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从司马炎称帝开始，传了四主，只有51年，但是这短短的几十年，却是中国整个“吃人”专制史的浓缩。帝王极权、王侯割据、宫廷政变、愚孝愚忠、小人倾轧、名士高洁、穷奢极欲、民不聊生……

西晋的历史就像一部专制史的百科全书，一切悲喜情节都能在西晋历史中找到最典型的范本。

西晋是由魏国司马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晋王朝便分崩瓦解，使中国又恢复到原来的分裂状态。三国时期，司马懿作为曹操的军师与吴、蜀交战，因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指挥才能，连续辅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为魏国的实权人物。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卒，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掌权。司马昭权势极大，自封为晋王，封其子司马炎为太子，开始准备取魏而代之。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卒，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该国号为晋，都于洛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晋王朝。

西晋的历史就像一部专制史的百科全书，一切悲喜情节都能在西晋历史中找到最典型的范本。

第一章 蓄势

 第一节 “忍”字心头一把刀＼1

 第二节 事起高平陵＼8

第二章 绝交

 第一节 曹家的挣扎＼12

 第二节 嵇康之死＼16

 第三节 阮籍劝进＼23

第三章 名将

 第一节 晋吴对峙＼27

 第二节 马隆平河西＼33

 第三节 名将云集＼37

第四章 大师

 第一节 洛阳纸贵——左思＼44

 第二节 地理奇才裴秀＼47

 第三节 针灸大师皇甫谧＼49

 第四节 皇家学者司马彪＼51

 第五节 博闻强记张华＼53

第五章 斗富

 第一节 可比桓灵晋武帝＼56

 第二节 天下首富石崇＼58

 第三节 八百里分麾下炙＼61

 第四节 变态奢华的众臣＼62

第六章 妖后

 第一节 儿子和弟弟＼65

 第二节 欲传之位，何患无辞＼68

 第三节 杨骏专权＼70

 第四节 诛杀汝南王＼75

 第五节 谋废太子＼78

第七章 兄弟

 第一节 张华执政＼84

 第二节 周处殉国＼86

 第三节 太子殒命＼88

 第四节 张华与裴■＼91

 第五节 白虎幡＼93

 第六节 首富的末日＼95

第八章 才目残

 第一节 三王讨逆＼99

 第二节 齐王擅权＼103

 第三节 长沙王杀齐王＼106

第九章 烤肉

 第一节 倒霉的陆机＼109

 第二节 嵇康之子＼114

 第三节 火烤长沙王＼118

 第四节 流浪的皇帝＼122

第十章 草莽

 第一节 官逼民反＼128

 第二节 张昌起兵＼134

 第三节 大成建国＼136

 第四节 刘渊逞雄＼138

第十一章 东归

 第一节 十八飞骑＼143

 第二节 刘弘调停＼145

 第三节 陈敏割据＼149

 第四节 计除张方＼151

 第五节 难得的好官＼155

第十二章 归汉

 第一节 东海王得势＼158

 第二节 石勒归汉＼162

 第三节 “飞豹”王弥＼169

第十三章 异己

 第一节 狂士王尼＼174

 第二节 两攻洛阳＼178

 第三节 刘聪即位＼182

 第四节 清谈误国＼185

第十四章 混战

 第一节 受命于危难＼188

 第二节 南阳王如＼192

 第三节 荆湘杜弢＼196

第十五章 永嘉

 第一节 东海王的结局＼202

 第二节 刘曜破洛阳＼207

第十六章 巧战

 第一节 石勒除王弥＼213

 第二节 石勒驻襄国＼218

 第三节 突门巧战＼222

 第四节 愍帝即位＼225

第十七章 垂死

 第一节 风雨飘摇长安城＼229

 第二节 陶侃退杜曾＼231

 第三节 刘琨复国梦＼236

 第四节 石勒虎视幽州城＼239

第十八章 智取

