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读本》(共八册)由商务印书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版，作者来自于一代出版名家张元济创办的尚公学校以及江苏第一师范小学，其中包括沈百英、吴研因等教育名家。读本中图文对照，繁简对照，呈现了多种文体，对增长孩子的文学知识有好处。故事内容有的是编著者原创，有的则是根据从中华五千年流传下来的诸多寓言传说改编，可以丰富孩子对世界的了解。

这本《儿童文学读本(8)》(作者沈百英)是2012年海豚出版社修订版，收录《诸葛子瑜之驴》、《阿拉伯人和骆驼》等故事。

《儿童文学读本》收录民国期间的儿歌、童话、神话等内容。内容质朴纯真，充满趣味，图文并茂，丰富生动。本套书采取分级阅读的形式，难度由浅入深，包括儿歌、谜语、故事、小短剧等，图文并茂，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阅读。

这本《儿童文学读本(8)》(作者沈百英)是2012年海豚出版社修订版。

这本《儿童文学读本(8)》是“百年钩沉民国儿童教育大系”之一，包括《红线领》、《称象》、《诸葛子瑜之驴》、《阿拉伯人和骆驼》、《百灵搬家》等故事。

红线领

称象

诸葛子瑜之驴

阿拉伯人和骆驼

百灵搬家

两个农夫

一个糊涂人

松和牵牛(诗)

奇异的铜便士

哥伦布航海(剧本)

堤岸上的小孔

灯塔管理人和他的女儿

蜘蛛的教训

蜘蛛(诗)

愚公移山

少年的心(诗)

蚂蚁斗大蛇

吃了和尚饿死狼

打虎记(弹词)

郭力遇虎

好兄弟

卖火柴的小孩(剧本)

宋朝神宗年间，京城里有一个聪明的孩子，叫做王南陔。他是大臣王韶的小儿子，生来十分伶俐，处处讨人欢喜，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他的。

当南陔五岁时，在元宵节晚上，由老家人王吉，驮了出外看灯。老家人挤在人群之中，直挤得腰酸腿软，正是要不得了，忽觉得身上轻了许多，回手一摸，南陔已不见了。他四下一望，也不见影踪，恐慌得很，赶紧回家报告主人，叩头请罪，王韶却不很着急，并不多责备这老家人。可是合家的人知道了，个个都非常担忧，尤其是南陔的母亲最不放心，急切吩咐家人，四处找寻。

原来南陔看灯的时候，戴着一顶满缀珠宝的帽儿．很惹人注目。有一个贼人就乘机把南陔从老家人背上接抱过来，南陔十分乖觉，当时也不啼哭，任他驮着便走，又知道这贼人的意思，是贪他头上的帽儿值钱，就伸手脱下帽来，藏在怀中，正在那时，见前面有官员乘轿走过，就伸手抢住轿夫，口喊：“有贼，有贼！救人，救人！”那贼大吃一惊，恐被拿获，连忙放下南陔。钻人人丛中逃走了。

这轿里的官员，是在皇宫里当差的一个内官，便把南陔带到宫中，他见南陔相貌可爱，说话明白，又领南陔去见皇帝。南陔见了皇帝，就把自己的姓名年岁和失落的情形，用清清朗朗的口音诉说了一番。神宗听了，暗暗称赞，便问他道：“我要替你拿捉贼人，你还记得他的面貌吗？”南陔道：“面貌我没看得清楚，但是我已在这贼的衣领上用红线系着做个记号，所以不难查得的。"

神宗见南陔对答如流，．并且很有急智，满心欢喜．就差人把南陔送到内宫去见皇后；一面知照地方官查缉贼人。南陔到了内宫，不但皇后很喜欢他，宫里的人也纷纷来看这伶俐的孩子，都来与他斗趣说笑，他一问十答，谈笑自然，更引得大家当他活宝似的，不肯放他回家。第二日，贼人因为领上有一红线，被人查获，贼人定罪之后，神宗命人送南陔回家，宫里的人都还依依不舍，争把玩物送他。

