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冰编著的《寇风烈》在抗战史、地方志、民间口述史与海州属地民俗民风中开启复活抗战记忆的旅程，既不敢妄言荡寇神话，也不愿悬置革命话语，只是想在被战争裹挟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之间勾勒苦难，在寇风施虐中寻觅人性踪影，在慷慨悲歌与救亡图存中再现民众觉醒，在不时飘来的纯真童谣声中追忆与慰藉逝去荚魂一一蓦然惊觉，苦难未已，寇风频起，《寇风烈》所着意深描的审美意象何止是指涉过去，不也正直指当下和未来么？

刘方冰编著的长篇小说《寇风烈》是作者回望70年前山河碎、刀兵劫、碉楼月，勾连当下国家认同语境而构思创作的系列战争小说的第一部。作品以1938年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及鲜为人知的日军登陆连云港的“R”作战为背景，通过对气势恢宏的正面战场、悬念迭出的谍战、抗日志士寻求共产党的领导等故事的描写，着力形塑了抗日青年梁浩、乱世悍匪周法乾、剃刀壮士彭宇成、英雄小兵毛窝子、悲情“汉奸”李雯清、狡诈谍酋松本惠子、俏魅特工千叶美黛等敌我双方数十位人物，在被战争裹挟的斑斓生命之间勾勒苦难，在寇风施虐中寻觅人性踪影，在慷慨悲歌与救亡图存中再现民众觉醒，在不时飘来的纯真童谣声中追忆与慰藉逝去英魂。作者用俚言土语、彭湃激情与忧患意识揉捏文本，在战史方志、民俗民风与悲悯情怀中深描审美意象，使这份“我的抗战记忆”鲜活而厚重。

引子

第一章 布谷声声

1、家园惊梦

2、混世狼鹰

3、芦荡情深

4、深夜絮语

第二章 乡路烟尘

5、打情骂俏

6、少年意气

7、战友传书

8、岳庙交锋

9、兄弟赠枪

第三章 江湖新安

10、惰色结怨

11、贼胆包天

12、独腿把关

13、螳螂黄雀

14、师兄师妹

第四章 连岛谍影

15、黄埔家常

16、敲山拢虎

17、客栈疑容

18、盐帮杀令

19、冤家路窄

第五章 亲仇咫尺

20、海渡明志

21、生死两难

22、接触组织

23、不寒而栗

24、声东击西

25、寇窟现形

26、步步虐心

第六章 渔jI时血旧

27、主帅意志

28、兄弟交心

29、仗义宇成

30、歪经歪念

31、夜半号令

32、拂晓攻防

33、剃刀英豪

第七章 喋血云台

34、不可一世

35、比匪还狠

36、少壮犯上

37、丫髻山高

38、留条后路

39、队长殒命

40、山寺萧杀

41、夜径撞怀

第八章 战地恩仇

42、杜家有女

43、五丈崖下

44、组织信任

45、街市有戏

46、滩头夜袭

47、恼羞成怒

48、鬼头迷阵

第九章 短兵相接

49、四更刺客

50、美黛戏匪

51、毛窝子飞

52、海蛇出洞

53、小结巴哟

54、军统发难

55、再施一恩

第十章 猎鲸网张

56、突审海豚

57、乌贼落网

58、梦蕾入套

59、你是太阳

60、双箭齐发

61、冒名取证

62、狡匪搅局

第十一章 防不胜防

63、勾心斗角

64、美酒断肠

65、诚惶诚恐

66、东门寇狂

67、泥鳅河险

68、蜻蜓谣长

第十二章 暗夜乖张

69、战讯揪心

70、十面蛙鸣

71、圣经有声

72、师座一也思

73、教堂血拼

74、蔷薇河静

75、弄巧成拙

76、泥洼悲催

第十三章 后河弯弯

77、恩公何处

78、花面阎王

79、哨卡反戈

80、穷寇奔命

81、高地神伤

尾声

抗战记忆与文字的记忆书写（跋）

梁浩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还没等他弄明白是什么样的不安，新安镇方向的河道便传来哗哗啦啦的划水声。

