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春所著的《核战解码--关于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那些人和事》从粉碎纳粹德国的核梦想开始,以时间为经度,国家为纬度,通过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介绍了核武器的历史发展过程、角色、功过和未来,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介绍了《核不扩散条约》在促进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核武器:承载着大国的战略意志,搅动着世界的政治风云。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宗,重温那些曾危及全球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事件,共同探究核武器的角色、功过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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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核战解码--关于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那些人和事 |
分类 | |
作者 | 王仲春 |
出版社 | 海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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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王仲春所著的《核战解码--关于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那些人和事》从粉碎纳粹德国的核梦想开始,以时间为经度,国家为纬度,通过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介绍了核武器的历史发展过程、角色、功过和未来,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介绍了《核不扩散条约》在促进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核武器:承载着大国的战略意志,搅动着世界的政治风云。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宗,重温那些曾危及全球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事件,共同探究核武器的角色、功过和未来。 内容推荐 核武器的出现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与大国战略需求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率先研制出核武器并将其投放于战场,核武器空前巨大的毁伤威力震惊了整个世界。为此,具有人类良知的科学家们设立了一座世界末日时钟,以警示核战争将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核战解码--关于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那些人和事》作者王仲春首先以世界末日时钟的18次拨动为切入点,概述了当时国际安全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与始末,简约勾勒出战后60多年世界战略形势起伏变化的曲线。而后,作者以核时代的历史进程为纵线,选取并描述了与核武器、核争夺、核讹诈、核竞赛、核扩散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从多维的角度揭示了核时代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核大国战略较量的复杂和智慧,以及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战争、争取世界永久和平所做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全书结构清新,史料丰富,语言生动,不失为一本融学术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读物。 目录 第一章 世界末日时钟的警示(上) 第二章 世界末日时钟的警示(下) 第三章 粉碎纳粹德国的核梦想 第四章 日本核武计划的破灭 第五章 美苏冷战核争霸 第六章 五角大楼秘密核战计划(上) 第七章 五角大楼秘密核战计划(下) 第八章 快步跨人核行列的英、法、中 第九章 美苏核竞争中的间谍战 第十章 美苏“原子弹之父”的坎坷人生 第十一章 印巴南亚核对峙 第十二章 隐秘的核国家:以色列 第十三章 以色列的秘密核突袭 第十四章 十字路口:拥核,还是弃核 第十五章 触目惊心的跨国“核黑市” 第十六章 冷战后更加严峻的核扩散形势 第十七章 当今世界核态势 第十八章 无核世界:任重而路远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A 核武器的分类、分代与杀伤破坏效应 附录B 各核国家核军备分类统计比较 后记 试读章节 第一章 世界末日时钟的警示(上)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在危难中拯救自我,世界末日时钟的拨动,就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人类既然可以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核武器,就应该而且一定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向无核武器时代的道路。 历史已经跨过2012年12月21日这一天,世界安然无恙。人们认识到风传中的那个世界末日,或是对久远的玛雅日历的误读,或仅仅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谣传。然而,世界末日那个危险的时刻确实存在,毁灭世界的力量就存在于世界上的庞大核武库和启动它的核按钮。 在美国芝加哥原子能科学家协会的建筑内,安放着一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安的计时器——世界末日时钟(DOOMS CLOCK)。因为这架时钟的零点象征着人类文明毁灭的午夜,时针的拨动则由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协会的科学家和战略分析家们根据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程度而决定。 就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年,这个告诫人类可能遭到原子弹毁灭性威胁的警示物就问世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架具有警世意义时钟的设计者,竟是一位直接参与美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计划“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的妻子。时钟指针的设计起点是23点45分,指针越接近午夜零点,说明世界面临的核威胁越严重。 当这架时钟于1947年被安置在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协会的大楼内时,由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和随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杀伤威力,时钟的设计者已将指针设定在23点53分。自那时起,60多年来,时钟的指针已被拨动过18次,虽然每次拨动仅仅是几分钟,但每次拨动都预示着世界朝向文明毁灭的午夜走得更近或是离得稍远。诚然,那些西方的科学家和战略分析家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来拨动时钟指针的,但是,时钟指针的拨动毕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核时代国际安全时而紧张又时而缓和的演变曲线。 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始。 美国和苏联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对德日作战的两大盟国,然而美苏这两个大国的蜜月随着“二战”的胜利而结束。