裕仁想得很远,担心将来负历史责任,“不必行文,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慰安所,就斟酌办吧!”他的两只眼睛在近视镜片后面转动几下,“但是,要稳妥,要绝对保密。”
因此,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大东亚战争》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服部卓四郎编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都没有关于随军慰安妇的记载,只有作家伊藤桂一、千田夏光历经艰辛,多方采访和调查,才把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随军慰安妇片断的悲惨生活分别写进小说和纪实文学。
裕仁答复了杉山元,听取了有关内阁成员迎接汪精卫一行的情况简要汇报,然后问道:“汪先生对帝国的接待还满意吗?”
沉默片刻,近卫说:“禀告陛下!从表面看,他们似乎还高兴。但是,恕臣直言,汪先生这次来帝国访问,在机场没有受到皇上的迎接,心里一定有几分不悦,总认为他的地位和影响还不如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呢。”他见裕仁沉默不语,又赶紧说:“当然,这也许是臣的胡乱猜测。”
汪精卫的确对这件事感到不满。
一九三五年,溥仪访问日本时,裕仁和良子偕同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在东京车站迎接他,而汪精卫这回来日本,名义上是天皇和首相的共同邀请,而裕仁夫妇却没有去机场迎接,心想自己是国民党元老,现在已是第三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第二次出任行政院长,难道他的身价还不如只统治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溥仪?他一下飞机,见迎接者中只有近卫而没有裕仁,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打了两记耳光那样丢脸,那样难过。随行者周佛海、林柏生、徐良、周隆庠、行政院参事厅长陈君慧、驻日大使褚民谊等人,也都感到脸上无光而闷闷不乐。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