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晚清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李鸿章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做事为官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丰功伟业。如今他们做人做事的绝学仍然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处世瑰宝，为那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指明了一条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

本书曾国藩，治国安邦的名臣，为您讲述其为人处世的绝学；李鸿章，走向世界的舵手，为您讲述其做事为官的绝学！

曾国藩，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道德偶像”，其道德、学问、为官、做人，不仅在晚清中国，甚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历史长河中，皆为士大夫的不二楷模；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自谓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执掌晚清洋务、外交、军事大权三十余年。

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既为师徒，又为同僚，承前启后，皆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倚为肱股大臣。面对内忧外患，他们是最早一批自我觉醒的士林精英，“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他们的言行做派，今天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价，因为都根植于几千年传统中华文化的沃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喜剧，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个人的意义。

上部——老师曾国藩

第一章 做人是曾国藩通向成功的基石

 人生当激，改名明志

 真才实学方为立世之根本

 立身稳健，不随波逐流

 欲成大事者，必自修身做起

 做人当以诚信为基石

 事无巨细，以身作则

 知恩应图报

 大丈夫立于天地间，当坚忍不拔

 收敛是一种境界

第二章 朋友是曾国藩走向成功的依托

 交友要善于经营

 交友要慎重选择

 交友的大忌

 雅量乃交友的破门之术

 以诚相待

第三章 曾国藩的为官境界

 清代晚期官场丑态

 对上司“忠”字当头

 与春风得意者保持适当距离

 对同僚和而不矜

 对下级以礼相待，对能者保举有加

 勇于担当，耐得烦琐

 为国储才，为政之大义

 枪杆子，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

 欲做大官，当廉洁自律

 谋高位者，应注重“分功与人”

 坚守生命线：学会自保

第四章 曾国藩的做事韬略

 一切伟大孕于细微

 做智者不做阴谋家，但需讲究策略

 不悖常理，不悖人心，顺时而变

 攘外安内宜并举

 办事要靠谱

 生存下来才是硬道理

 公利必争，以民族大业为最高追求

 成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要义

下部——学生李鸿章

第五章 以谋事为交身立命之本

 事无巨细，倾心去做

 欲成就伟业，当高瞻远瞩，积极谋划

 量力经营，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结果最关键

 善因势利导，化害为益

 地位有多高，事业有多大

 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承老师衣钵，善用“挺经”

第六章 李鸿章 的用人之道

 择人以务实、才干为首要

 任其所长、弃其所短

 察能授职，量才为用

 用人不疑，用人唯专

 扩大信息源，中西杂陈，不拘一格

 关键岗位用“自己人”

 把顶级人才笼入帐下

 巧用别有用心之人

第七章 李鸿章的叔谋之道

 善于汇报

 谨慎侍主，安全第一

 借助强力站稳脚

 疆臣办大事，应争取近臣支持

 结盟自保

 自己有成就，也要让别人有成绩

 圈里圈外，维护“圈子”利益为要务

第八章 李鸿章的布局之道

 强大缘于占据制高点

 忧患越多，视野越宽，成就越大

 会“示弱”，更要会“示强”

 暂时隐忍，等待战机

 善攻者，必善守

 忍辱只因负重

 谋大局者，不必计一子之得失

附录

曾国藩小传

李鸿章小传

曾国藩与李鸿章人生比较

事业、功名、学问、金钱、官位，无论把哪一样当做人生的追求，其实都无可厚非，无谓对错，只要取之有道。而能否取之有道的前提，是做人的态度。

曾国藩，被誉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道德偶像”，他的一生，做学问、做官、做事，均达到了“人皆欲师之”的境界。而且他还教给子孙后代做人的操守秘诀，让他们也受益匪浅。

做学问，曾国藩不仅为晚清的理学大师、“湘乡派”鼻祖，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留下自己浓重的一笔。其学问体系堪称庞杂博大，蔚为壮观。

做官，为“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直隶总督(领大清王朝督抚之首)，一等毅勇侯(堪称清代汉族文人封侯第一人)。

做事，则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又发轫开启洋务自强运动。

在教育上，亲自栽培的弟弟官居显要，子侄中多有朝廷栋梁，弟子门生、幕僚亲信，则是官居督抚者遍布神州，出将入相，得意门生李鸿章更是承其衣钵，实为具体操办晚清洋务运动的旗手性人物。《曾国藩家书》传于后世，因其理念根植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继往开来，源远流长，即便百年、数百年之后，仍可被同胞后人奉为家教圭臬。至于其家教理念对错与否，后来人认同与否，都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也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家训已是研究、吸纳中国家族文化不可绕开的一座高山、一条大壑。

这些丰硕成果的取得，皆建立在曾国藩成功做人的基础之上。

人生当激。改名明志

古人云：“天下事或激或逼而成者居其半。”

人皆有惰性，如果没有外力的刺激或震荡，许多人都会四平八稳、无声无息地走完一生。

曾国藩深谙其理。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万物之胸怀，有“内圣外王”之勇气和决心，然后方对得起父母的生育教养，不枉来此世上走一遭。他生于湖南湘乡县白杨坪一殷实地主之家，为长子长孙。其父曾麟书四十三岁方中秀才，之前落第十六次。曾国藩自小被家族寄予厚望，自己也继承了祖父辈百折不挠、不气不馁的顽强意志，于第七次考中秀才，仅比其父中秀才晚一年。

