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所著的《玉米》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于史诗般的宏大叙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全貌。

毕飞宇所著的《玉米》描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她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奇特关系，本书透视了家常场景下一颗颗神不守舍、暗藏杀机的女性灵魂，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序

《玉米》自序

第一部 玉米

第二部 玉秀

第三部 玉秧

后记一

后记二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坐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权，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

王连方却不信邪。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是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

P1-3

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1991年至2013年之间的小说，是绝大部分，不是全部。事实上，早在2003年和200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我还是努力的。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在我看来，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老实说，和前两次稍有不同，这一次我有些惶恐。写作的时间越长，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别误会，我不想喟叹。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以我现在的年纪，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也做不来了。我只能写一辈子。说白了，我只能虚构一辈子。可再怎么虚构，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

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

恍若昨日，可事实上十多年过去了。《青衣》之后我发现了玉米，写《玉米》的时候我发现了玉秀，写《玉秀》的时候我发现了玉秧，写《玉秧》的时候我发现了王红兵。当我在王红兵的面前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动了写《平原》的念头。为了《平原》，我果断地对王红兵说了再见，随后，把《玉米》、《玉秀》、《玉秧》交给了江苏文艺出版社。让“三玉”出版吧，赶紧的，一出版我就死了那份心了。

如果不是《平原》迅猛地走进我的内心，《玉米》这本书还有哪些内容呢？说一说也挺有意思。

一，我想把王红兵写完。在我的想象里，王红兵生活在南京，我时常在大街上遇见他。他很忙，永远骑在他的那辆“金狮”牌自行车上，肩膀上背了一只网球拍。这是一个和王家庄——或者说——和乡村文明割断了联系的年轻人，操着一口二手的南京腔。他从南京大学毕业了，他既不是乡下人也不是城里人，最终成了南京这个“江湖”里永远也混不出头绪的文艺青年。写他是容易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青年，理想、激情、个性、混乱、挫败、痛苦。他有能量，他有方向，却一头撞在了墙上。一想起他我的心口就进凉风，嗖嗖的。他是一个比我更像我的人。

二，我甚至还想写一部《柳粉香》。柳粉香也就是《玉米》里的“有庆家的”。我一直深爱着这个女人。她的光芒被玉米和玉秀遮蔽了，这让我很痛心。在我写《玉秀》的时候，《玉米》已经发表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我不该把中篇小说《玉米》匆匆忙忙地发表出去的，我应该写一部长篇，而不是三个系列中篇。——如果是那样的话，柳粉香就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了。

在中篇《玉米》里，柳粉香已经怀着王连方——玉米父亲——的孩子了。到了中篇《玉秀》，玉米也生下了她的孩子。我不止一次想象着这个场景：在一个大雪的午后，玉米抱着孩子，回到王家庄了。就在巷口，玉米遇见了柳粉香，柳粉香的怀里同样抱着一个孩子。玉米掀开柳粉香怀里的襁褓，一眼就知道了，柳粉香的儿子是她的血亲弟弟。两个女人，两个婴儿，就这么见面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场景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闪回，很痛，我只能用点香烟去打发它。我不是不想把这个场景写下来，我想写，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这让我格外地痛。它被我错过了，像一个梦。

写作就是这样折磨人，为了大局，或者说，整体性，有时候你必须割爱。你在割爱的时候时常伴随着错觉，总觉得还有机会，事实上，这样的机会是不存在的，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太遗憾了，——可我一直告诫我，一个职业作家不该玩味这种遗憾。

《玉米》现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是时候了，该我把心里的那一点秘密说出来了。

2012年11月22日南京龙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