来了，肯定是鬼子的弹药船来了！只是今天怎么不是小火轮？也许是鬼子小火轮没空，或者是坏了吧？不管它了，他得集中精力盯紧，全队就等他的第一枪呢。

划水声越来越近了，可雾实在太浓，什么也看不见。听声音，船已经进入了伏击圈，再有分把钟就该从他们前面过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啦？总不能瞎开枪吧？梁浩急得额头渗出汗来。

就在这时，仿佛有神仙赶来帮忙，水面上突然一阵风刮起，把眼前的浓雾吹散了不少，一个船的轮廓立马出现在梁浩的眼前。他努力睁大眼瞄准着这个船影子，屏住呼吸，扣动扳机。

“叭！”浓雾中，枪声异常清脆。枪声未落，船上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叫音：“啊一一浩子哥！”

这女人的叫声比梁浩的枪声还钻心钻肺。梁浩傻了，其他队员也傻了，都忘了跟着梁浩放枪。只听得河中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哭喊声：“我的亲妈哎，不得了了，哪个狗日的不长眼啦？打中梦蕾了！”

“啊？！”

梁浩一声惊呼，猛地从梦中惊醒，喘着粗气，好一会才意识到自己是躺在自家的床上，刚才不过是在做梦。他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噩梦来？

窗外鸡啼鸟鸣，梁浩渐渐走出梦境。他没立刻睁开眼，而是凝神继续听着自家那只大公鸡在雄赳赳地与别人家的鸡比试，顺带着品品屋里屋外的家园气息。鸟禽们倒也挺配合，这不，在“哥哥哥”的主旋律中，麻雀如同一大群无忧无虑的嬉戏孩子，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喜鹊“呱呱呱”地哑着嗓子插话，也不管别人搭理不搭理；布谷鸟则东一声“呱哥”、西一句“布谷”地催促农人下田忙活，一圈一圈，没完没了，执着得让人有几分哭笑不得。尤其是这“呱哥”的叫声，让他一下子响起儿时的“呱哥来，吃朝牌；呱哥去，吃山芋”；“呱哥，呱哥，没得女人真难过”等童谣，不由得一下笑出声来。笑着笑着，梁浩又忽然意识到，这“呱哥”今年似乎来得早了些，莫非是周边的战云惊得它们慌了神，等不及农时节令到来就急忙忙开口催收催种？他又细听那麻雀的叽喳声，感觉跟他和战友们在大潮河边马潮庄集训时听到的也没啥两样，只是这里更密匝些，也许是潮河的芦荡与鱼跃分流了一些麻雀吧？不过听来听去，还是家里的这只大公鸡表现最突出，看它亢奋的，不会是昨天争风吃醋时落了下风，今日来挣回面子的吧？

听到这里，梁浩起床之初那点迷糊劲己全消，窗外分明又飞来节奏舒缓，一板一眼的扫地声，沙一一沙一一沙一一这声音，只有在大竹扫帚划过经草灰杂糅、石磙碾压而坚硬如石的院场，在父亲舞蹈般的张臂、弓步与一进一顿的腾挪、运气、扭腰、摆胯中才会生出。紧接着，一串丝丝拉拉的撕扯草堆声轻轻而起，这多半是母亲在拾掇柴禾准备做饭了。果然，不一会，母亲经过妹妹的窗户时顺便轻声唤了一句：“莞草，该起来了，来帮我烧把火。”

梁浩翻身下床，把短袖衫往肩上一搭，步出堂屋门外。抬眼望去，太阳正露出半边脸，泛出柔柔红光，伴着丝丝晨风，轻轻地抚摸成片的青中泛黄麦田和金黄油菜地，留下一派恬静。他展开双臂，对着湛蓝天空，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声哈欠，伸了一个大懒腰，然后对父亲说，“爸，我来扫吧？”