 第一节 千里奔袭王浚＼243

 第二节 刘聪蹈覆辙＼248

 第三节 张轨治凉州＼253

 第四节 羊车一乘去不还＼257

结局＼261

后记 历史出自一孔＼264

司马懿死了，接过继往开来任务的是他的长子司马师。

司马师、司马昭二兄弟跟随其父征战多年，最得司马懿器重的就是长子司马师。这个家伙敢想敢干，有勇有谋有魄力，绝对是开拓型人才。

在家族被外界强力打压的时候，他不是束手就擒，而是悄悄豢养训练了三千死士，在高平陵事变中一举夺权成功，可见其英勇决绝的魄力。

尤其是事变前的那个晚上，他的弟弟司马昭心事重重，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他却睡得昏天黑地，清梦甚惬。可见，在别人看来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他眼中只是“砍头好像风吹帽”一般的轻松。

于是，在老爸死后，司马师自然顺理成章地接替了职位。只是，此时的魏帝曹芳已经20多岁了，雄性动物的本能，让他对自己的傀儡地位感到莫大的屈辱。

忍无可忍之后，曹芳和忠于自己的中书令李丰、张皇后的父亲张缉等人，密谋夏侯玄取司马师而代之。这个夏侯玄的父亲夏侯尚是魏初的功臣，母亲是曹爽的姑妈，夏侯玄自己也是当代名士。

曹芳决定拼死一搏了，可惜，面对司马师这样的对手，曹芳的结局也真的只有一死了。

255年正月，行动走漏了风声，李丰、张缉、夏侯玄以及所有同谋者，都被司马师所杀，并灭了三族，曹芳被勒令退位，司马师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

不仅如此，司马家的心思更在皇位。

废曹芳立曹髦之后的第二年，镇东将军毋(音“贯”)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联合起兵，为曹家打抱不平，率兵6万讨伐司马师。这位文钦的女婿，就是接替诸葛亮执掌蜀国的姜维。

两军相遇，文钦的儿子文鸯率军猛冲。这文鸯少年英雄，勇猛胜过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司马师眼上长个瘤，出兵前刚好开过刀，这时给文鸯一惊，眼珠竟然从眼眶里突了出来。

危急时刻，司马师靠着那段狠劲儿又一次扭转了危局。他一面命令兵将抵挡，一面用被子蒙住脑袋，为了忍住剧痛，被子里面竟被他咬得破破烂烂。

结果，毋文联军战败，毋丘俭被擒并照例灭了三族，文氏父子逃奔了东吴。

古代刑罚都讲灭族，灭三族、灭九族，直系亲属、沾亲带故的统统斩草除根，免留后患。“禽兽不如”是骂人的话，但这种仇杀的残忍方式哪如禽兽呢？禽兽残杀也没有连猎物三族都一起灭了啊。

世间最残忍的动物就是人。

此役，司马师虽然奏凯回师，但眼病却急剧恶化，凯旋的路上就一命呜呼了，时年48岁。

理所当然，司马昭承接兄位，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相当于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首相。接下来的几年，司马昭延续父兄战略，一边整合家族在全国的统治力量，一边寻找着进一步夺取皇位的时机。

渐渐成年的皇帝曹髦也不是傻子，他对保皇派心腹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他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功绩，却为汉语言贡献了这句流传很广的成语。

曹髦同学的这句话是对王沈、王业、王经三个心腹说的。

一般写历史事件的人都爱把人物的来历、生卒年、官职什么的写进自己的文字里，似乎很博学的样子，其实无不是从史书上抄来的，绝大多数读者并不感兴趣。所以，除了极重要的人物我会从史书上照抄一些资料，像三王这样的人物就省略了，有兴趣的可以用网络“百度一下”。

距今170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20岁的魏帝曹髦发飙了。

从14岁被司马家拎上皇帝宝座起，这个皇帝除了对司马兄弟的指示点头称是，就是像个盖章机一样往他们拟定的朝廷决议上盖大印。前两年年纪小不太懂事，随着年纪增长，曹髦的屈辱感和危机感越来越重。尤其是司马昭掌权的这三年来，司马昭对皇帝的态度越来越像是对一条狗，被逼到忍无可忍地步的曹髦准备孤注一掷了。

