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日有过三次大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万历年间,以丰臣秀吉败走为结局,中朝获胜。近代史上主要有二次,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国赢了。
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两个甲子的周期。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为我们整理一下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其间的各方因素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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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杨东梁 |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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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历史上,中、日有过三次大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万历年间,以丰臣秀吉败走为结局,中朝获胜。近代史上主要有二次,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国赢了。 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两个甲子的周期。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为我们整理一下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其间的各方因素与背景。 内容推荐 甲午战争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战争。战争惨败和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创深痛巨,奇耻大辱。 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辅以大量的军事、经济数据,以及真实、珍贵的历史图片,用通俗的语言,历史比较的方法,对120年前甲午战争中、日交战双方,从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变革,从军队建制到武器装备的军事能力,从师夷长技与求知识于世界的学习观,从求强求富与殖产兴业的近代经济发展,从中体西用到文明开化的文化教育,从战略设置到海防执行的备战状况,从对外政策到外交斡旋的对外交涉能力,从中华民族觉醒与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影响,共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立体解剖和对比。全景再现甲午海陆大战恢宏场面,细致梳理东北亚列国争雄的外交源流,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真相,深刻揭示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实况,分析战争结局给中、日两国的直接影响,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警示今人,告诫来者。 目录 第一章 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中、日政治体制之比较 一、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专制制度 1 慈禧植党擅权,独揽朝政 2 挪用军费,大办六旬庆典 3 吏治腐败,贪污成风 4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5 派系朋党勾心斗角,主战主和内斗激烈 6 中央地方争权夺利,各省督抚势力膨胀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转型 1 “藩政改革”与维新政权的建立 2 “戊辰战争”,实行武装夺权 3 “明治维新”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4 “废藩置县”,官制改革 5 颁布《宪法》,显示军国主义特征 三、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之优劣 1 两国高官的一场争论 2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第二章 走马赏花与下马看花——两种不同的学习观 一、“学习西方”的不同指导思想 1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2 产生不同学习观的原因 二、蒲安臣使团和岩仓使团 1 由美国人带领的清朝使团 2 “求知识于世界”的岩仓使团 第三章 “采西学,制洋器”与“殖产兴业”——中、日发展经济之比较 一、清廷的“求强”、“求富” 1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 2 “救时第一要务”的提出 3 从军事领域开始办洋务 4 由“求强”到“求富” 5 商办近代工业的发展 二、日本的“殖产兴业” 1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 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三、两条不同的发展经济之路 第四章 “中体西用”与“文明开化”——中、日文化教育之比较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 1 儒家文化的双重性 2 “西学东渐”热随朝代更替逐步衰落 3 “西学东渐”的又一个拐点 二、日本的兼收并蓄与“文明开化” 1 “兰学”在日本的传播 2 “文明开化”政策促进日本资产阶级改革 三、清廷创办的新式教育 1 兴办新式学堂 2 派遣留学生 3 推动近代科学技术传播 四、日本的教育改革和近代教育 1 开启教育改革 2 大力提倡实业教育 3 资助、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4 军国主义教育的形成 五、中、日教育改革的不同结果 第五章 新旧参半的清军与迅速近代化的日军——中、日军事力量之比较 一、清军的编制与装备 1 异军突起的“勇营”及“防军”、“练军” 2 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 3 清朝军事体制的落后性 二、日军的编制与装备 1 改革军事制度 2 改革军事机构 3 重点发展海军 三、清军的人员素质 四、日军的人员素质 第六章 和战不定与处心积虑——中、日备战之比较 一、清廷战略判断失误 1 清政府“联日制西”幻想的破灭/001 2 日本频频挑衅,清政府被动应对 二、日本处心积虑,以求一逞 1 日本将对外扩张的国策付诸行动 2 “长崎事件”成为新的推动力 三、清廷和战不定,备战松懈 1 对日本的战略布局盲然无知 2 国民国防意识薄弱,军队不知为何而战 四、日本精心准备,措施得力 1 全力筹措军费,扩充军力 2 制定周密作战计划 3 重视情报的搜集与利用 4 鼓吹“正义之战” 5 在国际上发动舆论战 6 以“国际法”为幌子肆意歪曲事实 第七章 “以夷制夷”与纵横捭阖——中、日对外交涉之比较 一、战前外交 1 围绕“宗藩关系”的较量 2 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3 对两个“三角关系”的处理 二、战时外交 1 围绕“高升号”事件的交涉 2 平壤之役与黄海海战后之外交活动 三、签约前后之外交 1 “威海之战”对和谈之影响 2 《马关条约》的签订 3 列强干涉与日本反干涉 4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点 第八章 沉沦中的觉醒与光环下的隐忧——战争影响之比较 一、对中国的影响 1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2 中华民族的觉醒 3 对中国近代化的刺激 二、对日本的影响 1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 军国主义体制的强化 3 日本成为“东洋盟主” 结束语:两种不同的战争史观 后记 附录:19世纪下半叶中、日大事年表(1852-1900) 参考书目 试读章节 清政府及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对日本的战略意图、谋篇布局并没有摸准。其情报搜集既不系统,又不细致,情报来源主要靠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袁世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驻朝前后达九年(1885~1894),但他在朝鲜“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并视日本为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②。他对日本有所防范,但又持轻蔑之态。