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是明代一位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为他作传却面临许多困难。首先，对张璁的评价长期存在重大争议。明代以来虽也有人肯定他的政绩，但是他不仅“丛诟没世”，而且死后至今还不断受人抨击；其次，是史料搜罗取舍的困难。不过，为了向人们介绍这位力行革新的政治家，编者尝试着写了这本着重叙述张璁的议礼和改革活动，而对其他生平事迹仅作简略介绍的小传。

本书吸取了当代许多历史学者(尤其是李询、田澍等先生)涉及张璁的研究成果。张宪文、张卫中二先生在搜集、整理张璁著作和相关资料上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撰写的《张璁年谱》、校注的《张璁集》已经出版。本书正是在借助上述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各章节，大体上是按时间先后来叙述传主活动，但也有例外。第二章《从大礼议中崛起》集中叙述自正德十六年七月至嘉靖七年七月间张璁的议礼活动，而将这七年间张璁其他的活动放在第三章《从刑部主事到内阁大学士》中叙述。这主要是考虑到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一场重大斗争，它牵涉全局、历时较长而影响深远；同时，大礼议对张璁一生影响甚大，是使他在政坛上迅速崛起的关键。这样处理，便于完整、连贯地叙述大礼议的经过，说明张璁在明代政坛迅速崛起的缘由。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想法。这样处理是否得当，还有待读者评判。而这一来，第二、三两章在时间上就有了重叠，而不全是先后关系。

序：千古栋梁未尽才

小引

第一章 成长之路

 第一节 家世和求学

 第二节 应试与教学

 第三节 中年释褐

第二章 从议礼中崛起

 第一节 大礼议的由来

 第二节 艰难曲折的争议

 第三节 议礼之争的胜利

第三章 从刑部主事到内阁大学士

 第一节 初人仕途

 第二节 力主革新的内阁辅臣

 第三节 第一次罢官

第四章 主持革新

 第一节 成为内阁首辅

 第二节 雷厉风行推动革新

 第三节 难当的首辅

 第四节 辞官归里

第五章 休致以后

 第一节 抱病应召

 第二节 乡居生涯

 第三节 身后是非

张璁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张璁八次参加会试，前三次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后五次在明武宗正德年间。

明孝宗朱祐樘在位18年(1487—1505)。即位之初，他勤于政事，下令革除了前朝的一些弊政，如严惩作恶多端的宦官和奸臣，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停止贡献珍玩方物；他还任用徐溥、刘健、王恕等正直的臣子作阁臣、尚书；广开言路，鼓励群臣上书言事，于是明朝的政局比他父亲明宪宗在位时有所好转。所以，过去有些史家就称颂孝宗是“圣主”、“贤君”。其实，明孝宗虽然比他父亲、儿子(明武宗)略胜一筹，但在弘治后期，他就痴迷道教，热衷于修斋建醮，视朝越来越迟，政事逐渐荒怠。百姓的赋役负担加重，农村的土地兼并加剧。整个弘治朝在表面的升平景象之下，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潜滋暗长。

孝宗去世后，其子朱厚照(庙号武宗)即位，年号正德。他荒淫无道，使得明朝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统治危机明显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武宗荒嬉，宦官擅权，政治日趋腐败。明武宗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刚15岁就当上了皇帝。那时候表面上是承平气象，加以孝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培养没有做好，武宗对于民间的疾苦、守成的艰难，全无认识和体会，一心只想着玩乐游嬉。侍候在他身边的一些心术不正的宦官，便设法满足他的欲望，以便乘机窃取权柄。当时，得到明武宗宠信的太监有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号称“八虎”，也被称为“八党”。其中刘瑾最为狡诈凶狠。他们勾结在一起，经常诱导武宗在宫内寻欢作乐。刘瑾还乘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拿着许多大臣的奏章请武宗裁决批复。武宗一心只顾玩乐，很不耐烦，便说：“我养着你干什么用的？还拿这些事来烦我！”从此以后，刘瑾对大臣的奏疏，不论事体大小，都自作主张传旨施行，事后也不报告武宗。刘瑾窃权专政从此开始。

刘瑾等宦官还打击、排斥忠直的朝官。武宗即位不久，孝宗时的旧臣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都因劝谏武宗约束宦官，遭到刘瑾等人的嫉恨，先后被迫退休或被罢官。还有许多朝臣因触犯宦官或不向刘瑾纳贿，而遭罢斥、受廷杖、下诏狱，甚至被迫害致死。正德二年三月，南京御史蒋钦上疏弹劾刘瑾，被逮捕投入诏狱。蒋钦仍不屈服，冒死一再上疏，表示与刘瑾势不两立。结果三次遭受廷杖，被打得血肉淋漓，终于死在狱中。正德三年六月，工科给事中许天锡突然死亡。有人说他见刘瑾专权，朝政日非，事先写好登闻鼓状，交待家人在他死后奏报武宗，进行“尸谏”。也有人说是刘瑾怕他揭发自己而派人乘夜将他绞死的。在刘瑾等宦官怂恿下，武宗在西华门内太液池畔另建了一批宫院和密室，称为“豹房”。里面陈设各种鼓乐游戏之具，从各地招徕乐工歌女。武宗每天在豹房里游嬉玩乐，政事更加荒废了。刘瑾等人的权势越来越大，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直到正德五年，由于作恶多端引起公愤，加上宦官内部的矛盾，刘瑾才被诛杀。

