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刘勰、钟嵘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叙述了刘勰、钟嵘的生平事迹；通过对其著作《文心雕龙》、《诗品》的剖析，全面地论述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对于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以及钟嵘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也作了介绍。

本书叙述了刘勰、钟嵘的生平事迹；通过对其著作《文心雕龙》、《诗品》的剖析，全面地论述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对于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以及钟嵘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也作了介绍。本书的特点，一是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加以认识和表述，阐释文献力求符合原意，对于一些概念、用语作了较细致的解释；二是对于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努力追溯其历史渊源，考察它们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并与后世的文论进行比较，从而论述它们产生的必然性，评论它们的历史地位。本书努力吸取学界已有的成果，同时也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刘勰评传》

前言

第一章 刘勰的生平

 第一节 在定林寺中：入仕之前

 第二节 从入仕到出家

第二章 捍卫佛法的《灭惑论》

第三章 不朽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性质和全书结构

 第二节 文之枢组：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思想

一、论文章的本原

二、论学习经书

三、论学习《楚辞》和酌取纬书

 第三节 执正以驭奇，为情而造文

一、提倡风骨，反对讹势

二、以情纬文，反对繁滥

 第四节 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论创作思维

 第五节 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论作家个性与文章风貌

 第六节 论文辞修饰

一、论声律、对偶、用典、用字等

二、论比兴、夸饰、隐秀

 第七节 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论批评原则

二、评论历史各体文章

 第八节 论文章与时代的关系

 第九节 刘勰的思想方法与《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

一、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

二、《文心雕龙》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

第四章 刘勰论史书和诸子书

 第一节 刘勰的史学思想

 第二节 刘勰论诸子书

附 《钟嵘评传》

第一章 钟嵘的生平

第二章 《诗品》：我国最早的论诗专著

　第一节 五言诗创作和批语风气之盛

 第二节 《诗品》论诗歌的产生和作用

 第三节 《诗品》的诗歌审美标准

一、以情感动人为美

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三、要求“自然”、“直寻”，不以用事为贵

四、关于兴比赋、深浅、雅俗和永明声律说的议论

 第四节 《诗品》的批评方法

一、品第比较

二、推究源流

三、描述风格

 第五节 结束语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语词索引

后记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性质和全书结构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它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也是一部谈论文学理论的书。《序志》篇一开头就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白地说《文心雕龙》之作，是讲如何用心写好文章。因此，我们读这部著作时，处处感到有很强的实践性。从全书的结构安排，从各篇中的具体论述，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所谓指导写作，还包含着纠正当时不良文风的用意。《序志》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肇蜕，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认为当时文人追求新奇的心理太重，因此产生了过分注重表面雕画、浮薄不正的文风，背离了文章的根本。《文心》之作，目的之一便是企图揭示根本，纠正不良倾向。当然这只是指导写作的内容之一，我们自不能执此一端去理解全书。有不少地方，还是总结写作的基本法则，指示一般的写作方法，并不是处处指斥时人的。