1887年,日本制订征讨中国策,1890年完成军备改革,袁世凯均懵然不觉,甚至做出“日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③的错误判断。1893年春,袁世凯几次向李鸿章报告,一再声称:“然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④。这种妄自尊大、麻痹轻敌的思想主要在不明日本国情所致。1894年春,日本已完成战争准备,只待时机到来。李鸿章也得悉日有出兵赴朝之意,遂急令袁世凯调查。4月8日,袁世凯复电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形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①。此时,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已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5月31日,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派兵“助剿”。6月1日,日驻朝使馆派人面见袁世凯,怂恿道:“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又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廷出兵。翌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随即命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海军陆战队400人回任。时局至此,袁世凯还报告说:“大鸟不喜多事……自无动兵意”②。直到6月9日,大鸟率军抵仁川后,袁世凯才感到形势不妙,于18日急电李鸿章要求增兵,但为时已晚,一个月后,战争爆发了。 按常理,一国的驻外使馆是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进行沟通,加强联系,表达意图,了解所在国动态的重要外交机构。但清廷驻日使馆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任务,驻日公使汪凤藻虽提供了一些信息,开展一些外交活动,但未能对日本准备开战的计划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可以从汪凤藻于1894年6月份发回的四份电文中,了解到他对时局的看法。 6月5日(阴历五月初二),汪电:“闻倭议派兵赴韩,曾否钧处商洽,祈示。”③ 6月13日(五月初十),汪电:“遵电面询伊藤,据称‘韩乱亟,道远接应难,故派兵稍多,然军需止十艘’云。经力阻,始允俟乱定,彼此撤兵。随后当与钧处妥商办法。”④ 汪凤藻关于日本“意叵测”,“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的判断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只认为日本“志在留兵,胁议善后”而已。同时,汪凤藻对伊藤博文“允如约”的表态深信不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李鸿章和清政府。月16日(五月十三),汪电:“倭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 …… P152-P154 序言 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N年,按照农历干支纪年60年为一周期计算,这一历史事件至今已是第二个周期。 认真回顾过去的120年,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120年前爆发的那次中日之战,震撼了东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那次战争的结果,是庞大而虚弱的清帝国被东邻岛国日本打败,战争惨败及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创深痛巨,奇耻大辱。这促使了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从而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奋不顾身地努力拼搏,斗志昂扬地在东方奋起,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侵略者一方的日本,甲午战争对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从半殖民地国家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日本从此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一步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日本,因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尝到甜头,其扩张野心急剧膨胀,同时它也步入了历史歧途,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埋下了种子,种下了祸根。 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温故知新,从中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特别是需要在当今国人中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总结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勿忘国耻,矢志强国。 首先是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所谓落后主要是指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尽管当时在经济总量上、军事装备上清政府不一定都比日本差(应该说互有优劣),但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艰难而蹒跚,最后导致洋务运动未能达到复国强兵的目的;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又通过“文明开化”政策,改造本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清廷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事理论的陈旧。19世纪堪称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的掌控成为决定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但清朝统治者昧于天下大势,耽于安逸,缺乏远图,近代海权意识淡薄,对海洋战略格局的漠视,导致了国防战略的严重失误。当海军建设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从1889年(光绪十五年)起,竟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拨银30万两用于供慈禧太后享乐的颐和园工程,致使北洋海军从1888年开始就不再添置新舰,从1891年起两年之内停购军火。反观日本,则把“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语)的思想奉为圭臬。他们于1882年制定了一个发展海军的8年计划,到1890年要建造大小舰船48艘;1891年,又提出一个9年计划,拟新建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为筹措资金,又大力发行公债,明治天皇本人还率先垂范,于1887年3月从皇室公帑中,拨出30万日元资助海军建设,这与慈禧太后擅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的行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另外,在海战理论上清朝也是消极、保守的。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始终坚持“以守为战”、“保舰制敌”,这不但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也导致了在海战中被动挨打,直至困守威海,坐以待毙。 教训之二是有备才能无患。日本针对中国的备战是处心积虑的,从19世纪80年代初,即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充分准备。仅以海军为例,至1891年已建成“松岛”、“桥立”、“岩岛”等3艘4000吨级的铁甲舰。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面对磨刀霍霍的侵略者,清政府却没有一种急迫的备战心态,反而“不以倭人为意”。一旦战争迫近,作为陆海军统帅的李鸿章更缺乏敌情观念,对日本的野心认识不足,只寄希望于外交谈判和列强调停,以至“坐失先机,着着落后”。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居安思危,那么离挨打、失败就不远了。 教训之三是温故而知新。