刘瑾死后，明武宗并未吸取教训而勤于政事，因此宦官张永、魏彬、马永成等仍把持政权。武宗照样挥霍钱财扩建豹房，修造宫殿；宠爱女色，放纵淫欲；常常整天观看猛兽搏斗，或者外出打猎。后来，武宗宠信提督江彬。在江彬怂恿下，明武宗常常微服出宫佚游或到京城近郊打猎，有时彻夜不回宫。以后，武宗又受江彬等怂恿竞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率领军队远离京城到边境巡游。所到之处，官民迎接慰劳，耗费钱财不少。武宗一行还强抢民间女子，许多人家只得连夜嫁女或争着逃避出城。正德十三年(1518)，江彬为武宗在宣府建造了一座镇国府。把豹房的珍宝玩物和巡游中抢来的女子都安置在镇国府里，供武宗淫乐。武宗便乐而忘返，把镇国府叫做“家里”。回到京城还念念不忘“家里”。第一次巡游到边境，正遇蒙古族鞑靼部来进攻，武宗差点就要被俘。许多大臣劝谏武宗不要出巡，但武宗不仅一概不听，反而残暴地惩罚这些大臣。此后，武宗还一再出巡边地。这样，武宗自然没有多少心思及时处理政务，一些佞幸之臣乘机窃权乱政。明朝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张璁从政后反对宦官干政的思想，正是由于他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产生的。P006-008

序：千古栋梁未尽才

重楚平

八叩宫门始半开，

风云骤起卧龙来，

一芦霹雳乾坤转，

千古栋梁未尽才。

——《张璁》

冯坚老师打电话来，要我给他与顾钟麟先生合著的张璁传写序。冯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师长，顾钟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与“张阁老”也有数十年的特殊缘分。这篇序，我是非写不可了！

1961年初春，我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分配到永强中学工作。当时的永强中学占用整个张阁老祠堂。学校的礼堂、食堂、女生寝室、部分教师宿舍，都设在张阁老祠堂内。我从此与张阁老祠堂朝夕相处了20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牛鬼蛇神”，“牛棚”就设在张阁老祠堂内。

近几个月来，我与冯老师通了不少电话，交换了一些意见。冯老师是一位谦谦君子，每听到我有不同看法，他就退避三舍，让我说个不停。我认为他对张璁的评价太高，受乡土感情干扰太多。直到后来，他把书稿寄来，我一字不漏地拜读一遍，有些章节甚至读了两遍、三遍，并翻阅了一些原始资料，才茅塞顿开，佩服他的见解，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惭愧。现在，我对张璁的整体看法已跟上冯老师的步伐，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不很一致。冯老师是我的知心人，气量大，他会继续原谅我的。

一、张璁与孙诒让

张璁，温州永强三都普门人，当过明嘉靖朝首辅。明朝首辅，相当于丞相，尊称“阁老”。张璁12岁时来到环境清幽的瑶溪精舍读书。13岁那年夏天，在从兄的白团扇上随意题写了一首古体诗：

有个卧龙人。

平生尚高洁：

手持白羽扇，

濯濯光如雪：

动时生清风，

静时悬明月：

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

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

张璁毕生写诗，以这首少年习作写得最好。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既言志又缘情，联想丰富，意境高远，一个少年“卧龙”跃然纸上。他后来的诗，格律森严，像支军队，但缺乏诗情画意，他的艺术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了。诗人贵在天真，政治家最忌天真。张璁性格刚强透明，不善于作假，貌似诗人，但缺乏艺术禀赋。他后来写的诗基本上是政治诗，只言志，少缘情，干巴巴，不水灵。

张璁这首少年习作虽写得好，却预示他将来不会成为诗人，会成为政治家。小小年纪，就以“卧龙”自况，就有拯救苍生的大志。这样的人，他以后的主要精力一定会用在经学上，不会用在艺术上。后来的事实的确如此。他最用力、最精通的是三《礼》，著有《礼记章句》8卷、《周礼注疏》12卷、《仪礼注疏》5卷。儒家经典以三礼最枯燥，最繁琐。经学里的礼学犹今政治课，对从政当官最有用。他后来在“大礼议”中，以一个见习小官敢于傲视群臣，力排众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礼学功底深厚。有这样充足的底气，才可能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隋唐以后，要实现“卧龙”济世之志，只能走科举道路。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古代世界最民主、最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考卷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公平、民主程度，使今天的西方民主人士赞叹不已。但是，世界上任何制度总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一篇文章定终身，就是它的缺点。文笔优美、学识较浅者容易占便宜，文笔质朴、学养深厚者往往吃亏。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到广州拜康有为为师，学生已是举人，老师还是秀才，好比硕士拜学士为师，博士拜硕士为师。梁启超为什么如此谦虚呢？因为他自己明白，他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靠的是才气与文采，不是学问；康有为学富五车，见解独到，其所以迟迟考不上举人，是文章缺乏艺术魅力。