梁石匠没抬头，也没有吭声，专心致志于他的扫帚舞。梁浩知道父亲听到了，只是不必应答他而己。他也早就习惯了父子俩这种方式的互动，笑笑，扭身走到堂屋西侧的锅屋门口，手扶门框，将自己一米八的个头压低，伸头向屋里问：“妈，我来烧锅吧？”

“不用。也不多睡会？昨天赶了百十里路。”梁浩妈边搅和玉米糊糊，边看着儿子微笑着说。

“哎哟，二哥真勤快！干脆别再往外跑了，就在家帮妈干活。”妹妹梁莞草边说边从梁浩身边闪身进屋，话音未落，已坐到灶门前抓起一把柴禾，续进灶膛。

“这丫头，你哥昨晚才进门，你就掐上来啦？”母亲就着面盆抖了抖饭勺，笑道。

“呵呵，妈，没事。我不在家，多亏妹妹帮着你做事。下次回来，我给她扯块花布做衣裳。”梁浩笑着说。

“妈，你偏心，又护着二哥。二哥要真有心，这次怎么不记着给我扯？”已经十五岁的莞草故意嘟着嘴，将二哥一军。

“这次实在来得匆忙，没顾上，下次一定。”梁浩走进屋内，边从门后的水缸里舀水，边微笑着解释。

母亲取过毛巾，递给梁浩：“快去洗脸吧。”  “哼，尽哄我。”莞草追着哥哥的后背不依不饶。P11－12

文学对创伤与记忆的建构，深受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影响。作家总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调整自己的叙事与审美坐标，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互文性中努力型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路线图。就抗战记忆而言，如果说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国家仪式所彰显的是国家主体在建构民族创伤与集体记忆中的政治意志，那么，作家的“我的抗战记忆”表征的则是文学主体在重构活的历史、抚慰心灵创伤、黏合国家认同中的话语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最刻骨铭心、最惨痛的创伤，莫过于日寇侵华战争所制造的苦难。文学具有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符号能力，文学中的记忆书写与记忆诠释不单是修复心理创伤，更倾情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通道的寻觅。如果成功地将“侵华与抗战”当作文化创伤加以再现、陈述与传播，会使得那些没有直接承受日寇灾难的人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切身感受到这个灾难并不是“他”的创伤，也是“我”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而要让当代的受众动容，作家就必须用小说之类的文学文本将“抗战”这样的事件建构为“一个新的故事”，让受众在审美体验中走向对群体性创伤的认同。当这种文化创伤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时，我们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将会得到应有修正，我们的“拒绝遗忘”意识也将在坍塌与重构的永恒轮回中频频彰显。

灾难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人的艰难求生，《寇风烈》要重塑的正是70年前那场惨烈战争中人的生存欲望。《寇风烈》开篇呈现的是布谷声声、麦浪滚滚、乡情酽酽、挚爱绵绵，虽有蟊贼土寇出没，离愁别绪滋扰，却遮蔽不了海州属地、神州脐部黄天厚土中的恬静与安详。然而，国破已成事实，家亡渐行渐近，远方的断续炮声，头顶的险恶“大鸟”，街市的孔武过客，入室的揪心家书，无不让惶恐直钻百姓心底。为了生，士绅变卖家产筹措自卫，军人离家别子勇赴沙场，少年结伴挥洒救亡意气，悍匪走险扩张武装力量。随着情节的展开，将军的瞻前顾后，亲人的牵肠挂肚，冤家的舍身相救，甚至是寇贼的相扶奔逃，无不让求生欲望扑面而来。所不同的是，有的是为自己求生，有的是为他人求生，有的是为族群求生，有的是为国家求生。生存成为灾难面前的第一欲望，杀戮成了救亡或苟活的本能选择。就是那阴险毒辣的侵略者也会为同伴身亡而黯然神伤。《寇风烈》回归“人”这个基本面来诠释“生”，不因信仰与责任而淡化骨肉之情，不因阴谋与邪恶而遮蔽贼寇之殇。尤其是对敌我双方权欲、情欲、肉欲等诸般欲望的铺陈揉捏，意在让当下受众看到，乱世之“生”不仅真切热辣，而且斑斓多姿，动人心魄。而胡展文、毛窝子杀敌捐躯，彭宇成血溅倭寇，李雯清二度赴死，用“死”为“生”绘就了悲壮或悲凉身影，催生了“生”之欲望叙事的悲剧之美。

