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1965年生，四川德昌人。自由撰稿人。厌闻世事，喜撄人心；有志刺秦，无力回天。1998年至今已发表百万字的小说、杂文，随笔和评论，一作品多入选各类年选文选。现在《羊城晚报·花地》写“说文解史”专拦。

其编写的《纸上欲望(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以“狂狷”、“识鉴”、“真执”、“假谲”、“纠结”、“变异”为主题，以千余字的小短文，在“重写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将现当代文人在时代风云下所做的人生选择及由此进行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感性的揭示。

孙玉祥编写的《纸上欲望(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以“狂狷”、“识鉴”、“真执”、“假谲”、“纠结”、“变异”为主题，以千余字的小短文，在“重写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将现当代文人在时代风云下所做的人生选择及由此进行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感性的揭示。大师皆有士气？非也，从他们的或狷狂或真执，或假谲或纠结的性格中，各自的风骨和人品，高下立见。

狂狷

章太炎吃人不嘴软

章太炎打架

鲁迅不担虚名

黄侃偏要进门

黄侃、刘文典的牛劲

钱锺书·胡耀邦·文怀沙

两种名士风度

名人偷跑

当年教授判试卷

那时教授的分量

民国那些教育家们

李敖说的和做的两场“黑吃黑”

识鉴

章太炎与谶言

梁启超薪尽火传

轿夫该哭还是笑？

文化太极——略说鲁迅与钱锺书

有些事，你不能往细了想

重温鲁迅遗言

周作人与吴梅村

钱锺书对“祸从口出”的警惕

钱锺书的好记性从哪里来

小波的“伟大”

真执

马君武被骗

鲁迅与钱玄同笔名之争

鲁迅眼中的人力车夫

鲁迅会跟“闰土”一起住么

“我听别人说的”

阿Q画圈

吴宓之“笨”

假如沈从文做了小偷

林汉达：博士的故事

直截了当

文人广告

那些值得追怀的插话者

夏衍不作假

黄裳是谁的裳

梁漱溟享受的“雅量”

假谲

周作人：知难，行亦不易

章士钊的学问

“胡萝卜”、“大棒”之外

曹聚仁之“妄”

老舍的《春华秋实》与“大炼钢铁”

余秋雨与周汝昌

纠结

鲁迅洗脚洗出的问题

刘大杰古文标点冤案

钱锺书不厚道？

鲁迅与酒

钟叔河对鲁迅的无名火

鲁迅与池莉的距离

季羡林与钱锺书曾经的“堕落”

那些“被死亡”的著名作家

如何造名

雅量难得

一代不如一代

后记：为什么是“文人”？

据元人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中载：“东坡与王郎书云：少年为学，每一书作数次读。当如人海，百货皆有，人不能兼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事迹文物之类，又别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苏东坡的意思当然是讲“每一书作数次读”，每次“且只作此意求之”，就是把一部书按内容分成若干项目，一个一个有重点地深入学习、研究，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然后在分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达到融会贯通，这样就能“八面受敌”皆能应付。“受敌”指经得住考验，抵挡住各种疑难的袭击。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我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八面受敌”的阅读法呢？那就是同时读很多本书，然后用此书的结论去验证彼书的论据，或者相反。这样多种书相互对照印证，倒或许能使我们的阅读产生一种“以镜照镜”的效果呢！《楞严经》和《华严经》都谈到佛教讲经场所常在四面八方安置许多圆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交光互影，彼此摄入”，以说明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理”在镜像中的反映，有如“月映万JII”：作为“理”的“月”只有一个，作为事相、映于“万川”的月影却可以无限。宋代《高僧传》记载法藏和尚为了说明同一道理，曾取十面镜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意”。我们如果亦“以镜照镜”式地阅读，也许真能使我们取得“晓刹海涉入无尽之意”的效果呢。

近日读刘崇文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3期上的《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锺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锺书，认为他学识渊博。

这段文字非常有意思，它首先让我想起一场争论：200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一文，文章对文怀沙的年龄、阅历和水平进行了质疑，其中尤其提到文怀沙的“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的身份。文章指出：“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一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然而，这本《屈原集》是否就能给他戴上这些“大师”、“开创者”和“泰斗”的高帽则不一定。譬如，与文怀沙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舒芜就认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这几本书陆续j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四益先生也认为文怀沙在楚辞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说他没有写过什么学术陛、研究性、考据f生的东西，他就是把楚辞翻译成现代汉语，但翻译得也不是很好。媒体把文称做什么“楚辞第一人”，其实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任务，他分配到了《屈原集》。文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可以拿出来，他的《四部文明》也不算什么学术著作。文怀沙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楚辞的翻译和普及有一定的贡献，即使到目前为止，他的翻译也是有自己特点的。但从学术方面讲，他对楚辞的研究属于一般成就，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不多，更没有人将他列到大师或者专家的行列。

