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作者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工作并生活的,但前后在中国居住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深入体验,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人道主义努力,已远远超过了为上帝代言的时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浅淡素描,而是一次足以入骨三分的深度刻画。中国人到底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作者并没有直言给予答案,而是以数之不尽的“古怪”现象发问,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皆配以西方世界的观点加以阐述,甚至给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这令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客观与公正性。
清末民初时期,美国人亚瑟·史密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在华居住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西方人的视角,撰写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一书,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中国人性格图景。
亚瑟·史密斯编著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于1894年首次出版,很快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民族劣根性、是否需要改造国民性的大讨论,这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中国现代化姗姗来迟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个国人激辩百年的难题,也因为“国民性”话题的触发,衍生出了“素质论”与“制度论”两派之争。
时至今日,面对中国社会之怪现状,面对依然频现的“道德危机”,社会上仍不时发生有关国民性的争论。中国人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没有人掌握终极答案,但亚瑟?史密斯的观察与论断,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发人深省。
今年正值本书面世120周年,为还原其原始风范,此次再版特别收录了英文原版书中的所有经典老照片,为本书的客观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
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一旦正确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附带说一下,调节“面子”的原则和从中获得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知识和理解力之外。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仿佛时常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像南洋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反复无常。不受法律约束,它仅仅按照世故常情废除和更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洋人必须承认差异,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事物得出一致的观点。在调解村庄纷扰、无休无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状况下,目的不在于实行公正,尽管从道理上讲,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这样的调停完全是平衡有关各方的面子。在诉讼的裁决中,也常实行这样的原则,所以其结局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仅仅接受一部分,很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全部接受,或一律拒收。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缺点被人指出来,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网球丢了,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有证据足以判明是一个苦力捡到了。他就会愤怒地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这时很快发现球在地上(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故作姿态地说:“这是你‘丢失’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就会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拿出来给人看,这种情况下,“面子”是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一件物品,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者从他的工钱里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清高地说:“那钱抵赔那银匙子吧,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损伤,一个人明明知道一笔属于他的债款无法收回来,也要到欠债人那里去,严厉的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他没要到钱,但保住了他的“面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将来放债时不再讨不回钱。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他确知主人要辞退他时,就会重复以前的过失,辞职,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保住面子,然后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被杀头的时候准许穿着官服,以保住他的“面子”!P1-3
谈起国民性,始终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话题,对中国人而言,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愿被触及的痛点。无可否认,一个人相对容易接受外界对其“后天修养”的质疑,但很难接受对其“先天不足”的指责,认为这是有意挖苦。也正是基于这一“人之常情”,这部“外人”的中国见闻之书曾被许多国人肆意嘲讽,其中包括清末民初的“中国第一奇人”辜鸿铭。
本书的作者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工作并生活的,但前后在中国居住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深入体验,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人道主义努力,已远远超过了为上帝代言的时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浅淡素描,而是一次足以入骨三分的深度刻画。中国人到底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作者并没有直言给予答案,而是以数之不尽的“古怪”现象发问,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皆配以西方世界的观点加以阐述,甚至给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这令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客观与公正性。
初读此书,第一感觉总觉论据不够铁证如山,有些以偏概全的痕迹,但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就愈发被作者独到的观察力所征服。原来那些如此细微的小习惯,却如此清晰地暴露了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的种种“病态”问题,而最终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些众多的小问题,在堆积如山后质变成了足够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大问题,也逐渐被学界视为中国人的国民性。
自此书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120年,而今年也恰恰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悠悠岁月,百年狂澜,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我们是否需要沉思,这百年前被外族人指出的民族弱点是否早已不见踪影?亦或是有增无减?“面子”问题、繁冗而虚伪的“礼节”,还有可怕的“麻木不仁”,这些不正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危机频现的因由吗?
时过境迁,旧话新题,“素质论”与“制度论”的纠葛早已激辩了百年,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结论也已经不再鲜为人听,但是面对中国姗姗来迟的现代化,我们终究要回到民族性格里发问: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看清了多少?常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如自己的眼睛无法看明自己的脸颊一样,因此,“镜子”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这西方人的视角,外族人的视角,也正是我们亟需的自我审视的“镜子”。在他们的眼睛里,在西方的这面“镜子”里,我们是否敢于承认真实的自己呢?事实早已说明,我们的民族确实缺少自省的精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自省的前提是自知,这便是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意义所在。
回望中国历史,如果说有人将中国人看得如此彻底,那么此人定然是鲁迅先生,而再无第二人选。从鲁迅先生对于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钟爱和三次极力推崇,便已可见此书绝非一般。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再版《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细致审度自己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另外,本次再版特意加入了外文原版书中所有的老照片,这对于读者在视觉上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行文缘由将大有裨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英文原版名为《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张梦阳教授的多年心血译作,在此之前已有三次出版,此番第四次出版,特更名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既直指此书在中国引起的话题核心,也更加符合作者亚瑟·史密斯之本义。
如若此书能够带给读者新的省悟,新的思想价值,我们荣幸之至。
《中国人气质》能够再版五年后,又出三版,似乎是意料中的,因为鲁迅先生毕生都在敦促此书的翻译出版,不自满而勇于自省的中国人也一直在虚心倾听这本书对自己的中肯批评。四海之内,几乎所有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华人也都关心着这本书。
2007年5月,我到美国看望久别的女儿时,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女儿住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华人每个星期日都集中在中华福音教会做礼拜。这种集会不仅是基督教的宗教活动,更重要的是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教会的陈达牧师,是一位非常慈祥、温敦的老人。听说他和夫人是放弃了高薪的工作、优裕的生活,到这里做清贫的牧师的。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我是研究鲁迅的,并翻译了《中国人气质》之后,立即邀请我到他家里举行讲演会。并郑重地在2007年7月26日《圣路易时报》上发出了预报:《中国近代思想史讨论会,张梦阳教授主讲》。女儿准时送我到了他的家里,见里面很朴素,没有任何华贵的家具,却满墙都是精装的书籍。客厅也不大,原本计划接待三十人,结果来了六十多人,挤得满满的。我讲的题目是《<精神现象史>的构想与20世纪人类的精神流向及21世纪精神文化工作的使命》,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之后又与大家进行了交流,讨论十分热烈。会终,陈达牧师又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本1894.年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英文原版的《中国人气质》,这真是无价之宝。当初我翻译此书时,只能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读,一个月后必须归还,过几天再借再还,而今天竟然拿到真正的初版本,而且完全属于自己所有,不禁喜出望外,连连致谢。陈达牧师反倒代表大家谢我,说很难得听到祖国学者的亲自讲演,都很高兴!又在8月9日《圣路易时报》上发出了报道:《张梦阳主讲座谈深受欢迎》,并附三张照片。
我深知这些真诚的海外同胞们欢迎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对《中国人气质》的理解。由此,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气质》的巨大生命力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可贵。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中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在《中国人气质》三版之际,我和大家一起重温鲁迅先生的这一教导,并向大洋彼岸的陈达牧师夫妇致以深挚的谢意!
张梦阳
2010年4月18日于香山“孤静斋”
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啄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
中国社会类似中国的一些风景,远看很美丽,很迷人。然而走近了,总是发现许多破旧和令人生厌的地方,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公正地反映出中国的景色,尽管照片被说成是“无情的公正”,中国的照片却并非如此,因为从照片上既看不到垃圾,也嗅不出气味。
——[美]亚瑟·史密斯
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费正清
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本书作者中文名明恩溥)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
一一潘光旦
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僻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李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