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无知》述说了流亡西方的捷克人回乡寻根，却在现实巨大的落差中经历迷惘、失望及寻找自我的过程。人们不断地批评那些歪曲、重写、伪造自己的过去，或是扩大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提另一事件的人；这样的批评是公正的（它们不可能不公正），但在此之前必须做一项更基本的批评，也就是对人的记忆本身的批评，因为人的记忆只能留住过去可怜的一小部分，这一选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神秘地进行，超越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兴趣。

《无知》由米兰·昆德拉著，讲述的是：这种可怕的恶梦在伊莱娜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她感到自己同时还饱受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的煎熬，有着另一番体验，那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明明在白天，她脑海中却常常闪现故乡的景色。不，那不足梦，不是那种长久不断，有感觉、有意识的梦，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一些景色在脑海中一闪，突然，出乎意料，随即又飞快消失。有时，她正在和上司交谈，忽然，像划过一道闪电，她看见田野中出现一条小路。有时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条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也会突然浮现在她眼前，转瞬即逝。整个白天，这些景象闪闪灭灭，在她的脑中浮现，缓解她对那失去的波希米亚的思念。

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的景包，那是一个个幸福的片断，而在夜晚则给她安排了回归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向她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正文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结束的第三次大战。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九五六年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一九九一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一九一八年获得国家独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丧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第二个二十年的恐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谁也没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二十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法西斯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独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触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掉，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开门，对谁都不开门！

三百年？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人们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敲击着，如钟声般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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