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哲学，从时间断限上讲，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时止，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前期、中期和中后期这段时间的哲学思想……

华正学编写的《晚清哲学》作为《中华文化百科》哲学卷的最后一部，主要采撷了洪秀全、严复、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十一位先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

《晚清哲学》作为《中华文化百科》哲学卷的最后一部，主要采撷了晚清时期十一位先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他们当中，既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龚自珍、魏源，也有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章炳麟、陈天华和邹容等。

《晚清哲学》的作者是华正学。

引言

一、自尊其心——龚自珍

 1.天公重抖降贤才

 2.众人之宰

 3.事例无不变迁

 4.先知先觉

 5.无善无不善论

 6.病梅馆的尝试

 7.但开风气不为师

二、造化自我——魏源

 1.师夷长技以治夷

 2.万物之真宰

 3.时愈近，势愈切

 4.人所聚而势生

 5.及之而后知

 6.无独必有对

 7.自我造命

 8.一个解说不尽的话题

三、一个被改造的上帝——洪秀全

 1.考场失意的偶得

 2.“皇上帝”与“阎罗妖” 

 3.天国理想

 4.灵能生物

 5.暗极则光

 6.古来事业由人做

 7.篱笆墙的影子

四、物竞天择今胜昔——严复

 1.译著《天演论》 

 2.通中外之故

 3.天演之学

 4.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5.天人交相胜

 6.格物穷理

 7.内籀之术

 8.跃上新高度

五、大同世界的仁道博爱——康有为

 1.“公车上书”求变法

 2.旧瓶装新酒

 3.破“天地”旧说

 4.元为万物之本

 5.以智为先

 6.“仁”和“道” 

 7.大同理想

 8.可贵的尝试

 9.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

六、冲破封建网罗的仁学——谭嗣同

 1.我自横刀向天笑

 2.破中外之见

 3.冲决封建网罗

 4.从“道器论”到“两三世说” 

 5.“仁”和“以太” 

 6.转业识而成智慧

 7.破对待

 8.“日新”说

 9.“心力”论

 10.不成熟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的讽刺画

七、境由心造——梁启超

 1.新思想界之陈涉

 2.除心奴

 3.心造物境

 4.变、乱、治

 5.慧观出真理

 6.英雄造时势

 7.矛盾而又统一的形象

八、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

 1.大森海湾作证

 2.万丈风潮大逼人

 3.一旦鹏搏寥廓天

 4.冰和炭

 5.有知即行

 6.无革命亦无和平

 7.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8.唤醒群梦的呐喊者

九、号角一声惊睡梦——邹容

 1.叱咤风云《革命军》 

 2.天演之公例

 3.世界之公理

 4.以裨于人心世道

 5.不兴则亡

 6.去奴隶之根性

 7.至今人念大将军

十、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章炳麟

 1.笔墨文章史留名

 2.举一纲而众目张

 3.包含革命观念的进化论

 4.革命开民智

 5.辩说之道

 6.依自不依他

 7.佛学唯心主义

 8.历史不存在假设

十一、知难行易——孙中山

 1.愈挫愈奋

 2.适乎世界之潮流

 3.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4.“知难行易”说

 5.“二元论”的民生史观

 6.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真正标本

龚自珍指出，天和地，是人创造的，是众人自己创造的，并非圣人的创造。所谓圣人，是和众人对立的。众人的主宰，并不是“道”，也不是“太极”，自名日“我”。在这里，龚自珍把“众人”和“圣人”对立起来，把作为“众人之宰”的“我”与“道”、“极”对立起来。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道，不是太极，而是“我”。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即主观精神，世界就是无数“自我”主观精神的产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如此突出地把“我”作为世界的本原提出来，使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如此鲜明的唯意志论的色彩，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众人之宰，自名日我”是一个近代的命题，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性质，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开端。

龚自珍不但把“我”看成是“众人之宰”，而且认为“我”是万能的，具有光和力、理和气的性质，具有能创造一切的作用。龚自珍说，“我”的光创造日月，“我”的力创造山川，“我”的理创造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我”的气创造天地，进而创造人类，创造伦理纪律。也就是说，自然界的“日月夜昼”等现象，都是人创造的，是众人自己创造的，并非圣人创造。人类本身原也是倮人(倮同裸)，后来逐渐才长出毛、羽、角、肖翘等，这一切也都是人自我创造的，并非圣人和上天所造。整个世界，包括演变着的人类本身及其文化、制度，都是“我”的创造。

既然整个世界都是“我”所创造的，那么，整个世界之上的其他一切，也必然是“我”的产物，是“我”之本性的反映和表现。世界上的立法，出于“民我性”。众人之“我”在本性上是统一的，又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造成了人们之间的智慧、才能和体态的不齐。“我”按本性具有记忆能力，为了帮助记忆，便创造出文字。‘‘我”能测量、分辨，于是便创造出数，还产生了天文历法、几何学等科学。此外，因“民我性善病”，于是便产生医药学；因“民我性能类”，于是便产生了宗法，进而形成礼教和政治制度，人的行为从此便有了善恶之分。

龚自珍把“我”作为创造世界一切的原动力，从哲学的高度推崇“自我”，表现出鲜明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倾向。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龚自珍就对扼杀个性的传统儒家思想提出了挑战，进行了批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变”的思想是龚自珍全部思想中最富生气的部分，也是他呼唤天公重抖，崇尚自我的理论基础。