1946年3月5日,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邀请,在美国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公开指责苏联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都已“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一年后,杜鲁门在其向国会参众两院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到要应对“共产党领导的恐怖活动的威胁”。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讲话和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冷战宣言。从此,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盟主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1.世界末日时钟第1次拨动 1949年8月,时钟指针前拨4分钟,从最初设定的23点53分向前拨动,定格到23时57分。这次拨动缘于“第一次柏林危机”和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对德国和德国首都大柏林地区实行了分区占领。四大国的利益交织在对德国未来的安排之中,不断出现分歧和摩擦。尽管美、英、法之间也有矛盾,但在对付苏联上又趋于一致。不久,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合并,统称为西方占领区,并继续推行分裂德国的政策。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方占领区实行货币改革。面对西方的攻势,苏联决定反击,遂于第二天,即6月19日,发表声明:“大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之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地区的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施交通管制。 6月22日,苏联决定抢先在柏林发行新货币,作为整个大柏林地区的流通货币。对于苏联的做法,美、英、法三国断然拒绝接受,并决定反击。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美、英、法三国决定在西柏林,也就是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和控制的柏林西区,统一使用加盖“D”字母的西德马克,随后,这种西德马克大量涌入柏林。6月24日,苏联下令禁止西德马克进入东柏林和东德,并开始全面封锁由西占区进入柏林的铁路和水路通道,并要求西方三国军队从柏林撤走。西柏林顿时变成被苏占区所包围的孤岛。柏林危机由此爆发,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关系的第一次“冷战”高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当然不会放弃战争所获取的利益,也不会容忍苏联的恐吓与要挟。西方世界从1948年6月开始对柏林西区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空投行动。参加空运的飞机以美国的B-29型中型轰炸机和运输机为主,在长达一年之久的柏林危机期间,西方的空运、空投行动始终没有中断,总共空中运输飞行多达27万余架次,空投各类生活物资超过183万吨。在此期间,美国五角大楼还制订了代号为“烤肉机”的对苏联进行核突击的作战计划,不失时机地把B一29型重型轰炸机部署到英国和西德,并将原子弹的组装构件海运到了英国。苏联也积极调动军队,真是风云突变,东西方似有剑拔弩张之势。 但是,尽管柏林局势异常紧张,美、苏双方却还都没有下决心走向直接的武装冲突,双方的决策者还是谨慎地走在战争的边缘上,并开始寻求既不丢失根本利益,又能保全面子的某种妥协方法。1948年8月,苏联与美、英、法在莫斯科开始了第一轮谈判。经过一年的较量和多轮谈判,双方互有妥协,到了1949年5月,长达11个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终于缓解。 这次危机能被缓解的根本原因是美苏两国更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利益分割和安排是不容改变的,如果想改变这种安排,就要冒进行另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而美苏两国显然都没有做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因此,两国决策者在对抗中选择了暂时的妥协。 P1-3 后记 引起我对核军备领域研究兴趣的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记得是1987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朋友刚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国,他送我一本书,书名是《为赢得一场核战争》(To Win A Nuclear War),书的作者米切奥·卡库博士(Michio Kaku)和丹尼尔·阿克塞尔罗德博士(Daniel Axelrod)分别是美国纽约大学和密执根大学的核物理学教授。他们以美国政府刚刚解密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隐秘的历史文档为素材,向世人揭示了冷战史中鲜为人知的一幕。 怀着极大的学术兴趣,我和我的同事夏力平研究员、郭新宁研究员合作编译出版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著作,书名为《美国五角大楼核作战计划揭密》。研读和翻译这本书开启了我的军事学术研究生涯。此后,我比较广泛地查阅中外有关核战略问题的学术著述和资料,其中,我重点研读了美国知名政治家和学者迈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①著的《美国核战略》(英文版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英国知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著的《核战略的演变》(中文版,黄钟青译)和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官员约翰·纽豪斯②(John Newhouse)著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文版,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等几部著作。从此,我开始习惯于从核国家与核战略的角度来审视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国际安全的走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和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作高级研究员期间更有机会查阅了与之相关的大量资料,陆续撰写发表了一些著述,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春天,我在瑞典欧普索拉大学学习并有机会到以编著年鉴《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而闻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做学术访问,又获取了新的学术信息。冷战时期核军备的发展演变和冷战后世界核态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促使我撰写和出版了《美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概论》《不散的核阴云》和《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等几本学术著作。正是在这些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我完成了本书的撰写。 值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谨向海洋出版社社长杨绥华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高朝君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本书编辑和出版中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特别提到的是,笔者在撰写中参阅和吸收了国内外一些出版物提供的素材和数据,在此谨向所有的作者和译者致谢,感谢他们的著述给予我的学术启发和所提供的翔实而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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