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传光编著的《总编辑手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新闻散说”,凝结作者三十年新闻从业的经历体会,从新闻的关系、新闻的特性、新闻创新、舆论监督、编辑创造、评论创作、新闻修养、晚报都市报的发展等方面分专题论述,另辟蹊径地对新形势下新闻操作的理念和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下部“工作手记”,是作者担任新安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写下的业务札记、采编指导、稿件阅评等,有办报创新理念、新闻实践分析、策划报道点评、为人处事原则,团队作风建设等,采取流畅易读、深入浅出的笔记体,结合新闻案例对很多专业性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新闻实战应有较强指导意义。
《总编辑手记》是一本凝结了作者(丁传光)近三十年关于新闻工作实践、管理与思考的成果结晶。作者曾长期在安徽日报一线从事政治新闻报道工作,后担任新安晚报社总编辑十余年,既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又具备对重大新闻报道、新闻策划思考和运作的能力,且对媒体的发展态势、未来格局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本书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新闻特性、新闻发现、新闻编辑、新闻言论等实务问题作出了深入而独特的思考;第二部分是结合自身在担任新安晚报总编辑过程中具体处理的稿件、策划,所阐发的对于新闻工作、为人处世等问题的哲学认知。
新闻与政治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媒体是政治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利益需要而造就的,因此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新闻反映着现实,记录着历史,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欢乐和痛苦,是时代的“晴雨表”。古今兴废的事,只看作为封建皇都的洛阳就一目了然了,至于今天的发展与进步,新闻也是全面反映了的。
新闻作为一种传播形式,虽然是近代的事,但舆论却是很久的事了。孔子日“驷不及舌”,很早就表达了舆论的作用。中国历朝历代都知道舆论的重要性,夺取政权靠舆论,巩固政权同样靠舆论,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吴广在两千多年前喊出的口号,那时他们就有了“众生平等”的舆论,所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了中国第一场农民夺取政权的战争。秦始皇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强大的秦朝。他为了宣扬威德,进一步巩固统治,经常出巡全国各地,大造舆论。有一次,秦始皇南巡会稽,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经过南江时,太路两旁伫立着无数观看的人群。少年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也在其中。当时项羽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之也!”同样在秦代,看到秦始皇的威风,刘邦也说过一句话,“大丈夫理当如此”,都是一种要造反的舆论。
“文革”期间,安徽一时局势混乱。毛泽东派李德生实行军管,很快稳定下来。中央开总结会,毛泽东点名问:“李德生来了没有?’’李德生向毛泽东敬了标准军礼。毛泽东说:“你用的什么办法啊?”主席台下黑压压的人,都以为李德生要来个长篇大论,没想到李德生就说了四个字:“大造舆论。”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我们党就是靠大造舆论起家的。从此毛泽东对李德生留下深刻印象。
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性质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党刊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列宁说,创办全俄政治报纸的目的在于鼓动革命。毛泽东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舆论十分重要,在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把办报作为除枪杆子之外影响革命、取得革命胜利的第二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尤其重视新闻的作用,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的“导向论”。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又提出了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因此我们把新闻媒体看作党和政府的喉舌,此为“喉舌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征,也是现阶段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贞垂范,八方泪洒马南邨。”这是人民日报社全体同志在邓拓平反以后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上,给这位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的挽联。邓拓,《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又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磨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凭其对政治的理解、对新闻的把握,报人中能出其右者当属凤毛麟角。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央办公厅给邓拓打电话说,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中央希望《人民日报》明天见报一篇社论。邓拓放下电话,立即动笔,三个小时不到,一篇用毛笔小楷写的社论草稿就送到中南海了。黎明前,毛泽东亲手批复了这篇社论,只是用铅笔添了几个字,并批示写道:“照发,很好。”在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时,报纸对指导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中央的得力助手。仅邓拓一人撰写的社论,毛主席就亲笔审过近50篇、周总理审过100余篇,应该说邓拓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平生赢得豪情在”的一代报雄,却在政治风暴的波涛中被无情淹没。在“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责骂声中,邓拓被当作“三家村”黑帅而受到无情打击,最终含恨抱冤离开人世,酿成了新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悲剧。
毛主席在1959年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就是多谋寡断,因此要坚持政治家办报。从这一点上说,新闻是政治的附属,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新闻导向涉及报人安危,新闻工作是一个有极高“风险”的职业。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历来标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这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其骨子里仍然透出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一股酸腐之气。从美国的一些媒体近年来的一些报道,特别是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等的报道来看,他们的报道选择和报道原则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同一事件往往是双重标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美国人喜作“世界警察”,又好以师自居。中国伟人毛泽东不买它的账,把它比作“纸老虎”,把西方势力驱逐出国门之外,美国佬无可奈何几十年。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西学为尊,趾高气扬的美国人又找到了为师的感觉。但向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拜师学艺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刻骨铭心地体验到求“学”之路的艰辛和痛楚,我们缴足了学费,但得到的依然是轻蔑和敌视。我们的新闻也有过沉痛的教训,一些新闻工作者也曾因羡慕西方新闻自由而招了灾祸。我们的新闻还能轻易拜师西方吗?