《寇风烈》的记忆立场深植于对人性的爬罗剔挟之中。对日军血洗荷花池村，无论是热血好青年梁浩，还是土匪周法乾，都能哀同胞之殇，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杀敌。他俩的交汇点，不是因为听从谁的号召，也不是因为生性扬善避恶，而是无法认同日寇洞穿人的底线，滑向了兽性。可巧的是，这俩人也阴差阳错地与女间谍千叶美黛发生瓜葛。“夜径撞怀”撞出的是悍匪与女谍肉体欲望叙事下的心照不宣；“蜻蜓谣长”叹出的是后生与长女望乡诗化意境下的不忍抛弃。重伤美黛被梁浩冒死背出险地，又被周法乾涉险送往医院，这种无意中的救人接力，恐怕在寇仇、心机、私欲之类的辖域化语境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吧？即使是虐心技法登峰造极的王牌寇谍松本惠子，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海豚”闭眼前的那一刻送上的“我只是给你儿子打了一针葡萄糖，根本不是什么毒药，你就放心地走吧”一句耳语，透出的除了奸诈，不也能见到一丝人性的余温么？而对羽田荒诞形象的塑造，看似对大陆东渡亡民“孽种”的戏谑，实质隐喻了人类似乎无解的欲壑难填、自相戕害的悲情，也是对人类“反人类”文化现象的一次诘问。

抗战记忆的生产，依赖于符号的编码与文本的互文性。山河、海港、盐池、盐帮、走寇、流民、黑话、俚语等，构成了时代语境与地域风貌；民谣、战歌、口号等形塑了对决主体的战争意志与百味生态。鱼叉、剃刀、大刀、鬼头等编织的是英豪符码，力图唤起的是受众对杀寇集体记忆的快意认同；洋刀、枪刺剖开的是孕妇的鼓腹，挑起的是婴儿的粉体，滴血的恐怕却是当下受众的心；战舰、大炮、飞机、间谍、虐杀，卷起的是势不可挡的暴烈寇风，再现的是异族至今还不时瞥过来的轻蔑。当受众不时读到纯真、古老而长存的童谣，是不是仿佛一遍遍地听到“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几乎要脱口而出“孩子，快回来吃饭哦”？可眼前一个“刷新”，惨烈的战事正在进行，国耻犹在、寇风正烈、危亡不远的压抑感、疼痛感是不是正攫住了你？而“一个喜爱《红蜻蜓》的民族，怎么会嗜血如命”的讥讽，恐怕要让我们不得不问，两个都拥有纯真民谣的民族到底怎么了？是什么恶魔把我们拖进了战争的深渊？难道仅仅是倭寇国力强盛、中华积贫积弱吗？也许，我们还该进一步思考，两个民族间什么样的文化同构，才能抚平战祸创伤，永远扼住猖狂寇嚎？相信受众会明白《寇风烈》为何要对地域与时代文化符号如此编排；会明白十九首歌谣的默默勾连，与已经积淀在自己心中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多向度的互文，稍加用心，应该不难破解此“抗战记忆”的意义编码了。

