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中国保险公司到中国保险学会
1927年前后与当局冲突而受到排挤的宋汉章急流勇退，将其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国保险公司，并发起创办中国保险学会，为新兴的中国保险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与心血，从而为其璀璨的金融生涯又抒写了精彩的一页。
第一节 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
1929年5月，时为中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出国考察。其间他对美国保险业在经济大萧条时帮助银行业渡过危机的作用感受很深。回国后即向中行董事会提出投资设立保险公司，借以保障中国银行本身财产以及贷放工商企业的资金安全，并进而为中行开辟新的财源。对此身为中行常务董事的宋汉章听后颇为振奋，他自告奋勇，要求承办中国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即获得董事会的认可和授权，由其担任董事长，全权负责中保的创建工作。
中国保险公司的资本定为银元500万元，先收半数，除中行的高级职员附有少数股本以外，基本上是中行独家投资。中保董事会由中行总管理处高级职员、外埠分行经理及在沪行任职时的老部下等组成。由各地中行机构为中保设立经理处，办理保险业务，并由各中行经理出面任中保代办人，以资号召。中保所需职员，由宋汉章从中行选择任用。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31年11月1日，中国保险公司正式开业。以中国银行沪行营业场所后面仁记路（今滇池路）余屋作为中保对外营业的地址。次日《申报》报道：“中国银行同人为杜塞漏卮（zhi）挽回利权起见，有中国保险公司组织，收集资本500万元，由前日召集创立会，选出董监20人，即于昨日开幕，虽各界一时未及周知，然本埠闻人往道贺者仍络绎不绝，该公司一切设备，井然不紊，由办事员殷勤招待，和蔼可亲。其中主持者，不特有富有经验声望卓著者，即办事人员，也多数为学识兼优之青年。故此次开幕虽经短促时间之筹备，竟得有此富有科学化之美满设备，其办事能力即此可见一斑。闻当时前往投保水火险者已极踊跃，将来营业发展未可限量也。”
筹建之初，百废待兴，特别是宋汉章对保险业几乎一无所知，这对年届六旬的他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宋汉章不畏所难，奋力前行。他首先不耻下问，虚心向保险专家以及了解保险业的同人广集意见，孜孜研求，几至废寝忘食。还聘请国内外保险专家担任公司顾问，力求在保险技术上走在别人前面。如筹建之初，即通过英商太阳保险公司聘请英人WENobie为顾问，以尽快掌握国外先进的保险技术。其次面向社会广招人才。人才是企业兴盛与否的关键，对此，长期从事银行业经营的宋汉章深有体会并践履不辍。他在创建中国保险公司时更是将人才问题视为当务之急，不仅在中国银行系统中慎选办事老练、交际广泛、忠实可靠的人员进入中保，还向社会公开招考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为练习生，录取的余恭波、虞福慎等后来都成为中保的业务骨干。他聘请英商在华最早也最大的怡和洋行保险部买办过福云任经理，主管对外招揽业务。过氏虽在洋行工作多年，却未沾染崇洋媚外习气。又调来代表中行和上海著名的永丰钱庄合组银团派驻南通大生纱厂的陈伯源任副理，主管人事和总务，并帮办财务。并派中行伦敦办事处的项磐吾，就近至英商太阳保险公司学习保险业务，以备回国后主管业务工作。
对新进员工，无论职位高低，宋汉章都一一亲自接见，告以保险事业的发展远景，以及各人可能争取的前途，予以勖勉，新进职员无不受到鼓舞。
对于中保重视人才，努力提升公司业务水准的情况，当年《申报》也时有报道。如1934年5月5日《申报》报道说：“中国保险公司为推进全国人寿保险营业起见，特请须维周君为营业主任。须君服务于寿险界已历十余五年，足迹遍国内各行省，为我国保险界有数之经理人才，著有《人寿保险销售》一书，行销于各级商业学校与保险界，盛极一时。须君已经昨日任事，该公司营业前途，自当有更伟大之进展。”1936年2月4日又报道说：“中国银行主办之中国保险公司成立以来，成绩卓著，兹为更求进步起见，特派罗兆辰赴日考察寿险事业，已于今晨乘杰克逊总统轮东渡。罗氏为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原任该公司寿险部汉口区经理，近升任该公司寿险部经理，对于日本保险界人物及其事业夙所熟悉。此行约一个月左右，即行返国云。”
宋汉章主持中保公司后，利用中行的优势和便利条件以及自己在金融界的人脉关系，全力推进中保业务，致使中保在华商保险业中后来居上，迅速崛起。中保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分为三大类，即一般保险，再保险业务与再人寿保险业务。初期以经营火灾保险为主，也兼营当年初夏通行的茧子险、银钞险，有中行本身拥有的财产和中行所投资经营以及有贷款关系的工商企业的财产为基。火险对象。主要的业务来源，还是通过中行关系招徕的。以后将业务又扩充至运输保险、汽车险、邮包险以及奶牛险、电梯险、橱窗玻璃险及船壳险等。还办理水上运输险，分为平安险（即只保货物平安到达目的地，不包括途中受风浪所致的损失）及水渍险。海洋运输险另加费用，还可加保兵险及破碎险。
外埠的经理处，则附设于中行，一般由中行代营保险业务，至天津、济南、汉口的经理处，以业务较多，中行不及兼顾，另设专人负责保险业务。
据时为中保职员的王化南回忆，中保开始营业时，为求稳妥，少冒风险，当然和一般保险公司一样，对每一笔承保火险业务，事前都进行审查勘察。承保以后，对每一个承保的危险单位定下一个自负责任的数额，再按每一承保危险所在的地段定下一个总的自负责任的限额。超过这些限额的溢额则分给其他保险公司分保。中保和以太阳保险公司为首的各家保险公司，订有固定的溢额分保契约。凡在约定范围以内的溢额都可自动放入，不必经过逐笔洽商。订立该项固定分保契约，双方就有责任相互遵守。所以双方在订立分保契约时，都对对方作审慎的选择。中保有中行为后盾，有以守信著称的宋汉章主持其事，承受分保的公司，固可无所顾虑。承受分保的公司，在后来大赔款的考验中，确也是信守契约，承担责任的，足证宋汉章选择妥善。后因业务发展，又由太阳保险公司带头订有第二固定溢额分保契约。由于有了这样的分保契约，中保就可放手承保巨额业务，有利于业务的开展。1933年3月汉口申新四厂火灾案就是对中保的一大严重考验。