同时，《文心雕龙》不止于讲具体的文章作法，许多地方具有理论意义。综观全书，我们感到刘勰努力把有关文章的一切前人论述都网罗无遗，并加以自己亲切的体会、深入细致的分析，再按自己的意图，组织成为体系。人们常说《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其大就大在包罗有关文章写作的一切内容，当然是在刘勰那个时代所能有的“一切”；而精则主要在于分析的细致深入。《序志》篇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刘勰有意识地“弥纶群言”，即融会前人所说，将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加以折中。前人有关文章的论述，当然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再加上刘勰的深刻阐发，这样，《文心雕龙》就具有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刘勰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谈具体的写作法则，而是力求将有关文章的一切命题、一切知识作一个全面的总结，这种著述态度，与他的人生观、力求以著作垂名不朽的思想密切相关。上文第一章说过，刘勰将《文心雕龙》的写作视为精神、生命之所寄；那么，当然不容苟且随意，不肯浅尝辄止。唐代刘知几《史通自叙》将《文心》与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并列，隐然有视之为子书之意。刘知几认为，那些著作内容广博，具有辨证群言、品藻今古的作用；而《文心雕龙》则是一部在辞章领域中裁断众说、树立标准的圆通博大之作。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能给我们以启发。古人立言不朽，往往或立志于修史，或属意于子书。子书常是荟萃群言而加以品评，从而揭举作者自己的意图，“以立意为宗”，具有学术性质。汉代王充、晋代葛洪，都有重成部的学术著作而轻视诗赋小文的倾向。建安时曹丕和梁朝萧绎虽然重视、爱好诗赋，但也还是要著子书(曹丕著《典论》，萧绎著《金楼子》)。当然，众多的子书质量高下不齐，有的较有系统，有的颇为散漫，但其作者都是以成一家之言自居的。应该说，刘勰著《文心雕龙》，也是自视为学术著作的。

总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著作，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而其论述问题的归结之处，往往在于写作实践。书中不少篇章，都从理论阐述切入，而后论写作之道。例如《神思》，先论作家艺术思维的特点，后言如何做到思路通畅；《体性》先论作者主观因素与文章风貌的关系，后言如何求得优良风格和掌握多样化的风格；《通变》先论在前人作品基础上求新求变之重要，后言如何正确地求新变。这些问题——艺术思维问题、风格问题、继承发展问题，以今日眼光视之，都富于文学理论色彩；而刘勰都要从理论到实践，联系到写作。至于论文辞修饰、论篇章结构等等，当然就更具有实践意义了。应该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但不是就事论事谈写作，而是有意识地赋予理论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作家们的写作经验出发，上升到理论，又时时注意对写作实践的指导。从全书结构安排，也足以见出此点，下文将会谈到。  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这里还要谈一下所谓“文”的问题。“文”，不能理解为今日所谓“文学”，而是指文章。这也还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章”。今日说到“文章”，往往指单篇作品，不包括成部著作，又往往不包括诗歌。这大约是因唐宋以后诗文对举而形成的印象。但汉魏六朝所说“文章”，乃是指一切形诸文字的作品。不论是单篇抑或成部著作，也不论。是诗歌等韵文还是不押韵的作品，都可称为文章。那么，为什么说不能理解为今日所谓“文学”呢?因为说到文学，尽管它包括种种体裁，尽管人们对它还难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定义，但富于审美意义，能给人审美愉悦，总是其不可少的特征。一般说来，应用文、公文，今人是不把它们视为文学作品的。但汉魏六朝时所谓文章，却是将各类公文、实用性的文字全部包括在内，并且占颇大比重。试举文学批评史上一些著名作品来看：曹丕《典论·论文》举出四科八体作为“文”之代表，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最具有审美性质的诗赋只占四科之一。奏议、铭诔、诗赋是单篇作品，“书论”则指单篇或成部的论说性文字。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这句著名的话，若理解成曹丕将一般写景抒情的诗赋都视为经国大业，那是未必符合曹丕原意的。其实“经国之大业”主要是指那些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性文体而言。陆机《文赋》举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碑诔以下，也主要是实用性文体。赋末论“文”之作用，说是“众理之所“因”，即一切内容(“理”)藉以表达的工具；又说“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云云。显然在陆机心目中，“文”的范围极广，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文章、经典和子史著作，当都包括在内。至于与《文心雕龙》大体同时而略后的昭明《文选》，只选录单篇文章，不录经史子著作，而且萧统在《序》中明言史书与“篇翰”不同，子书不以能文为本，又说所选录者重在“沉思”、“翰藻”，在“错比文华”、“综辑辞采”，确实是比较简括地反映了对于文章审美性质的认识，但那并非给“文章”下定义。不同于“篇翰”者，不以能文为本者，也仍然是“文”，是“文章”，只是算不上萧统心目中的漂亮文章而已，并未被逐出“文”或“文章”的概念之外。清人阮元所谓“昭明所选，名之日‘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乃有激而发，而实在易滋误会。阮氏说：“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人选也。”“始以入选”，说得大体不错；“始名之为文”，则未免武断而不严密。总之，《文选》也并不与当时“文章”的概念相祗牾。《文心雕龙》之“文”，也是这样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试看书中第六至二十五篇(即通常所谓“文体论”)所论及的文体，单从篇名看，就有三十多种，与《文选》大致相同。这三十多种文体中，大部分也还是公文或其他实用性文体。《书记》篇中所言及者，甚至有家谱、户籍、药方、契约、注释等等，可见其范围之广。三十多类中，《史传》、《诸子》论史书、子书，乃成部著作，其他是单篇作品。总之，在刘勰心目中，凡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文”，都是“文章”。这与汉魏六朝的通行概念是一致的。家谱、药方之类，一般文论或选集当然不会齿及或人选，而刘勰著书，意欲笼罩“文”之全体，故虽也视之为“艺文之末品”，却还是要提上一笔，以示其书之全。