张璁一生最精礼学，却七试礼部而不第。24岁中举人后，用20年时间考了七次进士，都名落孙山。再过三年，第八次才录取，第二年得了进士，这时已47岁。瑞安孙诒让更惨，他是无人比肩的礼学大师，47岁那年，八试礼部仍不第，从此断了念头，不再进京。后来京师大学堂聘他为总教习、监督，礼部任他为礼学馆总撰，他都未去。张璁与孙诒让都是温州人，都精通礼学，都八次到礼部应试，都在47岁那年，一个中了进士，一个打道回府。他们身上都缺乏艺术细胞，笔端少感情，文章无光彩，科场长期失意，可能与此有关。张璁具备大政治家素质，孙诒让是大学者。一个胸怀济世之志，一个精于文字训诂，善于在字缝里做学问。学者放弃科举，对治学反而有利；以“卧龙”自许的人如果放弃科举，那就可能变成卧虫，永远成不了政治家。算是老天有眼，要孙诒让47岁科场继续失败，把他逼到书斋里去，专心致志干自己最拿手的工作，结果学术益精，成为朴学领袖；让张璁47岁成为进士，又给他一个议礼机遇，得以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同样是47岁，这两个温州人遭遇不同命运，走上不同道路，结果各得其所，各有成就。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者应该清心淡泊，少涉红尘，专心伏案，甘于寂寞；政治家应该义无反顾地跳人政治漩涡中心，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

二、敢为天下先

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淫无度的武宗病亡。武宗无子，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之义，诏迎宪宗之孙、孝宗之侄、武宗之堂弟兴献王朱厚熄继位。四月二十一日，15岁的朱厚熄从湖北抵达北京城外，在即位礼仪上与群臣发生矛盾。诏书上明白写着迎厚熄“嗣皇帝位”，不是来当太子。而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群臣，却要朱厚熄从东安门人宫，居文华殿(俗称东宫)，即先当太子，择日再登帝位。朱厚熄断然拒绝，第二天，杨廷和等人让步，朱厚熄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帝位，次年起改元嘉靖，庙号世宗。

朱厚熄抵京郊第一天关于即位礼仪的争执，与六天后关于兴献王主祀称号的争议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朱厚熄同意礼部拟定的路线进宫，就是先当太子，那么，他就是过继给孝宗做儿子，其已故的亲父名义上就不再是他的父亲，而是叔父。朱厚熄当皇帝后，关于他父亲名义上是否仍为父亲，正是“大礼议”争论的焦点与核心。如果迎驾那天，朱厚熄按礼部指定的路线进宫，后来就得改称自己的父母为叔父叔母，认孝宗为父，称“皇考”。这是杨廷和等人精心策划的“正统”礼仪圈套。因此，迎驾礼仪之争是大礼议之争的前哨战，是序幕，大礼议事件应该从四月二十一日礼部提出进宫路线算起。这场斗争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孝宗、武宗旧臣们挑起的，据笔者初步了解，史学界关于“大礼议”事件的开始日期，都从四月二十七日世宗向礼部提出兴献王主祀称号算起，似未妥。

张璁于正德十五年(1520)春二月第八次应礼部考试被录取，因武宗南巡、回京后生病等情况，而拖到第二年五月十五日，由新皇帝世宗主持殿试，十八日放榜，338人进士及第，张璁得二甲第78名。这时，“大礼议”纷争已经开始，不论从四月二十一日算起，还是从四月二十七日算起，至五月十八日张璁进士及第那天都已经争议了20多天。张璁是在大礼议纷争声中进士及第的，可以说“适逢其乱”。“乱世出英雄”是个被中外古今无数次历史证实的真理。张璁那年已47岁，生命的太阳已经西斜，幸亏命运之神给他补偿，给他一个超速崛起的机会。不过这是一个风险很大、成本极高的机会，敢不敢去抓这个机会，还要看张璁的魄力与能力。

张璁在朝官中有个同乡王瓒(1462—1524)，永强白水人，任礼部左侍郎，是三品大臣。礼部是继嗣派的前线指挥部。张璁正在礼部“观政”(见习)，他私下向王瓒表白自己的观点，得到王瓒的赞许。王瓒还向一些同僚谈起这种“继统不继嗣”的观点。杨廷和知道后，指使吏部调王瓒到南京任闲职。这是对潜在的持不同观点者的警告。于是当时朝臣的公开观点形成一边倒之势。

