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
当本刊（《责善》——编者注）本期付印的时候，突然在报纸上见到蔡孑民先生（元培）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给我们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能不加进这一篇，促同学们的注意。
蔡先生的传将来自有人做，这里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只就我所记得的几件事说一下。
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阶段：一是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二是民国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三是民国十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怀着热烈的情感的真实的见解，指导青年向前走，可以说这二十九年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受着他的影响的。
我是北大学生，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在那边了。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教员，都不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加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之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这一下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谦虚。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干去，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有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
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们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
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了，他就添出《月刊》。《月刊》的发刊词是他自己做的。他说：“《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们应当实践这句话。”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申叔先生（师培）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汤生）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辜先生却是大辫子，乌靴，腰带上眼镜袋咧、扇袋咧、鼻烟袋咧，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真觉得有点不顺眼。但想到《月刊》的发刊词，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他既请今文家崔适担任，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自己去选择一条路。
国史馆自馆长王闿运死后，归并北大，蔡先生就兼任了馆长。为了编史，他请了许多专家，如张相文、屠寄、叶瀚等等，于是在大学中也添设了史学系，请这班先生兼一些课。国史馆中除了搜集民国史料之外，还编中国通史和分类史，定有很周密的计划。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做研究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清朝大学堂时代，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到这时，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做国文系教授，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岂但搜罗词曲而已，连民间的歌谣也登报征集起来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选载一两首，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得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