我们这里对《文心雕龙》之“文”作这样详细的解释，主要是想实事求是地依历史本来面目明确其书的性质。对《文心雕龙》，似还不宜视之为今天人们心目中那样的文学理论著作。不然的话，或许就可能发生某些误解。例如《序志》所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云云，若以为这是刘勰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褒赞，或以为是要求一般诗赋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便不够准确。刘勰这儿是就政治活动中的实用性文章和一些子史著作而言，并不是说一般的抒情体物作品的功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文心雕龙》中，又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文章”的审美特性的认识、对“文章”审美性能的高度重视。这就与今天所谓“文学”相通了。因为今之“文学”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它是以语言文辞为手段而具有审美性质。《文心雕龙》所论，可说大部分内容是从写作艺术、从审美的角度着眼的。书的上半部分论各种文体，不但论诗赋等离实用性较远的作品是如此，而且论公文、实用性作品时，也有不少议论着眼于审美。至于下半部分，即一般称为创作论的部分，更主要是论述写作艺术。尤其是《神思》、《物色》、《比兴》等篇，主要是谈诗赋等抒情写景文体的创作问题，与公文，实用性文体关系甚微。因此，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当然也是对的，只是不应将其性质等同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已。

P52-5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刘勰、钟嵘都说文学的起源很早。刘勰举出上古葛天氏时的乐辞，认为是最早的诗歌；钟嵘则举出舜时的《南风》和《卿云》。其实他们同时代的沈约也已经说过，“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确实，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就有了文学；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成长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那么，有关文学的思想理论，本身也就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等一样，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思想的发展当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现象、其他意识形态的的影响，而决定其发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还是文学创作的实践。我国古代文论，尤其具有实践性的品格。本着这样的认识，我首先是努力“就文学而文学”地、也就是从文学内部把刘勰、钟嵘的思想、观点讲清楚，同时也努力注意这些思想观点与时代风气、哲学思想、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在谈这种联系的时候，力求谈得具体、实在。至于他们其他方面的观点，如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钟嵘在政治活动中的某些言论，也尽可能作了介绍，但他们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建树而不是其他。上面这些想法对还是不对，我的努力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是要请专家和广大读者评判的。

对于这两位大家的研究，可说若干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都取得了重要的、丰硕的成果。本书的写作，实深受我的导师王运熙先生的影响。从基本观点到对一些概念、语词的理解，都运用、吸取了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态度、方法上，也力求遵循王先生一贯的教导，实事求是，尊重并努力探寻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王先生的许多关心、指导。当然我也努力吸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是见闻有限，特别是台港和海外学界的成果，了解得不多，颇觉遗憾。书中自然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则期望得到学界的指正。

杨明

于199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