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山为界，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
新疆的草原，大多集中在北疆。除了赫赫有名的伊犁草原、巴里坤草原外，还有一个草原，长期处于遮蔽状态：沙孜草原。
在大陆性半干旱气候的大地上出现一汪湖泊，完全拜上天所赐。“沙孜”（哈萨克语，意为“湿地、沼泽”）一词，密码般传递在草原——谁占领了沙孜，谁就获得载畜万千的丰地。沙孜草原先后成为塞人、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喀喇汗朝的势力范围，曾发生过无数乱战。直至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游牧于斋桑的哈萨克克烈部众，不愿随地归属沙俄，克服重重险阻，举部来此地驻牧，这片草原才算安宁下来。
第一次到达沙孜湖，是初秋。
清晨九点离开乌鲁木齐，下午五点至榆树沟。停了车，朝草坡奔去，站在高处深呼吸，肺部陡然扩张开，闻到泥土味、艾蒿味、花香味、驴粪味。蹲身细看，可辨出矮小的是铃铛草，一丛一丛的是针茅草，摇摇晃晃的是阿魏花（这种植物只能野生，其下长出的就是著名的阿魏菇）。
看到柏油路边散落着不少葵花籽，我不解。
朋友道：“是乌鸦叼开装葵花籽的麻袋，落下的。”
“乌鸦怎么知道装的是葵花籽？”
“乌鸦贼（聪明）得很。”
我愕然；然后担忧：“人怎么办？”
“人也不傻。一般是两个人上路，一个人在前面开车，另一个在后面赶鸟。”
想到这幅人鸟对峙图，不觉滑稽。两种生灵互不甘心，比赛着亮出智慧，为自己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问。
到达榆树沟，算是已进入托里谷地。这片面积一百多万亩的开阔地带，位于托里县西南，被巴尔鲁克山和玛依勒山所挟；谷地的最低处，有一片因雪水汇集而成的湿地，在春季或丰水年份，湿地中央会形成一汪湖泊：沙孜湖。环湖的沙孜草原，更是牧人心中的黄金天堂。
进入托里县城已是傍晚。县城非常袖珍，围绕着一个十字路口展开。无论是窄小街巷、低矮楼房、稀疏人群，皆模糊成影，湮没于异常浓烈的暮色中。夜晚入睡时，狗吠声稠密，此起彼伏。那声调被小巷放大，清晰异常，让人不像睡在童话里，而是在中国式的传奇里。
第二天去沙孜湖，发现路是沙石路，并不弯曲，却相当逼仄，只能容得下两辆车侧身而过。山坡微隆，弧度柔和。车速突然慢了下来：三只骆驼，以惯常步伐行进，对我们熟视无睹。等这些庞然大物悠悠晃过，车才加油向前。碎石变大后，路面异常颠簸，人在车里，小腿发抖，臀部坚硬，上上下下，尖锐难忍，像座位上撒满图钉。颠簸了许久，仍未到达终点，我不禁有些后悔。实在颠得厉害，索性闭上眼睛，凝神定气。车身突然不动时，睁开眼，视距里出现了一汪湖。
这是真的——我已置身高点，能对沙孜湖一览无余。然而，我却很难认为这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恍惚中，只觉淡淡的天光里，有一团淡淡的梦。我不敢大声喘气，怕一用力，那梦就会惊醒。在那缓缓下降的草海中，确实，有个晶莹夺目的金属盘——沙孜湖。
这湖并不汪洋浩淼、丰沛滋润，它单薄轻柔，像片树叶，由几缕色带编织而成：先是青草的绿，裹着盐碱的白，后是腐植物的姜黄，最后是青紫湖面上，嵌着团团灰云的倒影。
伊犁山谷的草黑绿，如青春血液；巴里坤湖边的草高过人头，似中年汪洋；而沙孜湖的草，搅拌着铁锈红、灰绿和枯黄，短小矮壮。草到了这里，完全是种老态，如暗哑血管，在失去劲道的胸脯上延伸。从草滩走过，总不忍去踩那些未曾折腰的青草。草丛里常飞起野雉、嘎嘎鸡、百灵。
我朝湖边走去，飞起的鸟群和静止的马群同时出现在视域中。在这个特殊时刻，鸟和马，居然变得一模一样，都是些棕褐色小圆点。这是因远视而获得的开阔，像一个人倒退了很多步，陡然看到了除自身之外的辽阔。
湖边的味道与山坡不同，更浓稠腥膻，闻了还想再闻。环湖的山势低缓，一座背后是另一座，形状大同小异，但颜色却越来越淡。小路被踩得发黑，车辙是两缕泥黄印痕。湖边的黑泥和白碱中，杂沓着一个个深陷的蹄印。牲畜敢走到湖边喝水，但人却不得不止步——在沼泽中下陷，可不好搭救。毡房驻扎在山脚和草原的接壤处，像几颗白纽扣，发胀后鼓起来。
我朝一个单独的毡房走去：门窄小，门帘卷起，门板天蓝，画着红艳的花。门外挺着根木杆，装着天线。侧旁是间小平房，黄泥墙上刷了白灰。门前停放着摩托车。毡房对面是石块垒砌的墙，墙顶晒着牛粪饼。墙下是木板车，车把上晒着几件衣衫。四个大塑料桶并列，装满清水。
从毡房门口向湖面望去，彩色条纹全然不见，只剩一条狭长的光带。晴空是一匹硕大的蓝布，将地、坡、湖紧紧罩住，紧得透不过一丝气。只有偶尔飘过的几片薄云，才将那匹蓝布铰开些细细的缝隙。风从缺口流进，从耳边呼呼飞过，野鸭成群惊起，呱呱盘旋。
毡房的男主人骑马而归，四十来岁，戴着口罩，拽着缰绳，身后跟着二十几匹马。每一匹马都各不相同：有的脑门有缕白毛，有的颜色枣红加黑，有的跑起来心不在焉，有的只顾盯旁边小马看。当马群从我眼前跑过，我才明白，那男人为何要戴口罩——马群挟着浓烈粪便味，能把人熏倒。
湖边羊群，和平日所见不同：毛更白、更长。这种羊叫绒山羊，体积比普通绵羊小，羊角细。阳光下，绒山羊憨态可掬，像全身都长了银鳍，而颈下的一缕，像白须。绒山羊是自然放养，羊绒的洁净度很高，又因这里是山地丘陵草原，冬季气温低，羊绒细度比别处高。这里的绒运到内蒙古、河北，经过精加工，制成高档羊绒衫。
我见过给羊抓绒的场景：先用绳子捆住羊腿，再用手掌大的铁丝耙，按不同方向梳理。每梳一下，耙子碰到的肌肉便大力颤抖，像触了电。羊绒就是用铁耙子一根一根，硬是从羊身上拽下来的。
暮色时分，无论草地、山峦、羊群和马匹，都浸泡在红黄色的浓酒中。太阳内黄外白，大地浑圆鼓凸，马匹一个串一个，粘成一辆小火车，驰过毡房时，抖动的马鬃上，炊烟飘荡而过。当夕阳将最后一点银光从叶尖收回，整个湖面完全陷落进黝黑。P3－5
