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读本》分为白话新诗、文化随笔、宪政思辩和回忆录等六个部分，展现了胡适对新文学、新文化、新生活的深入思考和执著追求。关于自由与宽容、革命与改良、民主与独裁、信仰与怀疑，等等，胡适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诗人的激情加哲学家的冷峻，赋予了胡适作品独特的魅力。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读本》分为白话新诗、文化随笔、宪政思辩和回忆录等六个部分，展现了胡适对新文学、新文化、新生活的深入思考和执著追求。关于自由与宽容、革命与改良、民主与独裁、信仰与怀疑，等等，胡适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诗人的激情加哲学家的冷峻，赋予了胡适作品独特的魅力。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读本》配有约90幅珍贵图片，图文并茂。

一、胡适新诗12首

沁园春·誓诗

蝴蝶

老鸦

一颗遭劫的星

一笑

湖上

梦与诗

双十节的鬼歌

希望

回向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云

二、活得有益又有趣

人生有何意义

略谈人生观

新生活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不朽

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赠言

少年中国之精神

工程师的人生观

终生做科学实验的爱迪生

三、民族自省与自信

归国杂感

信心与反省

差不多先生传

贞操问题

名教

漫游的感想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旧瓶不能装新酒”哩

领袖人才的来源

四、新思想造就新文明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新思潮的意义

易卜生主义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我们走哪条路

爱国运动与求学

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致陈独秀

容忍与自由

自由主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人权与约法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

六、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追悼志摩

追想胡明复

孙行者与张君劢

“老章又反叛了！”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函

致吴健雄函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九年的家乡教育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前番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

逻辑即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日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它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

第一、注重事实

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第二、注重假设

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第三、注重证实

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

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完全为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索：

(一)须有批评的精神

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地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

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拼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P69-72

大凡杰出之人，在当初往往不为社会所容，因为他们思想超前，并且特立独行。因思想与众不同受迫害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苏格拉底被判饮毒酒和布鲁诺、胡斯被判处火刑。这些殉道者为思想与信仰而献身，显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浩然正气。近日读胡适1954年的文章，得知这种气概在范仲淹的《灵乌赋》里叫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关于言论的自由与谏诤的权利的宣言，折射出了范仲淹对人格独立的崇尚。而胡适特意撰文，从美国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到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娓娓而谈——真是煞费苦心——这无疑也表达了胡适同样的信念与追求。

胡适早在1917年便有诗歌《老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引“灵乌”为同道的，诗文如下：

《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挨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撮黄小米！

这首《老鸦》是胡适有代表性的诗歌之一。虽然胡适当年的很多白话诗今天看来有单薄之嫌，但这首《老鸦》在心灵的力度方面，却足以与古今中外先贤的力作比肩。

《老鸦》可以视为胡适的心灵自画像。众所周知，乌鸦常被人们视为不吉利之鸟。人们讨厌它，因为它只会按自己的本性啼叫，不会“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胡适写《老鸦》，的确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因为他当年的很多言论的确非常不识时务、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近代文坛、政坛，他曾经非常像乌鸦：

在复古逆流横行之时，他却呼吁文学革命、实行白话诗写作；在众人为各种“主义”狂热时，他却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时，他却说我们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在众人崇尚暴力革命时，他却说我们应该走逐步改良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

诸君切莫以为胡适是在刻意抬杠，他的“标新立异”是以广博的见识与深入的思考为依据的。比如关于革命，时至今日，多数人熟悉的仍是暴力革命，不知道和平方式也是革命的一种途径。而胡适既明了暴力革命的某些缺陷(法国大革命是其典型)，也深知以契约完成的和平革命的好处(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其典型)，他相信逐步进化(evolution)才是社会的稳健进步之道，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虽然他的一些主张可能有点理想化、浪漫化，但他的确是一个认真地思考和践行社会变革的新文化人。