新闻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着明显的选择性的。特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们不断强调应遵守新闻规律,但不能否认中国新闻的宣传色彩仍然是十分浓厚的。我们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我们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着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宣传工作,对此我们要积极而为,在“自选动作”上下功夫,使新闻宣传更艺术一些,更适合读者口味一些,舍此别无他途。P3-5
十年前,传光同志说自己写了一本关于新闻心得方面的小册子,邀我写个序言。但自他赴新安晚报任老总以后,可能是由于编务繁重,一直未听其再谈及此事。现在他旧话重提,并说根据这几年总揽一报编采工作之实际,对其“心得”又作了重要补充,名日《总编辑手记》。捧读之后,甚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只有按照时代要求和新闻规律审视新闻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探索新途径,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才能使新闻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新闻理论的探讨同样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新闻理论方面的著作浩如烟海,新闻无学的时代已画上句号。从中国的新闻理论上看,学院派教科书注重纯理论或用理论诠释新闻实例的体系司空见惯;在新闻实践层面,新闻界重实践、重剖析、重总结提升方面的论述也比比皆是。而《总编辑手记》一书,试图从实践的操作层面升华新闻的内在本质,从而力图达到理论、心得与实践的融汇贯通和对新闻文化深层次的探索与追求。这本书的成果全部来自一线,是新闻实战操盘手的心路历程和智慧结晶。这与那些玄而又玄、纸上谈兵的新闻理论泾渭分明,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如果说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个汪洋大海,那么《手记》堪称为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手记》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共有十论.从新闻的关系、新闻的特性、新闻创新、舆论监督、编辑创造、评论创作、新闻修养、晚报和都市报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分专题论述,有的选题别人似未涉及,有的选题虽很普遍,但又说出了新意,实属不易。该书第=部分近百篇,皆短小精悍之作。传光同志在新安晚报任总编辑期间的这本办报《手记》,有办报创新理念、新闻实践分析、策划报道点评、宣传把关注意,还有为人处世原则、德行品质操守、为官做事心得等,虽不是鸿篇巨制,也非系统理论,但作者均能信手拈来,十分出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新安晚报总编辑任上办报的艰辛历程,也可以听到新安晚报编采团队为新闻荣誉而战的强烈心音,更能悟到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这对研究当代晚报和都市报的办报方向、团队精神培养、新闻创造等,一定大有裨益。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传光同志深造于名校,勤于钻研,学养深厚,涉猎广泛。书中引经据典,语言流畅而幽默,用例经典而活泼。这本书看似散说,实则传神;看似平淡,实则奇崛;看似寻常,实则高妙。
传光同志热爱新闻事业,对此怀有炽烈的情感。无论是做夜班编辑,还是做记者、部主任乃至总编辑,都是脚踏实地,做一样专一行。他业务全面,消息、言论、社论样样拿得起,特别是善于“炮制”大手笔文章,其业绩受到新闻同行的高度评价。他任新安晚报总编辑十余年,迅速实现了从党报观念到晚报、都市报理念的转变,适应并率领新安晚报团队在办报定位、办报理念、团队精神上不断铸入现代风格,使得新安晚报新闻策划好戏连台,新闻质量不断提升,新安晚报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大。《中部崛起》《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实》《抗击暴风雪》《汶川地震特别策划》《发现安徽》等大型系列报道在全国晚报、都市报界产生重大影响,《暗访纪实》《新闻曝光之后》《安徽正能量》获得安徽新闻名栏目,新安晚报也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十大品牌晚报”荣誉称号,这其中凝结着传光同志和新安编采团队的心血。此书还记录着传光同志作为总编辑组织办报、协调团队的心得,一些观点和办报理念十分前卫,值得报人深思和学习。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写作要有境界,做人处事也同样如此。传光同志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是睿智而机敏,大度而洒脱,虽然出身于僻壤,但思想开阔,善于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此书的出版正是对他为人做事境界的肯定。
(作者原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日报社总编辑)
《总编辑手记》不是一本研究新闻理论的著作,也不是一本教导新闻从业人员编采技巧的经验集成,而是用“第三只眼睛”努力从新闻的灵感、新闻的创新、新闻的审美上另辟蹊径,探讨新的新闻理念和操作模式。但由于本人理论和实践上的功底不足,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观点纯属一孔之见,有些用例可能牵强附会。这本书有很多篇章,有的是十多年前讲座的讲义,有的是座谈会上的发言,有的是学术论文,还有的是编前会上的讲话、评报意见上的批语。因年代关系,可能有些已不合时宜。这本书原定名为《新闻散说》,出版社的同志建议用《总编辑手记》为名,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教。
此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许多同志热情帮助。老领导王鸿同志为本书作序且美言鼓励。章玉政同志为联系本书出版不辞辛苦。一并致谢。该书的形成还得益于安徽日报政治部和《新安晚报》两个战斗团队的创造和激励。凝聚着团队的新闻理想,有些思想是集体创造的结果。
还值得说明的是,此书在成稿过程中,或多或少引用了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分析资料或实例解剖,因时间长久,且考虑到本书体例,不能一一标明出处,在此一并感谢。特此说明。
是为后记。
丁传光
2014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