甲午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120年,但对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时至今日,日本总有一些顽固的右翼分子还在做着当年的“甲午梦”。不久前,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从日清战争学习、思考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引者注)领有权问题》的书,该书鼓吹要通过一场类似甲午战争的胜利来解决钓鱼岛问题。这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行挑衅中国政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证明在日本确实有些人继续陶醉于昔日“东洋霸主”的光环中。但是,狂热的日本右翼势力彻底打错了算盘,正如2013年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时下,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于甲午战争中的中、日双方进行对照分析,以捋清关于历史规律的思考认识,增强我们的时代责任感。 俗话讲“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可见比较方法之重要。什么叫比较?比较是经常使用的一种科学方法,它既要研究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又要分析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为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或者说,比较是鉴别事物,治疗惰性思维,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剂良药。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总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特性和本质。 用比较的方法观察事物,就容易了解到事物的局部和整体,一般和个别,相同与相异,从而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树立一个标杆,选择一个参照物,通过对照进一步认清自身的生存环境、发展水平、困难障碍和前进方向。把比较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用之于历史研究,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探寻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就是历史比较研究法。 历史比较研究法的问世由来已久。在我国,西汉时代的司马迁写《史记》,已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他写人物“合传”,实际就是把具有“可比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并列进行研究、叙述。而在欧洲,19世纪中叶已形成了“比较历史学”。到20世纪,比较研究方法已被各国许多学者广泛运用于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大多是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巨匠。马克思曾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列宁经常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分析革命形势,比如它总结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就把1848年的法国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形势进行比较,指出异同,做出科学预见,以指导革命运动。 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120年前甲午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能力、备战状况、对外交涉、战争影响等进行全方位的对比,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警示今人,告诫来者。 后记 我从上中学起就对甲午战争史深感兴趣。这次战争,中国遭受失败之惨,所订条约之苛,丧失权益之巨,蒙受羞辱之深都是空前的。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我就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此,我开始搜集、阅读有关甲午战争的资料,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的出版,为我学习甲午战争史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 后来,又读了贾逸君、郑昌淦两位先生的专著《中日甲午战争》,促使我想把自己学习甲午战争史的心得写成文章。几经易稿,竟然完成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脱稿后,我把文章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工作繁忙的范老对一个中学生的习作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委托他的秘书王忠先生仔细给予审阅,并提出意见,给予鼓励。学术大家诲人不倦的风范,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上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也一直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虽然研究方向是近代历史人物,但思绪中仍不断浮现出“甲午情结”。留校工作后,教学、研究之余,也颇关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动态。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北京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伟大祖国”历史讲座,我应邀承担一讲——《气壮山河的甲午海战》。事后,书目文献出版社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我研究甲午战争习作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1990年10月,山东社会科学院等12个单位联合举办甲午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在会议期间,和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商量,决定撰写一本《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的专著。这既是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做点实事,也是想了却我从小就想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宿愿。 1994年9月,在山东威海举办了“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被会议组委会提供给与会学者。该书出版后曾产生一定影响,“导言”被《抗日战争史研究》全文转载。1999年,日本友人岩田诚一先生决意将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下了很大功夫,用三年多时间,终于在华立女士(她精通日文)的协助下将此书译成日文,在日本正式出版。这对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无疑是有益的。 今年,正逢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我决定换一个角度,即从中、日两国的对比上,对甲午战争和东亚政治再作反思。这一想法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现在这部小书终于杀青了,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写作过程中,多蒙责任编辑周红女士的关心、帮助,她在书稿的立意、架构、内容调整上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另外,李立新、杨涛在选取书稿插图上给予帮助,付出辛劳,杨阳、孔勇、贺轶洋也协助做了些辅助性工作,这是我要一并致谢的。 另外,在撰写本书时,吸收了史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一些研究成果,作者不敢掠美,书中注释已有反映,于此亦致谢忱。 杨东梁 201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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