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集。本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年龄在40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尚未出版过文学专集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均可列入备选范围。本丛书已出版16卷，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2、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年卷已分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卷为2014年卷。

本书为该丛书2014年卷之《现实的多重皱褶》，收录了陈思的评论作品。

陈思是一位理论素养全面、感受能力较强的才俊型理论评论者，他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品分析，每每独具慧眼，对当前作品的赏析，也有不凡的观察能力。

《现实的多重皱褶(评论集2014年卷)》这部精心挑选的论文集虽无意宏观的系统，但就每一作家作品的专题，见解独特，思路新颖，学理厚实，显示了独到的洞察力和感受力。

总序：

序：“绕着说”陈思

上编：理论问题投影

 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

 ——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

 “断桥上的戏谑者”的形象史和文学史意味

 ——重读陈建功小说《鬈毛》

 “底层”的限制

 ——谈曹征路长篇《问苍茫》的“传统依赖症”

 “废人的世界”

 ——须一瓜小说论

 “强度”的文学及其相关问题

 ——以韩松《地铁》为例

中编：当下文学寻踪

 经验·历史·思想·青春

 ——近年海外华人写作研究

 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从《玉米》到《平原》

 “逃犯”的魅力与“同情”的艺术

 ——谈须一瓜小说《太阳黑子》

 迟子健的“温情辩证术”

 ——以长篇新作《白雪乌鸦》为中心

 “棠棣”的幽灵

 ——谈看于晓丹小说《一九八零的情人》

 异教徒和他的方法

 ——评徐则臣长篇作品《天上人间》

下编：艺术场域探微

 从“黄土地”到“北海道”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风景变迁

 快感的限制与补偿：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解读

 ——以《史密斯夫妇》为例

 跨文本中的自传幻觉

 ——解读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

 弱主体的“97焦虑”

 ——以周星驰电影中的“天台”形象为例

 异质美学的崛起

 ——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意义不确定性

 “鸟人”悖论及其异化根源

 ——论过士行话剧《鸟人》

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

——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

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

对于高晓声这样的作家来说，“文学”并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艺术”。更多时候，高晓声将自己当作时代的传声筒，将作品当作回应现实、反映现实和“干预现实”的中介物。如果无法摆脱在90年代之后形成的关于“纯文学”的“认识装置”，就无法理解高晓声大部分作品的真正意义。这也是现在的文学史为何仅仅提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而无法正面评价其他作品的真正原因。

除了农民之外，高晓声在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的干部形象。如果批评家贪图方便，未将高晓声的作品当作整体来进行研究，很可能将农民“陈奂生”当作高晓声笔下人物的唯一代表。事实上，从刘清(《李顺大造屋》)、吴楚(“陈奂生”系列)到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崔大牛(《崔全成》)、刘长春(《我的两位邻居》)、许光(《聪明人》)、周谷平(《绳子》)、宗松生(《山中》)、恽成(《老友相会》)等，干部构成了作家笔下的另一条人物长廊。

在云谲波诡的70～80年代之交，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读者如果有心，从这三种干部的精神状态中，就能够嗅出一丝危机的意味。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不妨认为高晓声以三种干部形象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通过这三种干部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为周遭人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反映了“新时期”所遭遇的三重危机。有鉴于此，这三种文学形象及其对应的理论问题，将成为文学研究者进入80年代历史的路标。

一、谋私型干部与官僚化问题

干部的官僚化问题，是高晓声多年来的胸中块垒。因此，高晓声笔下的第一种干部是谋私型人物。这批干部的共同特点是：从“文革”到“新时期”在官僚制度中占据或高或低的位置，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左右逢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剥夺底层利益等等。这样的彻底利己主义者编织成了一幅连贯漫长的历史长卷：50年代，“说尽真理、做尽坏事”，以“改造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欺压演员妻子的剧团副团长刘志进(《不幸》)②；文革时期，靠哑巴社员尸体升官的公社第一书记(《尸功记》)，阴谋骗取李顺大造房钱的革委会主任(《李顺大造屋》)；“批邓”时期，敲诈动物园未果，以珍奇动物向上级邀功的干部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农业学大寨”时期，围护造田提升政绩不成，组织群众开挖“金库”的许光(《聪明人》)；“新时期”初期克扣农民佣金、骑在江坤大身上过泥地的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曾经独揽大权，在“包产到户”之后丧失威信与生存能力的生产队长崔大牛(《崔全成》)。官僚制度所赋予的权力使他们得以逃避体力劳动和直接生产，个人权力的扩张又使他们往往在分配制度中占有优势，革命激情的丧失使他们只关注个人的官僚位置以及物质享乐。我们不打算再多做说明。①

不仅高晓声，从王蒙、张洁到陆文夫，这批从50年代走来的作家都是如此。这样的共同焦点看似偶然，实际上与这批作家的革命／中国经验息息相关。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始终面临着现代性追求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而革命的平等主义，又要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化。但有些时候，作为官僚化的对立面的革命，却会反过来为官僚化提供条件。“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的确立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而且，有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灭(尽管这是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的需要)为强有力的独立的官僚机构的成长清除了最后的障碍。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被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所分化，不如说是为更加突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所分化。”①与黑格尔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观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国家和官僚机构看作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利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在迈斯纳的认识中，中国社会的官僚化问题之所以没有达到前苏联的地步，源于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固然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声望，使之始终能够以个人意志掣肘整个国家官僚体系，甚至能够越过官僚机构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将平等主义、群众路线等观念贯彻到人心之中，反过来限制了官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土壤。1955～1960年间，这些限制官僚主义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甚至大跃进、农业集体化以及“双百运动”都对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构成了威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高晓声这样的作家，始终带有反官僚主义的敏感和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观能动性。P3-6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l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