曾国藩屡次转学，二十二岁时，转入湖南名儒刘元堂门下。视野的开阔，加强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了明志，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自谓：“涤”是“涤其旧污之染”，“生”乃“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表明自己要告别旧我，走向新生。

曾国藩曾自述说：“先祖星冈公给我取的官名乃‘子城’，号为‘居武’。是取自‘曾子居武城’之意。我幸运考中进士之后，尚未殿试之时，承座师朱士彦朱中堂错爱，特地遣人将我招去，郑重地对我说：‘在我看来，你的文章气势敦厚，将来必有发轫之一日，但是这个名字略觉器度狭小。只以名字论，不但不会受大器重，而且一定不会人士林，你如果因名字之故，不入翰苑，岂不太可惜。’我当时听了我座师的话，方才改为现在的名号，后来果点翰林。”

在这里曾国藩并不是把“座师”的话当成了谶语，迷信于此，而是有志在必得之意。对曾国藩来说，自小家境优越，衣食无忧，稍加努力，亦可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虽然世代奋发向上的家风对他影响较深，但贪于安逸游玩的少年习性，束缚着他积极进取的步伐，他毅然两次改名明志，自我激励，对青少年的他来说，此举诚然可贵。

在关于如何立志上，曾国藩感慨颇深：“《礼记》中说，君子庄敬则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不拔矣。”  曾国藩还曾这样自我反省过：“自从去年十二月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的缘故。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目标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则不能心安！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通宵达旦踌躇犹豫；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呆坐着不起身。这就是我性格优柔不决的原因。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安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却全都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而因此引起小的不快，又不加以调理心态，久而久之，无异于引盗入室。”

由此可见，一代名臣曾国藩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和普通人根本没有两样，也会心浮气躁、斤斤计较，也有见识浅短、囿于内心痛苦挣扎的时候。但他敢于直视自己灵魂中最阴暗的那一部分，并无情地加以自我拷问。这却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曾国藩曾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他坚信“坚其志，苦其心，劳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

这些话，无疑是曾国藩内心世界的一种真实写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的大风大浪，终身不移其志，严于律己，勤于修身，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遍观古今中外，不乏改名立志之伟人贤士。

艺术大师徐悲鸿，原名徐寿康，幼时家贫，父母为供其读书而四处借钱，自然饱受奚落、白眼。这些遭遇，让他深感世态炎凉，身为贫困子弟，就如一只哀鸣的鸿雁，于是改名“徐悲鸿”。此后，他以“哀鸿”自比，勤奋刻苦学习绘画，终成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原名沈君默。民国之时，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既默不作声，何必再开口？”意思是，你名字中有一“默”字，“君”字下的“口”就多余了。想到当时政治黑暗，政府压制百姓言论自由，加上自己本就不善言辞，顿觉朋友言之有理，于是改名为“沈尹默”。

教育家陶行知，原名陶文濬。他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尤为推崇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知行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名“陶知行”。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他领悟到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的道理。1934年7月，他在自己创办的《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一则短文，阐述“行是知之始”的观点，将自己的名字“知行”改为“行知”。此外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行是知之始，学非问不明。”P3-5

晚清社会，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清帝国迅即从权力和荣耀的巅峰走向没落。其间，无数文人士大夫、帝国官僚在这一变局中，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文化、政治和利益群体，从历史的背后走向风云际会的时代前台。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二人。

曾国藩，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道德偶像”，其道德、学问、为官、做人，不仅在晚清中国，甚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历史长河中，皆为士大夫的不二楷模；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自谓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执掌晚清洋务、外交、军事大权三十余年。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凡事讲究“义理为先，兼及事功”，并努力将经济、义理统摄于“经世”的学理之中，因此，成就了后世所称道的“完满人格”。他组建湘军，率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平定波及十余省、长达十四年、几欲颠覆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延续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并且为岌岌可危的老大帝国注入了新的力量。功成之后，曾国藩成为清代汉族文官封武侯的第一人，他裁撤湘军，韬光养晦，寻退以避祸，并暗中安排替手——弟子李鸿童。

李鸿章起于曾国藩幕府，短短几年内，从幕僚跃至与曾国藩并驾齐驱的晚清重臣。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

李鸿章受业于曾国藩，又因其发迹，甚至在洋务等方面，比老师走得更远更高。但到了他这里，曾国藩人格的精髓“义理兼绾事功”则一裂为二。李鸿章只继承了“事功”，而轻视“义理”。其生平成就偏于事功，给后世“留下了一堆残缺不齐的洋务事业”，其生前身后，人格始终有受人非议、诟病之处。

但李鸿章置身于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历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的风头浪尖，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这也正是他人格遭人非议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李鸿章的这一堆“残缺不齐的洋务事业”，令他身后的中国人一直在受益。

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既为师徒，又为同僚，承前启后，皆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倚为肱股大臣。面对内忧外患，他们是最早一批自我觉醒的士林精英，“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他们的言行做派，今天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价，因为都根植于几千年传统中华文化的沃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喜剧，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个人的意义。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梁启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