龚自珍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正所谓“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法”、“势”、“事例”和“风气”都要随着时势的发展不断改变。只有这样，“法”才不弊，“势”才不重，“风气”移易才不会停滞。就拿典章制度来说，前一个朝代衰败了，新兴的朝代就要改变它，并取而代之。“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我们要自己起来变法改革，不要等待别人推动、逼迫你来改。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灯烛无光”的黑暗社会中，龚自珍敢于大胆地提出变法的主张，这完全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挑战，是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力驳斥，表现出鲜明的“变法”思想。

同时，龚自珍由于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对《公羊春秋传》的微言大义偏有所得。他依据“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不断更迭的。并将这种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治世——乱世——衰世。他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把上古称为“据乱世”，商朝为“升平世”，周朝为“太平世”。从这种“三世说”的历史观出发，龚自珍认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黑白、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扼杀聪明才智、扼杀人们思想的腐败黑暗的“衰世”。它已经到了“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人思灯烛，惨惨目光”的时候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尽管龚自珍}人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他仍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因此龚自珍反封建也是不彻底的，他所主张的关于变的思想，一方面主张“渐变”，从根本上否认突变或骤变；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变化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论，走向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历史循环。

由于龚自珍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众人之宰，自名日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而在认识论上，龚自珍必然陷入“先知先觉”的先验论。

龚自珍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天赋的。他把圣人归为“先知先觉”者，把凡人说成是“知而不觉”者。他说：“知者，人事也；觉，兼天事言矣。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觉，则先圣必俟后圣矣。”在这里，龚自珍将人的“知”和“觉”割裂开来，认为“知”是圣人和凡人共有的；而“觉”是先圣俟后圣的，凡民只能认识一般人可以认识的事情，也就是只能“知”不能“觉”。这样，龚自珍就把“觉”神秘化了。“觉”只有圣人才具有，必须“先圣”接着“后圣”，一脉相传才能实现。并且圣人的知识是天赋的，不用学，更不用教，却能上知千年，下晓五百年，完全是一个“先知先觉”者。P3-5

晚清哲学，从时间断限上讲，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时止，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前期、中期和中后期这段时间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期间，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思想领域也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深刻伟大的哲学革命。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一个时代的哲学是丰富多彩，抑或单调贫乏，直接决定于时代的精神风貌。晚清的中国在3000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面前，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剧烈震荡和变革，晚清的哲学思想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风驰电掣地跨越了欧州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在时代的每个重大课题面前都留下了自己的特色所在。

在晚清的中国，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则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晚清的哲学思想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在历史观上，从道器之辩演变到进化论。近代伊始，龚自珍重新提出了“公羊三世”说，试图利用旧的形式，蒙咙地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揭开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龚自珍和魏源都讲变，强调变易，都认为器是变的，而道是不变的。太平天国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洪秀全要求在地上建立一个平等平均的“天国”。这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它也是以一种强调变易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据的。

在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首次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开始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了。谭嗣同批判了“器变道不变”的理论，严复更是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它以近代的自然科学为根据。当时的一些革命者以进化论作武器，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章炳麟用“竟以器”来解释群的起源，孙中山的“以太一一星云”、“细胞一一生元”说，已有了唯物史观的端倪，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

二是认识论上的知行之辩。“知行”之辩，是唐宋以来中国哲学论争的中心之一。晚清哲学的认识论虽仍以此为论争中心，但由于同“古今中西”的近代之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有了近代的特点。魏源对知行问题重新作了考察，提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严复主张知先于行，同龚自珍一样具有经验论、先验论的倾向。章炳麟提出“革命开民智”的命题，包含有社会实践观点的萌芽。而孙中山则又从总结自身革命经验的高度，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强调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这些都是晚清知行之辩的主要表现。

三是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即传统的“名实”之辩。晚清的中国，伴随着火与血，压迫与凌辱，也传来了大量的西学。中国人一旦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就不能不意识到逻辑思维上的差异和中国人的弱点。康有为注意到了方法论的近代化问题，严复更是注重“内籀”之术，章炳麟的“辩说之道”则重视演绎。这样，晚清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明显差别，就在于形式逻辑已渐为国人所重视，越来越发挥方法论的启迪作用。

四是关于人的自由和理想，即传统哲学的“天人”之辩。龚自珍崇尚“自我”，宣扬“心力”，追求个性解放，揭开了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序幕。洪秀全讲“天国”，表达了对“新世界”蒙咙的憧憬。康有为写《大同书》，讲仁道博爱。梁启超宣扬“除心奴”。邹容号召“去奴隶之根性”，建立中华共和国。孙中山则提出“民生史观”，指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些都是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的不同关注。

当然，由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哲学家们，是在学问饥荒的年代仓促地被推上历史的前台，面对迅速变迁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成熟完整深刻的哲学体系。所以，即使晚清时期先进的哲学思想，其特点也是内部包含着十分复杂的矛盾。一方面，是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和讲求实际，主张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十分浓重的夸张主观心知和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这就是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体系的最大特点，也是时代赋予这一哲学体系的鲜明印记。

本书作为《中华文化百科》哲学卷的最后一部，主要采撷了晚清时期十一位先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他们当中，既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龚自珍、魏源，也有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章炳麟、陈天华和邹容。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日子里，他们先进的哲学思想，有如点燃着的一个个火把，照亮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前行之路；宛如浩瀚星河中灿灿的群星，共同围筑起今夜灿烂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