犹如在一片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冒出一颗耀眼的星星，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突然爆出一声霹雳。一个见习小官站m来了，巨人一样地站出来了。七月初一日，张璁第一次上疏，张璁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出现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持不同观点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人敢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与他们相比，张璁的地位最低，才是个“观政进士”，连个正式官职都没有，但他的胆子却最大。这么大的胆子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1)“卧龙”的抱负；(2)精通礼学的底气：(3)对自己的才干有足够的信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他是栋梁之材，有一手擎天的魄力与能力。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册说：“张璁以进士而入居内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见的阁臣。”(第261页)

三、一场没有坏人的大搏斗

笔者虽然十二分欣赏张璁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认为这种精神体现了大政治家的气魄与伟人的潜质，但是，赞赏张璁，不等于要否定杨廷和。

世宗想追尊其父为皇考、皇帝，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世宗是小宗(兴献王宗系)，人继帝位是改人大宗(孝宗宗系)。大宗不绝，是宗法“大伦”。杨廷和、毛澄等人根据“正统”宗法制原则，提出“尊孝宗日皇考，称献王为叔父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从“正统”的角度考虑，这样的称号，既符合宗法“大伦”，又照顾到皇帝父母的恩情，与其他藩王的父母称号有别，做到“恩、礼”兼备。世宗看罢礼部提出的称号后，愤怒地责问：“父母可更易若是耶？”根据封建宗法制，如果小宗人继大宗，就是要“改易”“父母”，制度就是这样无情。世宗的孝心值得同情，但他在无情的宗法大伦面前，急得说不出一句反对的道理来，只好放下皇帝架子，使出收买手段，在便殿给杨廷和赐茶，派司礼监太监给毛澄送金银。但杨廷和与毛澄还是坚持原议，表现了耿直诤臣的原则性立场。正当双方陷于僵局的时候，张璁来了，非常及时地赶到了。

七月初一日，张璁上第一疏《正典礼疏》，批评朝议“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他根据《礼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的古训，提出“圣人缘情而制礼”的理论，这就是说，礼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应该因时而变，缘情而改。他绕开传统宗法制的障碍，直奔礼的源头——人情；他挥舞着“人情”的大刀，向着传统宗法制的头上砍去，提出“继统不继嗣”的新理论，体现了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张璁打出“人情”大旗以后，继嗣派提出“以礼抑情”(《明史·汪俊列传》)、“抑情守礼”(《明史·何孟春列传》)，与之抗衡。

张璁强调“人情”的礼学理论，不是孤立现象，更不是单纯为了“媚君”“干进”而临时想出的歪理邪说。这种礼学理论与当时刚刚兴起的阳明心学和几十年后惊世骇俗的李贽个性解放思想是息息相通的。

张璁早在42岁时，路过南京，特地去拜访王守仁，王守仁赠他《敬一诗》，张璁以《咏万诗》酬答，说明两人早就思想契合，谈话投机。张璁的“圣人缘情而制礼”，与王守仁的“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思想一脉相通。张璁在大礼议中的重要盟友席书、霍韬、方献夫、黄宗明、黄绾等，都是王守仁的知己与学生，王守仁本人也“心喜其说”。张璁掌权后，多次向世宗推荐王守仁。后来李贽盛赞张璁在大礼议中的表现。李贽又是王守仁的崇拜者。王守仁、张璁、李贽三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代表明代中后期一种新兴思想。这种新兴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独立性，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在人的思想意识上的折光皮射，有冲击正统礼学的意义。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继统派著名人物都是南方人：张璁，永嘉；熊浃，南昌；桂萼，安仁(湖南省东南部)；霍韬，南海；方献夫，南海；席书，遂宁(四川中部)；黄宗明，鄞县；黄绾，黄岩；胡铎，余姚；胡世宁，仁和(杭州)；李承勋，嘉鱼(湖北省东南部)；杨一清，丹徒。他们的精神领袖王守仁是余姚人；后世热情称赞张璁的学者毛奇龄是萧山人，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上述诸人，大多分布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

我们说阳明心学、张璁礼学与李贽思想是新兴思想，不等于说程朱理学已成反动思想。它们基本上都属儒家思想，不过各执一端而已。

世界上没有一种学术思想是完美无缺、天衣无缝的。“忠孝不能双全”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内伤痼疾。大礼议两派的思想矛盾，是忠与孝、尊尊与亲亲、宗法与人情、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矛盾，这是儒家的内部矛盾，整体而言它们之间没有是与非、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根本区别。

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议礼之争不是争礼，而是争权。笔者过去有此看法，本书也持此说。此说符合今人的一般推理规律——既然有那么多人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当然是为了争权，而不是只为了几个字。而验之历史事实，他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确实是为了争几个字，为了这几个字里的思想原则，而不是为了权力。尤其是杨廷和、毛澄为首的继嗣派，确实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而不惜丢官舍命。继嗣派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如果只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权力与利益，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接受皇帝的恳求，做个顺水人情，给皇帝老子一个“皇考”、“皇帝”称号，就可以堵住张璁等人的进身之路。正是他们的顽固“持正”，为张璁等人的“骤贵”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孝宗是相隔两代、去世已一二十年的皇帝，世宗是当朝皇帝，继嗣派非要世宗过继给孝宗当儿子不可，为了“巴结”泰陵里的幽灵，而得罪奉天殿上活生生的皇帝，他们图的是什么？是权还是礼？