文学之所以要不停地重构抗战记忆，盖因抗战中的民族抵抗精神远未得到真切地再现。如果说我们的文学一度选择性地遗忘正面战场的抵抗，导致我们对民族抵抗精神的认识长期残缺不全，那么当下文学界颇为自得的“审判激进”、“告别革命”之风，又何尝不是在以“记忆”之名成功地启动了伤及民族抵抗精神结构完整性的“遗忘”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寇风烈》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她想说，诸如动员民众之类的政治策略并非是哪个政治主体的专利，正面战场的杀敌身影中同样潜伏着别个政治力量的身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那个年代真切的主旋律。在那国弱民贫的年代，没有从政府到民间、从精英到百姓的万众一心，中国拿什么来与强寇较量？而没有抵抗主体，又何来抵抗精神？激进与血性恐怕至少应算是近亲，革命与反抗精神更是骨肉相连。抗敌前线的万平沙、胡展文等中共党员的潜伏不是要破坏，而是为了建构，是要用革命的热血激荡国军将士们的抗日精神，这恐怕也正是霍仰羽等国军高级将领对队伍内异党影响睁一眼闭一眼的根本缘由吧？而“找党”这个辅线的伸展，既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为日后乡村抵抗力量的发展壮大埋下了伏笔。“找党”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对一度被解构的历史记忆的再建构，是对民间抵抗精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路线图的再寻觅。正面战场的激越浩荡与敌后持久抗战力量的悄然生长，不仅是小说文本的经纬双轨，更是构成民族抵抗精神的动脉与毛细血管。当高地失守、良将被捕、寇舰癫狂、港口与海州岌岌可危之时，一口扑面而来的大葱味，尽管有点呛人，不正昭示着民族抵抗精神的即将升华？

《寇风烈》在抗战史、地方志、民间口述史与海州属地民俗民风中开启复活抗战记忆的旅程，既不敢妄言荡寇神话，也不愿悬置革命话语，只是想在被战争裹挟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之间勾勒苦难，在寇风施虐中寻觅人性踪影，在慷慨悲歌与救亡图存中再现民众觉醒，在不时飘来的纯真童谣声中追忆与慰藉逝去荚魂一一蓦然惊觉，苦难未已，寇风频起，《寇风烈》所着意深描的审美意象何止是指涉过去，不也正直指当下和未来么？

小时候，村上有孙二爹、孙三爹兄弟俩，两位老人都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民兵，也都擅长讲故事。孙二爹给我留下最深印记的是这两句话：小鬼子枪法准啦，离南面大堆这么远，一枪就能撂倒你；八路不怕死，手榴弹一甩，眨眼就到跟前了。孙三爹讲的故事中我至今还记得的一句话是：新四军三师前身是老八路，厉害着呢。黄克诚师长我见过，瘦瘦的，戴眼镜，骑着高头大马。还有，我们刘姓本家的一个大奶奶也姓孙，抗战时好像是村妇救会主任，一到我家串门，就讲她当年遇险的故事：那次在小尧街给黑狗队盯上了，我翻进棺材铺，躲棺材里才没挨逮着，乖乖，差点没命了。这也许算是我受到的关于抗战与抗战文学的最早启蒙吧。

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从部队转业的叔叔送我们一本《小兵张嘎》连环画，我是爱不释手，不知翻了多少遍。这是我在口述文学之外拥有的抗战文学的第一个图文文本。四年级的时候开始迷上了长篇战争小说，其中就包括《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等抗战经典长篇。那时，对抗战人物形象的兴趣都到了痴迷的程度，课桌上、课本上、屋墙上、路上、河滩上，到处都有过我留下的八路拿枪撂倒鬼子的涂鸦。

少年时代，我还喜欢东西三庄追着听说书、听小戏，尤其是夏日月光下、社场上，瞎子艺人弹着“三刮子”、操着几分侉音连说带唱的琴书《周法乾杀妻》，让我第一次知道，在我们的家乡还出过这么一位名贯民国海州属地、杀人不眨眼的伪军大队长周法乾。要说最早在我心中竖起的家乡的第一位形象鲜明的抗战时期的文学人物，应该就是这个人。除了他的杀妻故事，我后来还陆续听到了他的一些传说。有点奇怪的是，乡亲们提起他更多的是津津乐道，却看不到半点深恶痛绝。待到我后来带点研究的眼光去思考时，我意识到这个人及其传说，并不是诸如非善即恶那样的简单了。当近些年我想把他变成我笔下的文学形象，而征询一个算是他本家族人的同学看法时，他直截了当地提醒我：你可不能把他写得太坏了，他的好多坏事都是仇家编的。我明白，这个文学形象我得好好酝酿、培育了。我还想道一声：乡亲们，我小说中的“周法乾”及其他人物，是纯属虚构的文学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请千万别对号入座。