第一次来到托里，目睹沙孜湖时，我并未想到，我会一来再来。对这个新疆北部的小城，我曾像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那样，有着十分自负的想法。现在回忆起来，无怪乎如下：托里不过是个随便的小城市，同其他小城没有差别，气候干旱，风沙肆虐，街道荒芜，仅在某些区域有少许文明。
就这样，我来到了沙孜湖：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
沙孜湖的形状类似大耳朵，淡蓝的颜色令人窒息。这片大地不仅水草丰茂，在其地下，还潜藏着大量矿藏，尤以黄金为盛。从见到它的第一眼起，我便为之吸引、为之感动。出现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世之罕见的景色，不仅仅是连绵群山间的一汪湖泊，更是另一种迥异的生活形态。
环湖而居的人们，与我设想的完全不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流浪者），他们风格独特，迥异庸人；但他们又有着神秘的共性。他们调动着我的感官，触动着我的神经，引发着我的思考，让我越和他们接触，越割舍不下。因他们身处遥远的偏狭之处，人类闪光的良善和天性中的机敏，非但没有泯灭，反而奇异地获得了捍卫和保护。
我第二次来到了沙孜湖；甚至，第三次。
数千年间，珍珠般的沙孜湖一直处于酣睡之中。它，连同它四周的群山，覆盖在铁黑山体的青草，以及暴雨、阳光和微风下，都不为外人所知。是牧人首先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里的土地虽不适合耕种，但却是天然的好牧场。一代又一代的牧人留在了这片草场，繁衍生息，最终让沙孜湖，成为草原隐秘的天堂。
现在的托里县城已非从前模样：过去，这里只有一片土坯房与一条七零八落的市场街。如今，已是初具规模的小县城。到处能看到建筑工地，而镶着玻璃的楼房让我觉得，世界正通过火柴盒形的水泥房间，一步步完成它的统一性。托里的街道不是乡间小道，但这里也绝不是现代化的都市，这里像一处正在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广告和百货商店，手机和摩托车，花头巾和黑棉袄，统统交织在一起，形成此地特有的杂乱、混血、繁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气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通道。
无论是掌握流利哈萨克语的汉族人，或完全不懂汉语的哈萨克族人，或能磕磕绊绊讲述非母语的那些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其实都很小，因为即便人种、民族、信仰、风俗不同，但在同一气候条件和生存状态下长期生活，也能让这种差异性变得纤细、微弱。我不断接触这片北疆大地上的人群，并将与他们的交往记录下来。我知道，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不过是这片大地上的少数；但我觉得，记录下这个小地方（县城至今仍没有通公交车），和这里的人们（不过近十万人），是重要的。
对大城市的人来说，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小人物，几乎从来看不见，也不甚了解：他们无声无息，与世隔绝，荒凉静谧，尚未能参与到整个时代大文明的形成中，是一个个孤独的岛屿；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问下注目他们，又会发现，这些人传奇惊险，鲜活可触，最能体现边疆地区混血的特点。来自游牧生活的种种机敏，深入人心，而这种难得的智慧，在其他生产方式大规模控制人类后，逐渐消失殆尽。
越在草原深处游走，我越感到羞愧：为自己从城市携带来的那种自大。和辽阔的草原相比，城市就像是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我陡然一惊：也许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在乌鲁木齐，我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在沙孜湖，却完全松弛了下来，灵魂像得到了某种安慰。但我并不想说湖畔生活便是理想状态（我也不愿造成这样的误解）。事实上，整个新疆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还处于转型阶段，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远在内地人之下。但是，随着“新疆人”——各种民族特征融汇在一起后，会形成某种共同气质——的诞生，新疆将展现出一种迥异的姿态。在这个亚洲的中心地带，虽远离海洋，但人们仍持有旺盛活力，在自然环境极糟糕的情况下，开辟蹊径，逆风前行。
我花了那样长久的时间在沙孜湖游走，直至进入写作才明白，尽管我如此努力，却依旧不了解这个西北偏北的小角落；甚至穷尽一生，我也不足以宣称，我已将这里看清。我知道我所记录的并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在湖畔草原及周边小县生活的人们，实在繁多，想完全呈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又该如何停止，或者，哪里才是我的终点？也许，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