相继担任首辅的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及相继担任礼部尚书的毛澄、汪俊，都是由于力谏不听而主动辞职，离开朝廷的。为了争礼，为了心中的真理，他们宁可放弃手中的权力。左顺门事件的发动者们，也不是为了争什么官与权，而是为了争“两考”、“本生”这么几个字。世宗必须称孝宗为“皇考”，是继嗣派的思想底线，为了守住“正统”宗法制最后一道非常脆弱的思想防线，他们把自己的乌纱帽与肉体都押上去了，这种为维护心中的真理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古代官僚的思想境界，他们的道德品质未必比我们差！我们今天念念不忘的是权、权、权，他们当时力争的却是礼、礼、礼。

继嗣派的最初对手是世宗。他的孝心令人感动。为了尊崇父母，不惜放下皇帝架子，去讨好首辅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身为天子，连自己父母的称号都不是个人说了算，数十次恳请礼部召朝臣集体讨论。讨论的内容与结果都不必保密，朝野皆知。朝臣们可以畅所欲言，数十次把皇帝的意见全盘否定，有几次还逼使皇帝作出让步与妥协。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似乎还有点民主作风。他对反对者的镇压，在中国古代已算残酷，但在一二十年的“大礼议”斗争过程中只在左顺门事件前后有200多人受到迫害，17人死亡，这些人都是中下级官员，参加跪哭的阁臣毛纪、石王缶是当时的继嗣派首领，都能保全面子，未碰到半根毫毛。更重要的是这次残酷镇压，是在继嗣派把世宗逼得难以下台的情况下出手的，不是世宗主动挑起的。嘉靖前期，世宗是个有为的皇帝，与武宗日寸期相比，确有“中兴”气象。

杨廷和等人称自己是“守正”，称张璁等人是“干进”。继嗣派的确在坚“守”着“正统”宗法制，但说张璁等人“干进”则要作具体分析。

“干进”一词，源自《楚辞·离骚》。“干”是追求，“进”是上进，字面本身是中性的。屈原用来谴责误国小人的攀援钻营，后世沿用《离骚》用法，多用作贬义词，犹今俗语“向上爬”。以张璁为首的继统派，大多是中低级官员与官场失意者。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排除他们有借机“干进”之嫌。虽然这派的主要战将张璁、席书、霍韬、张献夫、黄宗明、黄绾等人，都与王守仁思想共鸣，他们聚成一派，有其共同的学术原因，不是纯粹为“逢君干进”而临时故作违心之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地位不高，官运不佳，也可能想利用议礼机会打一场仕途翻身战。固有的礼学思想与眼前的切身利益碰到一起，促使他们投入战斗，也是可能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李贽说：“人必有私。”私心未必都坏，它可以干出大好事来。对政治家来说，升官是普遍性的欲望，政治抱负愈大的人，这种欲念就愈强。只要不干误国害民之事，追求升迁，无可厚非。如果为“济世”、为拯救苍生而“干进”，应报以热烈掌声。

世界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往往把世界简单化。小孩子看电视总喜欢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而世界上的殊死斗争，不一定都是好人与坏人在搏斗。例如农民起义是正义的，而镇压农民起义最得力的往往是封建王朝里的杰出人物，如王守仁、曾国藩等。镇压农民起义不是他们的污点，而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也一样，斗争双方的领袖往往都是本民族的优秀人才。当袁崇焕与皇太极兵戎相见时，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大礼议中，基本上只有“好人”，没有“坏人”；整体而言，这是一场没有“坏人”的大搏斗。坏人是不敢参加这场大搏斗的。

四、严嵩与王守仁

张璁同时代人中，世所公认最善于媚君的莫过于严嵩(1480-1565)。他有文学才华，能写一手好诗。他比张璁小5岁，出仕却早得多，19岁中举人，26岁就中进士。张璁任南京刑部主事时，他任南京翰林院侍读。他当时有两句诗：“濮园议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八面玲珑，两边讨好。对高风险的议礼之争，他始终不介入，一直保持中立，不愿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任何一方，因为他是一个缺乏思想原则与社会责任心的人。《明史》列传说，“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左顺门事件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年(1523)三月，何渊为讨皇帝欢心，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人太庙，这个“称宗”、“祔庙”的新建议，得到世宗的热烈支持，却遭到张璁、席书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张璁于嘉靖十四年退休回乡，三年后，即嘉靖十七年，世宗又提出称宗祔庙之事，当时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主管此事。他与群臣们讨论，想加以阻止，世宗不高兴，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兴献帝从此称睿宗，入太庙。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严嵩与张璁不同，他完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可以一下子作180度的改变，毫无原则立场。这种情况，在当年的继嗣派与继统派中都是绝无其例的。继嗣派与继统派双方都有思想原则，都为自己心中的真理而奋斗。严嵩心中没有非坚持不可的思想原则。“有奶便是娘”是他的最高原则，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投入大礼议之争。

