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生于乱世。1922年秋季，年幼的他随母亲入清华园与教授英文的父亲王芳荃相聚，住在清华南园。这个孩子小时玩耍的地方，正是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人伏案的所在。後转入孔德小学和育英中学。青少年时代即投身於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任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後，在上海先後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件受株连，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文革”後，於1979年11月平反，不久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继而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本书为其散文作品集。

本书为王元化散文作品集，内中收录了《记郭绍虞》、《记顾准》、《再记顾准》、《记辛劳》、《记满涛》、《记张中晓》、《再记张中晓》、《谈鲁迅与太炎》、《谈胡适自传唐注》、《谈杨遇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亲情、友情、爱情》、《老年爱》、《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等作品。

辑一 往事沧桑

 自述——《清园论学集》序

 致友人书：自述

 我的三次反思

 重返清华园日记

 走自己的路

 告别张可

辑二 师友追忆

 记汪公殿

 记任铭善

 记熊十力

 再记熊十力

 记韦卓民

 记郭绍虞

 记顾准

 再记顾准

 记辛劳

 记满涛

 记张中晓

 再记张中晓

 记王瑶

 记钱钢

辑三 文史覃思

 孔子最早的神圣化

 谈鲁迅与太炎

 谈胡适自传唐注

 谈杨遇夫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亲情、友情、爱情

 老年爱

 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

 模仿·作风·风格——《文学风格论》译本跋

辑四 思辨抉微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简论尚同

 简论道德继承

 近思札记

 《思辨发微》序

 《思辨随笔》序

辑五 雕龙识隅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序

 《文心雕龙》研究散论——一九八三年在日本九州

 大学的演讲

 《文心雕龙》的若干范畴——一九八七年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辑六 莎评絮语

 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致词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泰纳《莎士比亚论》译文题记

 兰姆《关于莎土比亚悲剧上演问题》译文题记

 柯勒律治《理查二世》译文题记

辑七 戏曲漫谈

 京剧札记

 谈基础和流派

 京昆丑角戏

 京剧《伍子胥》

 汉剧《宇宙锋》

 川剧《帝王珠》

 秦腔《赵氏孤儿》

编后记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涵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相难以破除的偏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听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竞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0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r·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P5-7

六月末的一天，意外地接到王元化先生的弟子陆晓光教授的电话，希望我能够编选一本王先生的散文随笔集，随即又转来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信。晓光教授在电话中特别提及我在本科期间的老师钱钢先生，说他一直记得当年钱师英年早逝时，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生们所写的怀念文章，也记得这些文章曾经引发王先生的诸多感触。作为曾因钱师之缘而受到过先生奖掖提携的晚辈，如今能够有机会为先生编选一部文集，自然是十分乐意，也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但说实话，当时心里是颇为忐忑踌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生虽然早在青年时期就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并结集出版过《脚踪》一书，晚年也陆续有散文作品问世，但在长达七十年的著述生涯中，他的成就主要还是集中于《文心雕龙》、黑格尔美学、莎士比亚评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当代文艺理论等专业学术领域，而并不以文学创作命世。学界对他的评价，也大多从学术脉络和思想迁变的角度切人，鲜有论述其文学创作成就的。如今要为普通的读者编选一本旨在全面反映其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的散文集，究竟应该从何人手呢？

长夏酷暑之中，翻检出先生的诸多著作，逐一细读体会，挑选出合适的篇目，逐渐感到之前的那份担心完全是多虑了。先生本是性情中人，虽然无意为文，却能自成一格。下笔成文，或自叙生平，或感念师友，都充盈着忧世伤生的至情真性。那些看似平静温和的文字，其实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推敲，底下总是潜藏着一股沉郁低回的韵味，具有某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即便是那些衡文论艺的学术文章，也绝没有故作艰深、枯燥乏味的弊病，不仅鞭辟入里，明晰畅达，而且锋颖频出，机趣横生。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并不是只作客观冷静的学理分析，还时常会融入强烈的个人情感，有着与现实人生的映照和呼应。

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先生在生前就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删繁就简，编录成《思辨短简》一书，之后又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增补，相继出版过《思辨发微》、《思辨随笔》和《思辨录》等著作。但那只是从其众多著述中撷取部分片断而成，虽然胜义迭出，但就文气畅达而言，未免有所妨害。而本书编选的作品均为完整的文章，力求为读者展现其运思行文的全貌。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重要的文章，如《韩非论》、《龚自珍论》、《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与友人谈社约论书》等，就因为篇幅过长的缘故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经过反复斟酌和取舍，将人选的文章分为七辑：第一、第二两辑，主要侧重于反映先生的坎坷经历和生平交游，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屡遭命运播弄、饱受屈辱和误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思考、不懈探索的；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他的周围还有着一批同样值得尊敬的读书人，即使身处横逆困境之中，他们仍然恪守信念，孤怀独往，卓立不羁，保持着应有的良知与尊严。第三至第七辑，则从先生的各个不同研究领域中择取部分代表性文章，俾使读者一窥清园学术古今交融、中西汇通、学思并重的魅力所在。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文章的要求极为严格，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晚年对于大部分著述都进行过细致的删削修订。为了符合先生的本意，此次选入的文章概以其最终改定的文本为准。

全书编定之后，冠以“人文清园”之名，旨在凸显先生毕生志向之所寄。先生自幼年开始直至少年时代都在北平的清华园中生活成长，水木清华的校园环境以及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学识的增长，他对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先哲也愈加钦佩服膺，尤其是对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揭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莫逆于心，念兹在兹，晚年遂径以“清园”来命名自己的书斋，不少重要的著作，如《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近思录》、《清园文稿类编》、《清园自述》、《清园文存》、《清园书屋笔札》、《清园谈戏录》等，也均以此命名。与王、陈等诸位先辈一样，先生也绝不是坐而论道、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充满着强烈现实感和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目睹着当下人文传统的日渐萎顿凋零，他是无法做到漠然置之、无动于衷的。在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思辨录》的扉页上，他特意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育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是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终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字里行间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殷忧和失落，但同时也潜藏着守先待后的希冀和企盼。先生时常以熊十力老人“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读书箴言示人，编者深信，读者倘能秉持这样一种态度认真阅读、体会先生的文章，必定会大有所获。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先生哲嗣王承义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陆晓光先生始终关心并给予指导，责任编辑王宏波先生为此亦颇费心力，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