我们要是读了刘崇文先生这篇文章，对文怀沙在楚辞方面的修养当更了然于心了：居然连一首现代人写的“古风”水准究竟如何都“拿不稳”，要去请教钱锺书先生，有这样的“大师”和“泰斗”么？如果他都要算“大师”和“泰斗”了，那他要去请教的钱锺书该算什么？大师之师？泰斗之斗？这个细节实在比上面诸人对文怀沙的否定都要直接有力得多。P3-5

“纸上”都有什么“欲望”？

这话得从两头说起，从作者方面而言，写“纸上”的文章总有他的“欲望”：或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或为了表达某种卑微的情绪，比如其弟曹植所谓：“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无论崇高还是卑微，作者总是希望读者从其文字中读出自己的用意来。

而读者读这些“纸上”的文字，却又总抱着自己的期待视角与目光。当年，钱锺书在拒绝一个英国记者对他的采访要求时，有这样一段名言：“如果你吃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没有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我读书却爱反其道而行之——从小时候开始，读书，尤其是读到感兴趣的书时，我总爱在欣喜若狂之余，推想书页后作者的一切：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这样写？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么？他有如何的人生经历？他的为文与为人是一致还是背离？钱锺书在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我的读书习惯就是想通过作者的“几篇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来探究作者“留下的好多空白”，甚至他整个人生这部“大书”。这种习性保持到现在，其成果就是集子中这些七长八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角不一，取意各异，表达也自具机杼，但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纸上的文字，来阅读作者这部人生大书——如果不客气点说，就是杜甫所谓“读书破万卷”的“破”字所在。

更值得庆幸的是：从章太炎到余秋雨，这一百多年来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各式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何其丰富的“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通过对这些“散文”的细读，了解他们，读破他们，当是多么有趣与无边的“欲望”？  集子中的这些文章大都是我这十年写的，其中一些分别发表在《闲话》、《悦读》、《同舟共进》以及《羊城晚报》上。在此对这些报刊对我文章的青睐，深表谢意。当然更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谢焕编辑的慧眼和杨利军编辑的用心——没有他们，我这些七七八八的“纸上的欲望”是无法以这么整齐清新的面目跟大家见面的。

2014年4月12日 广州

文人大概是最容易成为批评对象的阶层，为什么芸芸众生五行八作中，文人成为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箭垛？

有一种世俗的解答是：为什么？不就因为大家都“半夜吃桃子，拣着软的捏”么？文人多愁多病无权无势，批了评了，他还不只有忍气吞声？20世纪30年代，那个曾经写过“国事家事管它娘”的“解放词”的诗人曾今可，因为细行不修，给文坛一通猛批，于是在1933年7月9日的《时事新报》登了这样一个封笔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J哨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q糯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今天的余秋雨，也曾在其《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中借学生问表示：“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转引自2011年8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余秋雨在台大的闪问闪答》一文)当年，有人嘲笑鲁迅，也曾这样设问：为什么你(鲁迅)~g3c人，而不去骂“武人”——比如当时的军阀？因为当年提这问题的人别有用心，所以鲁迅的回答也针锋相对：我之所以不骂“武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身上实现你们借刀杀人之计。

这种批评文人是因为自己欺软怕硬的说法，显然是文人的撒娇与自怜——文人再无权无势，也比根本就无“文”的工农大众强势吧？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鲁迅当年面对各种攻击也曾深有感慨道：幸好我还有一支笔，还能讲话，不然真给他。可见有笔而能写文章的文人并非那么弱势，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事实上，文人之所以容易成为批评对象，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批评文人容易有的放矢。就中国而言，官员做官若贪赃枉法，有基本上雁过无痕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难明究竟；商人经商，也密室策划，天机不可泄漏，人们自然一头雾水。只有文人，白纸黑字，批评起来起来铁证如山，无可逃避——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是也。1930年。陈寅陷写下了《阅报戏作二绝》，其一日：“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看似笔走龙蛇天马行空的文人，其实是给自己的文字锁死了。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讲瞎话讲大话，就是不讲真话，如此这般，不就金蝉脱壳？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的文章不正就是你作伪作假欺骗人的铁证么？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之所以批评文人，是因为文人“可与言”。“武人”何足论？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年鲁迅之所以不“骂”军阀而“骂”文人，就是因为军阀不值一“骂”，骂他们是对牛弹琴。而之所以“骂”文人，则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真正的批评家那里，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这原由，也正是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所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还是以鲁迅为例，正因为鲁迅“骂”文人都是因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有守有为的知识分子，是以人为善，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以及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成蛰、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进步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了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让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此人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才，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正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当然，读者诸君如果细读我这部集子的话，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文章也不都是对文人的“骂”，也还有“颂”——或者说有弹有赞。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对一些文人有“赞”，乃是因为有大量值得“弹”的文人存在；而这些文人所以被“弹”，也是因为那些被“赞”文人的对照。当然，我既然写了这些“文”，也就难逃“文人”之列，读者自然也就可以对我有弹有赞一我尤其欢迎“入木三分骂亦精’’的弹。

末了，拉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六二为结：“古人制字鬼夜泣，后人识字百忧集。我不畏鬼复不忧，灵文夜补秋灯碧。”

是为后记。

2014年11月11日于广州西郊

你要从他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