前些年有一阶段，我经常做一个“打鬼子”的梦。梦中自己成了八路去打鬼子，撤退时被鬼子追着。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我便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快速踩起空气来，就像在水里踩水一样，立即上浮起来。越踩浮得越高，遇到高悬的电线，猛踩几下就像跳绳一样就飞了过去，气得小鬼子在下面干瞪眼。自己一得意，就笑醒过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人做过“打鬼子”的梦，反正我是做了好多年，直到近几年开始构思抗战小说时，这个梦才不再出现。

这些年，随着对资料、包括中日之外的第三方所著日本史的收集与研读，勾连我的故乡记忆，我逐步找到了我想要的一群人物原型，欲建构的文学意象也渐渐浮现。这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书面文本还是口头文本，基于价值观等因素而形成的各类抗战记忆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鲜明的，争夺话语权的意志也是随处可见的。且不说中日之间关于中日战争的观念鸿沟是如何深不见底，也不论两岸之间关于抗战的记忆是如何各自表述，单就大陆同胞对抗战的记忆来看也是千姿百态。争得面红耳赤也就罢了，有争鸣总比万马齐喑好，但“抗日神剧”之类满天飞的所谓“新英雄”话语，热衷的可不单单是即时快感，恐怕连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勇气、对苦难的反思精神都一并消费掉了。那么，不看闲，不抱怨，参与进来，也来个“我的抗战记忆”的文学书写，是否会有点意义？

2010年6月17日晨，在窗外忽远忽近的布谷声中，我开始动笔，当天一口气写了六千多字后，忽然感到自己的准备并不那么充分。主要问题是我的视角还是更多地局限在中日国界的这一边。我不得不更细致地研究和关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到底穿什么、吃什么、干什么、想什么，尤其是底层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当我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乡村小姑娘衣着打扮、五官、气质，就连扎的小辫子都一如我童年（上世纪70年代）故乡的邻家姑娘时，我心里竟然有了一种震撼，忽然冒出这样的看法：这哪里是日本人啊，分明就是徐福故里海州这一带的村民么。从这时起，结合最新的在日本的考古发现，我认定，徐福东渡尽管是传说，可秦人东渡多半是史实了。我在小说中引入“同文同种”情节，无意猎奇，更无意拉扯中日之间的血缘关系，只是想提醒自己，即使对异化为禽兽的日寇，他终究是“人”。当我们不把他们当人看了，一起步就偏了，自然越看就越看不懂了。

积淀、构思了一年半，2011年12月4日晨，我再次起笔，直到2014年1月7日晨全本初稿的完成。这其中尽管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是算一口气收了尾。要说明的是，我是以1938年一1948年海州属地民族苦难史和革命战争史为背景，构思了一个“荡寇谣”系列战争小说，各部独立成卷，又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寇风烈》里就多安排了些伏笔，为的是后续情节的关联与发展，相信受众不难发现。

尽管过去也写过短篇小说，但写长篇我还是第一次，其中甘苦自知。这些年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累积的一些思考，对创作这部小说是否有帮助，我到现在也没底，只能留待受众评判了。竭诚感谢家人、文友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自当永记于心，倍加珍惜，并视之为我后续创作的强大动力。我尤其要衷心感谢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储福金先生，著名作家、藏书家薛冰先生，著名作家、编辑家傅晓红女士，没有他们在我文学道路上的引领与鼓励，就没有我在文学上的梦想坚守。我还要深切感谢著名作家、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助理、编辑室主任黄孝阳先生，责任编辑郝鹏先生、孙金荣先生，资深设计师冯忠玲女士，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与增光添彩，就没有《寇风烈》的顺利出版。

作者

2014年3月9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