“称宗”、“祔庙”是大礼议的谢幕仪式，主持人竟是严嵩。在以前首尾18年中，他都按兵不动。甚至不动声色，到最后毫无风险时，他才出来“媚君”。他没有参加演剧，谢幕时才上台接受鲜花，成为大礼议最后的大赢家。张璁是世宗最大的恩人，如果14年前他能像严嵩这样“媚君”，同意称宗拊庙，他就不至于三次罢官。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懂，只因他心中自有礼法，不肯完全以皇帝的意愿为准。在其他事情上，他也经常与世宗顶撞。故《明史》列传称赞张璁“既遇主，亦时进谠言”。

与张璁同时代的人中，最有思想的莫过于王守仁(1472—1529)，他比张璁大3岁，张比王晚死10年。他是继统派的精神领袖，他的知友与门人都投入张璁麾下，他却明哲保身，“不敢”吭声。在大礼议初起时，他的知友与门人向他写信请教，他“竟不答”，“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他才给霍韬回信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席书)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辨析。”

虽“心善其说”，却不但“不敢”公开表态，连他的学生写信讨教，他都“不敢”及时“奉复”，想“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同样是赋闲在家，比王守仁年长19岁的累朝重臣杨一清(1454—1530)，态度反而比王守仁积极得多。《明史》列传记载：大礼议初起，一清在家看到张璁疏文，写信给学生乔宇(时任吏部尚书)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劝席书早赴召，以定大议。”后来他自己也应召人阁，任首辅。

严嵩与王守仁，在人们心目中分别是“坏人”与“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都不敢投入这场高风险的政治搏斗。张璁之所以率先豁出，除了可能有“干进”之私心外，一有思想原则，二有济世的政治责任心。严嵩两者皆无，王守仁有思想原则，但与张璁相比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心。

五、悬崖上的决斗——左顺门事件

政治斗争有时会把斗争双方逼到悬崖上，非斗得鱼死网破不可，左顺门事件就是悬崖上的决斗。

“君子动口不动手”，大礼议双方都是“君子”，嘉靖三年(1524)六月以前，斗争方式还处在“动口”阶段。六月，张璁、桂萼应召人京以后，大礼议就进入“动手”阶段，双方都忘记了自己的“君子”身份。最早起“动手”念头的是“继嗣派”，他们打算在张、桂人宫以前，在左顺门把二人痛打致死。风声走漏，吓得桂萼称病不敢上朝，张璁躲到掌管团营禁兵、倾向继统派的武定侯郭勋家里。由于有武定侯的武力保护，继嗣派无法对张、桂动手，却对自己动起手来。七月十五日早朝方罢，230名朝官跪伏左顺门集体强谏，要皇帝收回成命。自辰至午，世宗两次传旨劝退，百官仍不起。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出面镇压，为首八人逮捕，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责，被杖致死者先后共17人。皇帝的镇压过于残酷，但镇压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只逮捕而不杖责，也足以平息事态。我们对受迫害者的遭遇当然同情，他们的斗争精神也令人钦佩，但对他们的形势判断与斗争策略却不敢恭维。

左顺门事件发动者之一何孟春当时这样动员百官：“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何孟春所说的事是这样的：英宗生前遗命日：“‘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钱皇后无子，周贵妃有子，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宪宗是世宗的祖父。成化四年，钱太后卒，周太后不让合葬，遭到众朝官反对，宪宗很为难，说：“卿等言是，顾朕屡请太后未得命。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于是百官伏哭文华门外。帝命群臣退。众叩头，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乃得允。众呼万岁出。”。

这件事的是非十分清楚，宪宗也认为百官的意见正确，母亲的要求是“乖礼”，只是母命难违而已。但“合葬”是父命，不合葬也是“违亲”“非孝”。宪宗“屡”次劝说母后而未成，文华门事件为宪宗说服母后伸出强有力的援手。宪宗对文华门事件，除了感谢，恐怕还是感谢。与此相比，大礼议的是非远没有这么清楚。更重要的是宪宗并没有与李贤等人形成对抗，朝政几乎全盘托付李贤，君臣关系非常融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礼议使首辅杨廷和、蒋冕，礼部尚书毛澄、汪俊等前朝元老相继罢官。世宗已19岁，羽毛初丰，态度比4年前强硬多了，跪哭左顺门为世宗大规模打击继嗣派提供了机会。宪宗虽是世宗的祖父，乃祖当年的开明态度，决不是今日的皇长孙所能仿效的。左顺门事件的发动者援引文华门“故事”，显然是不伦不类，错误判断了形势。但是，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他们的斗争精神也令人钦佩。