但是，愤怒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可惜曹髦没有什么实力，愿意跟他走的只有宫中的宦官和侍从。

一天夜里，他把这些人从睡梦中叫起来，只要能走路的都让穿上盔甲，发给武器，又派人连夜叫来王沈、王业、王经三个平时看起来对自己不错的老臣，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早晚就会取我而代之，与其坐着等死，不如你们跟我去讨伐他，考验你们忠诚的时候到了。”

三个老臣一听这话，吓得跪地苦劝，他们知道皇帝这样做就是以卵击石，这些宦官侍从还不够喂司马家的看门狗呢。

但曹髦主意已定，看来也是个有脾气的，如果不是从小被司马家压制，他说不定会成为司马师那样勇猛果敢的男人。

面对三个老臣的苦劝，曹髦从怀里把讨伐司马昭的诏书掏出来往地上一扔，告诉他们自己主意已定，拂晓就要对司马昭的相府发起总攻。

这份诏书，可能是曹髦当皇帝以来颁发的第一份反映自己真实意见的重要指示。也是最后一份。

很快，王沈和王业没影了，去哪里了？自然是去相府告密。

“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货就是交换的意思，用自己的本领交换帝王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但不是用自己的性命。

世俗的所有东西都不值得用性命去换，因为即使换来整个天下对自己也毫无意义，性命就是分数线下面的0，任何数在它上面都没有意义。

二王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为了顾全性命作了正确的选择，再说，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因为事情失败后注定会被灭三族。

拂晓时分，曹髦发现了老臣们的失踪，料到他们去告密了，更是怒不可遏，立即抽出宝剑，带领一群宦官侍从杀向相府。

出宫不多久，迎面碰到了一群士兵，领头的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和武将成济。

这个贾充是个重要人物，中国历史最著名的悍妇贾南风，就是此公的千金。

曹髦大喊：“司马昭大逆不道，你们胆敢跟他造反，都灭三族！”

眼前这些士兵看到皇帝亲征，吓得都放下了武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临阵倒戈，都跟着皇帝走，司马昭的命运还真是难料。

成济也胆怯了，问贾充怎么办。贾充双眼一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爷平时对你们恩重如山，就是为了今天的事。你们是相爷养的，看着办吧！”

成济傻乎乎地还问：“是杀还是抓？”

贾充吼道：“杀！”P12-15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极为客观，但具体到一个浓缩的时代当中，其变化就不是巨大视野所能认清的了。盖因过于宏大的视野，并不能观察到微观时代的变迁，以至于可能会忽视在某个短短的时代当中，影响后世的某些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魏晋之间的历史让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这个时代被赋予了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符号意义，后世把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与魏晋风骨相提并论。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可以产生一个时代的标杆？而这个标杆为什么又在历史上戛然而止，从此只能让人凭吊？

在中国的历史上，皇权所受到的思想、文化的约束是一日少似一日的。这种约束有几个大的滑坡期。第一个滑坡期在秦始皇以法家立国、焚书坑儒之时。在此之前，皇权，或者说王权虽然对于思想者既用且恨，但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合法性完全凌驾于其上。除了当时诸侯纷争的历史背景之外，王权的理论架构并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第一次使国家权力强行凌驾于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之上，强力的国家机构力量凸显。

第二个滑坡期在汉代。汉代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架构固然削弱了其他学术反抗的可能，但由于汉初黄老之术流行，以及汉代所尊的儒术并非正统儒术，而是杂糅了许多其他学派特点、具有一定宗教思想的东西，因此儒家虽然表面上取得了官方的地位，实际上并未对其他学说构成过度威胁。但儒家学说中对于君权的隐形支持，已经得以成为某种国家意识形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到魏晋之时。从后来者的角度看，魏晋时期极度辉煌，“魏晋文章建安骨”始终被视为一种个性解放的标杆。但这个标杆在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是从文化角度对抗王权的最后一曲挽歌。在秦之后的大一统思维里，虽然只是历经短命的“秦”与长命的“汉”两朝，但整个文化氛围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大一统思维成为所有政治的底色，而文化思想方面的大一统也已经开始。