该厂系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所办的一家新型纺织企业，由中行予以大量贷款，全部财产概由汉口中行交汉口中保经理处承保。此次火灾造成巨大损失，合计达200万元，而当时中保实收资本只有250万元，为我国保险事业创办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案件。如是项火灾损失由中保独家全部照赔，则将丧失全部资本的十之八九。社会人士多为中保担忧，人们更拭目以待，中保该如何行动。
宋汉章对这次申新四厂的火灾，十分重视。因在处理赔款时，牵涉分保公司的关系，这些分保公司从中保所收的分保费，因为时不久，为数并不多，突遭申新四厂这样的巨大赔款，要他们赔付其极大部分，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一个重大打击。但一贯视信誉如生命的宋汉章没有犹豫，决定全额予以理赔。为慎重处理，既要使申新四厂得到及时满意的赔偿，使中行贷款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又能使分保公司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他立即特派副经理陈伯源亲赴汉口申新四厂现场，慎重调查灾情，认真核实损失。陈在中保以前，曾驻南通大生纱厂多年，对纱厂情况比较熟悉，调查所得比较真实可信。以太阳保险公司为首的各分保公司一致遵守契约规定，迅速承担责任，汇来他们应该负担的赔款，中保加上本身应负担的部分，申新四厂迅速及时地获得赔偿，从而使该厂得以及早重建，恢复生产。
P82-86
《金融翘楚宋汉章》是笔者于2008年经浙江省社科规划办批准立项的浙商文化研究工程。当时拟定以一年为期。现在想来自己当初真是不知深浅。由于传主宋汉章不仅为人处世极度低调，而且40多岁后受耳疾折磨，听力大受影响，所以公共场合很少露面，即使参加也少有言论，故当时报刊少有其活动的报道，资料搜集十分困难。缘此，以宋氏主持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博士论文选题的董昕博士也感叹道：关于宋汉章的资料仅在文史资料中查得数篇，上海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中国银行全宗里有其信函数卷，内容几乎全部是关于银行的业务或事务性的，也很简略，就人物的研究而言，资料方面实在单薄。幸亏省社科规划办宽大为怀，同意笔者延期的要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金融翘楚宋汉章》一书的编撰工作，从而对这位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若隐若现的近代浙商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再停留在不得不讲又语焉不详的阶段。当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受时间等客观条件特别是资料条件的局限，本书还相当粗糙，乃至有不少差错之处，敬请学界同人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本书实际上是许多人心血与劳动的一个成果。在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单位和友人的关心与支持，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陈明华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守广教授、上海市工商联王昌范先生、慈城张介人先生等不辞辛劳，亲自寄送相关资料。宁波出版社何小平女士也为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辛勤劳动。同时诸多学者关于民国金融史的研究成果使笔者受益匪浅，尤其是以复旦吴景平先生为首的以董昕博士为代表的金融史研究群体之成果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等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而本书编辑宫京蕾女士也是本人上一部浙商人物传记——《钱业巨子秦润卿传》的责任编辑，她工作严谨，作风细致，认真负责，为两书的出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此也略表感激之情。
孙善根
2010年4月
初稿于甬西六和嘉园
2011年7月
定稿于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_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金融翘楚宋汉章》由孙善根编著编著，是“浙商名人研究丛书”系列之一。
宋汉章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金融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金融业从兴起到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他以自己的丰富阅历与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宋汉章为近代中国银行工作近50年，是唯一与该行相始终的重要人物。以其工作时间之长与贡献作用之著，堪称中国银行第一人。《金融翘楚宋汉章》对宋汉章的金融人生与社会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尤注重史料文献的挖掘，提出回顾和品味那一代中国银行家的作为与追求对当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孙善根编著的《金融翘楚宋汉章》从近代金融巨子宋汉章的早年岁月、中国银行第一人、从中国保险公司到保险学会、从上海银行公会到上海总商会的事业发展，到其“清操励俗”、桑梓情怀、处世之道等，使读者对宋汉章的一生有了大致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