同情心是人性之常，是人类的一种善良感情。正因为它是感情因素，所以必须接受理性的驾驭。如果任凭同情心自由驰骋，人会失去理智，作出错误判断。继嗣派的悲惨结局令人同情，同情继嗣派，往往会迁怒继统派，张璁是继统派领袖，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这是由同情心引发的认识误区。历史学要靠史实来说话，不能感情用事。我过去在“牛棚”里抚今追昔，曾觉得大礼议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张璁等人有点像“四人帮”了。其实这就是缺乏史料根据，仅凭感情而作的古今类比。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继统派与继嗣派换了个位置，张璁、桂萼、席书、霍韬、方献夫、黄宗明、黄绾等人迅速升迁，主持朝政。

六、大清官与改革家

对张璁的评价，难点是大礼议，重点是掌权后的表现。

政治家为了掌权，往往不择手段，只要掌权后为国为民办好事，人们对他争权时的阴谋诡计往往会略而不计。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雍正王朝》，收视率很高，不少人对雍正是否篡位很感兴趣。其实这个问题永远搞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搞清楚，评价雍正的关键是皇帝当得怎么样。李世民明目张胆地篡位，篡位后出现“贞观之治”，这有什么不好？当代学者有口皆碑的改革家张居正，其所以能进行改革，靠手中掌握内阁首辅这个权。他的首辅是怎么当起来的？是用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出卖、陷害老朋友、好朋友高拱而得来的。上台后，又经常用阴谋诡计巩固自己的地位。《明史》列传说他“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张璁上台前后都没有耍阴谋诡计。大礼议时完全采取合法手段(上疏)，几次要求与政敌公开辩论，争取以理服人。他的斗争方式是光明磊落、无可挑剔的，不像张居正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倒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他上台后四面受敌。他又不像严嵩那样“一意媚上”，而是“时进谠言”。因此，皇帝的猜疑与同僚的妒忌，使他困难重重，他的首辅当得特别累。

张璁上台后的表现，可概括为六个字：大清官，改革家。

廉洁是当官的首要品德，当官的目的是为公或为私，首先看他是否廉洁。张璁13岁时以“卧龙”自况，以救“苍生”自许，到底是说大话还是说真话，一块试金石就看他当官后是否廉洁。《明史》列传说他“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对张璁的廉洁，用词特重，超过对海瑞的赞语。

张璁的改革，世所公认，但都从掌权后说起。其实，他以“观政进士”身份第一次上的疏文，就是一篇礼制改革宣言。掌权后的政治改革，开始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后来因来自皇帝与同僚的阻力重重，锐气渐减。他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有皇帝的全心托付与同僚的普遍支持。他的改革成就不如张居正，但他是张居正的先行者。他是栋梁之材，但客观条件使他未能尽才。张璁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七、昔日的瑶溪

张璁大器晚成，47岁才中进士，一中进士，就气势非凡，威震朝野，到61岁告病回乡，在政治漩涡中心搏斗了十五个春天、十四个秋天，活得有声有色。虽说“栋梁未尽才”，还算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从礼部观政升至内阁首辅，一直干得很累。一生中只有一个地方使他心情轻松，那就是瑶溪，离家七八里、风景如画的瑶溪！他少年时期在瑶溪读书，青中年时期在瑶溪开馆授徒，著书立说，五十七八岁两次罢官回乡，都住在瑶溪山中。61岁告病回乡，仍在瑶溪山中休养多年。中国古代文人，在仕途上竞争了半辈子，或成功而得意，或失败而沮丧，其结果都一样，都想“息影林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息一阵。张璁不是诗人，是政治家，却从少至老一直钟爱瑶溪，死后也葬在瑶溪附近山中。

我在永强的20年问，经常带学生、妻小到瑶溪游玩，有时一个人带些干粮，跑到瑶溪山中，坐在水边看书、沉思，站在山巅上仰天长啸。当时瑶溪山中，张璁的遗迹还依稀可辨。我们一边观赏自然风光，一边谈论张璁。当时大家对张璁多有微词，但对他钟爱瑶溪，喜欢山中生活，还颇有好感。瑶溪的水势很大，溪石上的水花稍纵即逝，好比人的生命，一去而不可复返。不管人们对张璁评价如何，他毕竟是瑶溪山中最璀璨的一朵水花，但也一去不可复返。瑶溪的水花、溪声、白沙、砾石，以及张璁在瑶溪山中的处处遗迹，曾激发我的灵感，勾起对人生的感慨，写过一些粗浅而真诚的新诗与旧诗。“青山青草青无主，春水春江春自流。”这两句诗反映我当年在瑶溪山中的“放风”心态。遥想张璁当年，23年间一次次的科场失意，后来两次罢官期间的回乡喘息，大概只有瑶溪的山风、溪声，最能慰抚他那颗伤痕累累的雄心。我于1980年、虚龄47岁离开永强，调到杭州工作。2003年9月，70岁了，才偕同妻子访问永强中学，瞻仰修缮一新的张阁老祠堂，夜宿“瑶溪山庄”(宾馆名)。瑶溪，阔别23年的瑶溪啊，山峰矗立如故，溪水却不复旧观，流势像我这个古稀老人，有气而无力，昔日怒放的水花枯萎了，溪声由“哗哗”变成“潺潺”。“建设性的破坏”，令人扼腕！失去的东西，总觉得更加珍贵。回想昔日的瑶溪，难免爱屋及乌，敝帚自珍，我那些由它引发灵感而写成的诗句，顿生纪念意义。今抄一首于下，作为对张璁的纪念，也对自己蹉跎年华的挽念，并希望读者能从中听到昔日瑶溪的哗哗水声，让大家一起来珍惜大自然，珍惜自己也将一去不可复返的生命！