在这个背景下，魏晋的士人进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成规模的反攻，以文化上的不合作与特立独行，来反抗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以“重玄”思想加上刚刚传人的佛教文化为新的思想资源，结合特有的表达形式，对于权力本身作出了不合作的姿态。

但这个反抗其实是不成功的。对于国家来说，如果大一统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任何反抗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于国家权力的挑战。专制之所以为专制，不完全在于它具有强制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威权体系不能被挑战。所以，魏晋之间的士人在进行了华丽的反抗后，乱纷纷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

这段历史大致可以作如是观。最后一次文化性的抗争，背景在第三次、也是国家最终形成大一统思维的统一战争之下进行的，走过了这个时代之后才发现，即使魏晋之间有着最多的关于政治的阴谋，其精神依然还是传统中“士”的精神。在此之后，一道幕布拉开，中国进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我的朋友张立军新写了一本书《乱世——血色西晋》，说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文化与权术交织当中，或许我们可以读出一些曾经有过的长啸与低语。

五岳散人

2009年12月

上小学的时候，买过一本成语词典，最初接触西晋历史就是缘于查阅这本词典。“闻鸡起舞、杯弓蛇影、狗尾续貂、势如破竹、司马昭之心、乐不思蜀”等等成语，让我从小就对西晋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觉神秘而丰富。

系统地读西晋历史，是在20岁那年。有一次，一个单位的图书馆处理图书，我花了两块钱买来了一堆书籍，其中有一本马晋先生编著的《西晋故事》，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粗略地读了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史》，让我对西晋发生的故事震惊又感慨。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官员斗富、名士高洁，让我无数次陷入沉思。可以说，20年前就有了把这些感受写下来的打算，算作我阅读一段历史的感言。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深以为然。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人，今日读史不仅仅要享受历史的趣味，更要紧的是汲取历史中苦难的教训。

两千年来，中国人都在寻找破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兴亡谜局。“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为历代朝廷的兴亡找到了这个答案，他的诗虽写得好，但政治见解却不高明。

事实上，只有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者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诚哉斯言！

解读毛泽东的话，就是说以前的中国没有民主，或者说只有专制，这才是历代摸黑赶路、兴亡轮回的根本原因。那么，万事必有其源头，只要找到了历代专制的源头，就如同CT扫描到了病灶。

这个病灶，我的诊断就是法家管仲为统治者提出的“利出一孔”的治国之策。

根据西方人马斯洛的分析，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并且总是先满足低一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产生更高一层的需求。

因此，只要把人的需求限定在低层次上，他就不会要求更高层次的权益，因为人最低的需求层次是温饱，而决定温饱质量的就是利益，简称利。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强调的就是“利”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提出学说、形成理论的是西方人，但更早看透了这个现象并利用这个规律的却是我们的老祖宗。

春秋前期，法家的创始者管仲针对强兵的问题，给统治者献计：

“一个国家之内，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只从一个渠道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百战百胜；如果两个渠道出利，国家的战力就会减半；三个渠道出利，这个国家就没有打仗的能力；四个渠道出利，这个国家必亡无疑。所以，要限制人民拥有多余的钱财，堵塞人民赚钱的渠道，人民的经济，要由君主给予或者夺取，人民的贫富完全由君主说了算。如果建立这样的制度，人民看待君主就像看待救星，对待君主，就像对待父母。”

原文如下：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管仲没有失望，他的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后世统治的基本国策。

“利出一孔”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滋生着腐败，相应地造成了政治黑暗、人才埋没、思想僵化、道德虚诈、文化矫饰等恶性循环，日益严重而无法根治。

由于这一“孔”就是最大的利，自然成了血拼的目标。西晋“八王之乱”中的诸王，无不是为了控制这一“孔”，八大王骨肉相残，兵连祸结，百姓死难数十万之众。之后引发的“永嘉之乱”，更是把西晋直接推进了覆没的深渊。

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以史为鉴，国人才能走出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