胡适其人(1891—1962)，最早以倡导“文学革命”著称，是我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但其影响远远不限于那个时代，也不限于文学领域。他是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此名与字，源自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除了深厚的国学修养，胡适深受过西方文化的浸润。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此外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香港获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授予的殊荣。中西合璧的学养，无疑方便了胡适变换视角看问题，其思想与众不同也在情理之中。而由于推崇前文所述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不时发表不合时宜的独立见解，也不足为怪。

虽然作为文化名流饮誉中外，但胡适也不时陷入困境。1929年，因他在《人权论集》中的言论，国民党党部一度曾请政府警戒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可谓左右不是人：在大陆他遭到批评，在台湾他也承受着种种压力。因鼓吹多党政治，他曾遭到国民党的猜忌。虽然在公共场合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在他去世后蒋曾送挽联赞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是新披露的蒋介石晚年日记显示，蒋在私下里对胡适颇多谩骂之词。

通常而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然而，胡适却曾在敌对的海峡两岸都遭到反对，这是发人深省的，也充分体现了胡适的人格独立。早在1920年5月5日，在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胡适便鼓励学子们做“不受人惑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1962年去世，胡适都始终在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历史的风云变幻，曾使多数人变得面目全非，而胡适却始终如一，真是难能可贵。

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即“民主”与“科学”。胡适是深谙两者要义的，他一生都在为这两者奔忙。胡适早年师从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西方哲学重实证的做法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与人生道路，因此凡是研究和谈论问题，他都非常注重证据与逻辑——胡适称之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中蕴含的其实就是科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的中国人所缺乏的。

中国人似乎很崇尚模糊，不求精确，比如人们常说“一柱香的功夫”。这到底是多久呢？谁也说不清。粗细不同或长度不同的香，烧完一柱的时间自然不同。即使是同样粗细和长度的香，由于空气温度或湿度的不同，烧完一柱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模糊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有其好处，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确有一种迷蒙之美。但在其他领域，不求精确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比如因时间的误差导致火车相撞。胡适对中国人的不求精确深有体悟，因此他作了精短却警醒的《差不多先生传》。

和很多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新文化人一样，胡适当然也批判八股文、裹小脚、贞节牌坊之类落后事物，但他比很多人走得更远，因为他挖掘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试图从心灵特质和行为模式着眼探讨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通过进行民族自省达到民族自强。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在胡适看来过于消极、悲观。针对庄子，胡适写道：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诳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远作愚昧的人，永远走不进真理之门。

除了认识的问题，还有方法的问题。胡适认真考察了中国人的“唯心”倾向，对中国古人所谓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其致命缺陷在于：注重玄想，却忽视动手。这种缺乏实践与实证基础的“格物”，当然无法实现科学上的“致知”。胡适讲述王阳明“格物”失败的故事，旨在告诉人们，“知行合一”才可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与技术，这才是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可靠之道。故事如下：

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王阳明，他说，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要做圣人，要“即物而穷其理”。“即物穷理”，你们没有试验过，我王阳明试验过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钱的朋友研究格物，并由钱先生动手格竹子；拿一个凳子坐在竹子旁边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来，病了。王阳明说，你不够做圣人，我来格。也端把椅子对着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格不出来，病了。于是王阳明说，我们不配做圣人，不能格物。

假如“格物”的成败只关涉几根竹子，那倒没什么大不了。但假如“务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国民多以“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自居，问题恐怕就严重了，正如胡适所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

胡适谈“格物”，带着几分民族自省的沉痛。他推崇通过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推崇以实证的方式寻求万物之理，因为他知道凭空玄想是虚妄的，只有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才有益于改善人生——这料想也是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心理基础之一。他撰文介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贝尔、福特等，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道理。为了向国人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他甚至搁下“漫游的感想”的写作等工作，耗费大量精力去为旧学问作繁琐的考据，真可谓用心良苦！

在回答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时，胡适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本想推介新学思维方法，却要在旧学的泥潭里耗费生命，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苦涩。对此，极为推崇胡适的李敖先生深感惋惜，说：“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

除了倡导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胡适毕生都在致力于民主事业。在他看来，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基于这种新的理想，“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宪政”等语汇，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文所述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便是他关于言论自由的政论之一。1929年他因《人权论集》受到当局的责难，也说明他是专制的挑战者。