离开沙孜湖后，我尚不知我迷失了什么；直至我离开新疆，到达“珠三角”后，我才知道。我被骤然投入到另一个世界，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无亲无故。我远离了童年时就熟悉的家园，一步步，退守到一座由立交桥、工业园、女工交织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苦苦挣扎，努力和它保持平衡，并时时提醒自己：在这个纵横交错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着。
在岭南，我逐渐扬弃了狭隘的区域概念，不再以一种简单化的标准，来测定繁复的世界。我被那个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扒拉饭粒的女工惊骇得迈不开腿：她如此匆忙，没有时间吃早饭。因我吃过草原上的盛宴，才会觉得这个剖面图格外刺目。直到那时，我才醒悟：新疆精神中的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了我的内心，成为我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心灵曾多么接近崇尚自然的游牧文化，它甚而已变成我的情感基石。
沙孜湖在牧人之外的世界籍籍无名，但这里，却比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游牧、农耕、工业的三重奏。三种不同重量的云层，在此地的上空厮杀、较量、侵吞和渗透，最终，以暴风雪般的震颤，涤荡着人们的灵魂。这种巨变，和那湖本身所持有的清丽模样，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而这一切，倘若不是亲历，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我最终离开了沙孜湖；离开了新疆。
当我在海边说着平常话，过着平常日子的时候，我的体内，一直蕴藏着一颗草原的种子。沙孜湖，当它的复杂和冲突，它的荒凉和繁复，它所建构的讽喻和吟诵，全都被我融于笔下时，我必要在这酷厉的场中找出生的希望、爱的胚胎。当那些我所目睹的变迁，以及我自身的变迁，淤泥般堆积起来时，某种神奇的异变发生了：一汪清泉，从壅塞太久的地层流淌而出。
丧失了一切关系网后，我只安于自我，安于写作，安于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我在异乡的写作，不啻为一种孤军奋战。我不断地诉说着沙孜湖，因为它那样深刻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我远离它——我和它的关系变得如此简单——我才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不仅看到它宏伟的轮廓，还有细小的皱褶、深刻的疤痕、无尽的悲怆。
没有人能对中国做出最后的判断：中国正在变化中。中国的巨变自东南始，已大规模波及西北；这个辐射波，恰和我的迁徙之路，呈相反状态。当我的面孔向前，以进入之姿深入岭南时，某种剧痛，以反作用力，在猛烈地撕扯我，让我的后脑勺长出眼睛，逐渐廓清身后的故乡。那个我曾经长大成人的世界，和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我越深入岭南生活的内部，便越能清晰地看到新疆生活的肌理。
现在，当我回望沙孜湖，这个词本身就携带着某种限制，某种羁绊——它不仅仅唤起我对母亲的亲昵感，更有一层对父亲的虔敬感。而当我远离开父母的怀抱，变成异乡游子时，才真正体味到那种深沉而内在的情感（可怕的是，这种情感，只有当人在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拥有权时，才能真正体味到）。
我曾在乌鲁木齐居所的窗前，能看到中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峰；而在岭南，终年葱绿的宝山，横卧于我居所敞开的阳台外。某个瞬间，当我凝望那粘滞不动的墨绿时，居然能在山头，恍然看到三角形的雪白尖顶。在另一片星空下，过着另一种生活，不等于摆脱了故乡，以及对故乡的牵念。千百万人如我这般，选择了迁徙。这种大变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对新疆而言，我已不属于那里的一员，和它不再保持有机联系；而在岭南，我也从未完全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我脱离了原来的根源，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这样，我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个陌路人，或至多是个宾客。但我对此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都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怎样表达新疆，我有我的想法；这种想法，成熟于迁居岭南后。