哗啦，哗啦……

溪里的白石，

石上的水花：

一朵水花，

一片喧哗。

上接西天的云霞，

下连东海的浪花。

一条舞动的白练，

把天海连成一家。

哗啦，哗啦，

匆匆地奔来，

匆匆地开花，

匆匆地凋谢。

匆匆地泻下。

来不及回头道别，  来不及把芳影投下。

只有石上的光泽，

保留着它们的喧哗。

哗啦，哗啦……

——《瑶溪》

张璁是明代一位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为他作传却面临许多困难。首先，对张璁的评价长期存在重大争议。明代以来虽也有人肯定他的政绩，但是他不仅“丛诟没世”，而且死后至今还不断受人抨击。这些抨击有的是由张璁自身的失误所招致，有的却出于批评者的误解和偏见。如何恰当地评价张璁的活动是一件困难的事。其次，是史料搜罗取舍的困难。诚如张宪文、张卫中先生在《张璁年谱》的《后记》中所说，张璁“人仕前大半生事迹著录甚少”，而“自人仕特别是人阁之后之事迹著录甚多”。这种状况增加了写作张璁传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自己学养不足，接触的资料有限，要完成一部较为全面的张璁传记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不过，为了向人们介绍这位力行革新的政治家，我们不揣谫陋，尝试着写了这本着重叙述张璁的议礼和改革活动，而对其他生平事迹仅作简略介绍的小传，原定的书名是《明代革新名臣——张璁》(现在的书名《张璁评传》是董楚平先生看了书稿后建议改的)。章学诚说：“包举一生而为之传”。我们自知，本书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把这样一本很不成熟的张璁小传付之出版，是希望能抛砖引玉，为推动张璁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一部全面详尽的张璁大传的撰写，尚有祈于方家。

本书各章节，大体上是按时间先后来叙述传主活动，但也有例外。第二章《从大礼议中崛起》集中叙述自正德十六年七月至嘉靖七年七月间张璁的议礼活动，而将这七年间张璁其他的活动放在第三章《从刑部主事到内阁大学士》中叙述。这主要是考虑到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一场重大斗争，它牵涉全局、历时较长而影响深远；同时，大礼议对张璁一生影响甚大，是使他在政坛上迅速崛起的关键。这样处理，便于完整、连贯地叙述大礼议的经过，说明张璁在明代政坛迅速崛起的缘由。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想法。这样处理是否得当，还有待读者评判。而这一来，第二、三两章在时间上就有了重叠，而不全是先后关系。

本书吸取了当代许多历史学者(尤其是李询、田澍等先生)涉及张璁的研究成果。张宪文、张卫中二先生在搜集、整理张璁著作和相关资料上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撰写的《张璁年谱》、校注的《张璁集》已经出版。本书正是在借助上述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楚平先生在酷暑中抱病审阅书稿并撰写长序，温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胡珠生先生对本书写作多有指教，友人郑勉先生提供了不少修改意见，温州市社会科学院洪振宁先生大力支持本书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疏浅，孤陋寡闻，本书难免舛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璁考取举人的次年，即弘治十二年(1499)，他到北京参加会试。他从温州乘船到丽水，再从陆路到兰溪，然后乘船经兰江、富春江、钱塘江到杭州，在杭州再换船沿着京杭运河古道到天津，最后才由陆路抵达北京。这一趟路程，要一个多月时间奔波。这次会试，他没有考上。接着，他按照朝廷的规定，人南京国子监读书。不过，当时举人大多数没有真正在监肄业，往往找个借口回籍。所以，张璁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也回到家乡。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总是把参加科举考试而取得做官资格视为进身的正途。张璁自然不例外。从第一次参加会试以后，他先后于弘治十四年(1501)、弘治十七年(1504)、正德三年(1508)、正德六年(1511)、正德九年(1514)、正德十二年(1517)一再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落第而归。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张璁才通过了会试。

从弘治十二年到正德十五年二十多年间，张璁八次往返于温州与北京之间。沿途城乡的所见所闻，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更使他深深感到，明朝统治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