胡适对民主的信仰是执着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当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等政治强人各显其能时，很多“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如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竟然都纷纷鼓吹独裁。而胡适却不改初衷，他单枪匹马迎战“独裁”论，在《独立评论》撰专文为“宪政”张目。独裁，依赖的是强人的个人意志，往往有个人意志凌驾于众人意志之上的危险。而宪政，是法律规范下的权力和权利的运行与制约机制，更多体现的是众人的意志，因此相对更加安全、可靠。作为荣誉法学博士，胡适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胡适写过不少关于“自由”的文章，《自由主义》便是其一。该文从“自由”的语义切入，先谈墨子、王充、范缜等中国的“士”为思想、言论、宗教自由所作的抗争，进而又探讨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演进史，其条分缕析，显示了深厚的学养。胡适对“自由”是深有研究的。在《容忍与自由》等文章中，胡适多次引用其老师布尔先生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从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的角度对这句话作了深入的阐释，拳拳苦心显而易见。

“容忍”异己的主张，与“宪政”的本质内涵结合，自然有了胡适对政治宽容的呼吁。他拥护多党政治，呼吁对反对党的容忍，等等。他成为《自由中国》杂志的精神领袖是情理之中的事。因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独裁作了犀利的批判，《自由中国》令当局感到恼火。后来《自由中国》社的雷震等要组织反对党，蒋介石便下令查封了杂志，并以“涉嫌叛乱”逮捕了雷震等人，结果雷震等都被判了罪。雷震案发生时胡适在美国，终生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他感到案件的发生是一种耻辱，他接连说了几个“……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抽象言之是为了“再造文明”，具体而言是建设“新生活”。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新生活呢？从《略谈人生观》、《新生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不朽》等可窥一斑：胡适旁征博引，既说中国古代的“立德”、“立功”与“立言”(世称“三不朽”)，又说西方的类似三价值(Worth,Work,Words)；既谈个人的人格独立，又谈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既谈“小我的不朽”，又谈“大我的不朽”(即“社会的不朽”)。这样的人生观念蕴含博大情怀，予人以义薄云天之感。

新文明与新生活的实现，有赖于新人格的形成。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通过评论《娜拉》(即《玩偶之家》)阐述了成为“一个人”的重要性。胡适说：“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那么，怎样才称得上“一个人”，对此胡适推崇的是杜威所倡导的个性主义：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纵观天下，有独立思想的人有多少呢？或许，有独立思想还不是太难，难的是为思想信仰献身，不怕监禁杀身！有多少人愿意成为信仰的殉道者呢？胡适向我们提出了一种近乎英雄或圣人的人格标准，确实是苦心可鉴——他希望全体国人通过个人自救达到民族自救！而要达到胡适倡导的个性主义的标准，国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就像要达到胡适理想中的宪政标准，国人任重道远一样——令人高兴的是，曾经在大陆遭到批判的胡适，其独立又独特的言论如今能在大陆出版了，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穷其一生，胡适都像一个执着的布道者，在以其中西合璧的学养与长年累月的深思，孜孜不倦地给自己的同胞启蒙，无论获得赞誉还是遭到谩骂，他都矢志不渝地护卫着“民主”与“科学”大旗，他是值得国人敬仰和铭记的。他苦心孤诣地说宣讲“新思潮”，旨在塑造中国人的新人格，而真正能理解他的人却少而有少。他常常微笑着面对世界，但料想他在内心是孤苦的——比如单枪匹马迎战“独裁”派时，他难免感到孤单；在雷震案发生时他感到无助，他的心曾经滴血。

胡适早年以“老鸦”夫子自道，不知是不是预感到自己的某种人生的孤苦。从他故去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翻开他的作品，发现他的声音既不像乌鸦的那么怪异，也不像鹦鹉的那么甜腻。假如非要用鸟儿来作比，我愿说他有如一只可以飞越千山万水的自由的信鸽，他的声音有如传递未来福音的先知之声。听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声音仍旧响震林岳，振聋发聩：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莫雅平

2012年10月2日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