现代交通技术缩短了地理距离，却并未缩短族群间的文化距离。我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边疆地区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那里的现状，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对地理的介绍、人物脸谱化的描述。而新疆的现实却如此匪夷所思，充满了各种误读。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新疆人的真实生活。不虚饰、不伪装、不回避，真实袒露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也许是了解新疆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看似简单，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层、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要怎样才能和平共处？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而在新疆，这个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台晚会获得隐喻式答案——在同一个舞台，各个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不同风格的服装，唱着不同语言的歌曲，抒发不同族群的心声，他们每一个都独具特色，当他们融汇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大气而开放的新疆。
这本书探究的依旧是中国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但却不是通过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叙事，它所涉及的人物，皆为草原上的普通人；它所讲述的事件，也紧紧围绕着那些普通人的经历。这不是一本关于新疆的大书，而只是记录了某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北角的变迁。我以沙孜湖为观察点，并从湖畔辐射开，波及托里县和克拉玛依市的人和事；同时，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地区，成为我观察西北草原的隐形背景。当我将车间生活和牧民生活摆在同一水平线上时，惊诧地发现，它们并非没有共同处，不，它们之间的联系，紧密而深刻。
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凭借着自己的天赋、纪律和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业已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明。他们了解牲畜，懂得季节，擅长和风雪搏斗，知道如何就地取材，搭建能移动的房屋；他们聪明地领悟到，人和自然若要长久相处，必要扼住自己的贪欲。
而当奔驰于莞樟路（东莞至樟木头镇）的大货车，将经过成百上千双手在流水线上制作而成的产品，送至托里县后，也运送来了某种困惑。面对短时间就已有了裂纹的玻璃茶几，牧民不知该去质问谁（即便有着丰富转场经验的老人，也束手无策）；此前，他们购买的桌子、椅子、箱子和柜子，都知道制造者的名字。而现在，湖畔生活亦充斥着改变。改变蔓延着，熏染了一切，无人能幸免。
在沙孜湖，某种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仍存在于此；在别处难得一见的生机、活力、幽默和宽厚，让我备受鼓舞；我甚而还有幸结识了这里的人们，聆听到他们的传奇生活，并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和平共处的范例所感动。在我看来，这种范例不仅需要重视，更需要钦佩。
丁燕编著的《沙孜湖》延续《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直面当下中国的话题，所探究的，依旧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环保和发展、游牧和工业、家园和离散，但却不是通过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叙事，它所涉及的人物，皆为草原上的普通人；它所讲述的事件，也紧紧围绕着那些普通人的经历。这不是一本关于新疆的大书，而只是记录了某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北角的变迁。作者丁燕以沙孜湖为观察点，并从湖畔辐射开，波及到托里县和油城克拉玛依市的人和事。
现代交通技术缩短了地理距离，却并未缩短族群间的文化距离。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级、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要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沙孜湖》的作者丁燕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边疆地区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那里的现状，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对地理的介绍、人物脸谱化的描述。而新疆的现实却如此匪夷所思，充满了各种误读。在丁燕看来，不虚饰、不伪装、不回避，真实袒露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也许是了解新疆最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