王韶家里的人，见南陔由皇宫里派人送来，都觉诧异。经南陔把元宵晚上的事，怎样被贼人抱去，怎样脱贼人之手，怎样进宫见皇帝皇后等一一说明，大家更觉得他聪明可爱了。

曹操得着一只大象，那象的身体很大，单讲他的四只脚，粗得好比四个吊桶一般，鼻子也足有七八尺长。

这大象究竟有多少重呢？有人估他八百斤；有人说不到八百斤；有人说还不止哩。但是终没有一个确数。

许多看象的人，议论纷纷，要想法把这只大象的确实重量算出来。有人说：“我们何不叫人定做一杆大秤，把大象吊起来称，看他到底有多少斤两？”也有人反对说：“不行！不行！哪里去找这样一根大秤杆，吊得起八百斤左右的东匿？即使有了这样的大秤杆，那么大秤锤、大秤钩、粗绳索从哪里来呢？"这人又说：“像曹丞相这样的权力，哪一件事办不成？只要他下一道命令，征求大秤，一定马上有人赶造起来，什么大秤杆、大秤锤、大秤钩、粗绳索，也许隔不到三五天，就都聚拢来了。"反对的又说：“即使像你所说，一切都完备了，不过哪一个身高力大的人，提这个秤纽呢？”那人沉思了一回又说：“我们只要在千年老树的桠枝上，套上一个大钩子，那就不必什么大力士了。"反对的哈哈大笑，说：“你太聪明了！要找到能吊起八百斤的老树，岂不很难？我们何苦为了这只大象，费这许多手脚呢？”那人听了这番议论，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这个问题，假如在现在的时候，不妨把台秤去解决；可是那时没有人发明台秤，所以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儿来。最可笑的，有人主张把象杀掉了，逐部分去计算。

曹操亲自带着众人前来看象，也触起了他的兴趣，要知道这象究竟有多少重，可是左思右想，想不出法儿来；问问众人，也都没有法儿，他有一个小儿子名叫曹冲，天性很是聪明，那天跟在父亲身边默默不语。曹操问他说：“你平时很多说话，今天为什么一言不发？你想得出什么法子来，称那象吗？”曹冲说：“我正在这里想。我想照我的办法干，或者可以有一个结果。”曹操说：“照你的办法怎样呢？”曹冲说：“我想只消在前面河里预备一只船，把大象牵到船上，使船沉下去，看船墙沉到怎样地步，就在齐水面的那里刻一个痕子。再把大象牵上岸，让船浮起来，恢复原状。然后把许多石头，逐块搬到船里去，等到水面和船墙刻着的原痕相齐，可知石头已和大象的重量一般。‘我们把石头逐块地称过，总加起来，那就可以知道大象的轻重了。”

这个法子，和现在天平砝码的道理差不多，原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在当时却没有一人想得出。所以曹冲想出来了，众人都同声称赞。曹操也很欢喜，忙吩咐左右照曹冲的法子去做。因此那象的重量，终被他们知道了。

一所高大的厅堂，陈设得非常华美，堂上许多宾客，个个锦袍玉带，齐整得很。原来这一天吴王孙权，正在这里召集群臣，大开宴会。

许多宾客里头，有一位名叫诸葛瑾的，带着公子诸葛恪，也在座中陪宴。诸葛恪当时不过十多岁，为人最是敏慧，孙权很爱他，所以也特地将他召来。

饮了一回酒，孙权看见众宾客都很拘束，就想开一个玩笑，使大家快乐快乐。一面又因诸葛恪在座，也要将他玩弄一回，试试他的胆识，就暗暗地吩咐下人，把玩笑的方法教了他。

众宾客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一个下人从阶下牵了一匹驴子上来，驴面上贴着一个纸条儿，清清楚楚地写着“诸葛子瑜”四字。孙权站起来说一声：“诸葛先生请了。”引得众宾客哄堂大笑。

原来子瑜是诸葛瑾的大号，诸葛瑾生来脸儿狭长，好比驴脸一般，所以孙权开这玩笑引动众人。P3-9

美好人生从幸福童年开始，幸福童年基于良好的幼儿教育。教育是以造就人、培养人为基本特征与目标的。“教育”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按东汉《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正是为了凝聚起使受教育者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幼儿教育，或称幼稚教育、学前教育，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教育。世界各国所定的幼儿教育的年龄阶段各不相同。中国、日本、韩国等为3～6岁，英国为3～5岁，法国为2～6岁，俄罗斯为出生2个月～7岁。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为幼儿园(幼稚园)和托儿所。中国明确规定幼儿园招收3～6周岁的儿童。

中国早有关于幼儿教育的记述，西汉时期编纂的《礼记·内则》中就有“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等语。古希腊、罗马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都有关于幼儿教育的论述。柏拉图强调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每个人最初所受教育的方向容易决定以后行为的性质。”这与中国民谚“三岁看老”、“矫木趁幼，育人趁少。”都是相同的意思。

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各不相同。欧洲近代幼儿教育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牧师I．F．奥贝尔于1771年在孚日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幼儿学校(Infant sch001)。德国F．W．A．福禄贝尔、意大利M．蒙台梭利、瑞士J．皮亚杰等教育家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近代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湖北武昌创办的“蒙养院”，1922年定名为“幼稚园”。宋庆龄、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对发展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事业贡献卓著，影响深远。

幼儿是辉煌人生的起步，这是真善美的缪斯在未经开发的幼者心田撒下的第一片诗之花种，洒下的第一道美之甘露，投下的第一束爱之光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切事情都是开头最为重要，特别是生物。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幼儿教育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则是关系到国族兴亡盛衰的伟业。鲁迅先生说得很明白：“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89)的形式，敦促世界各国保证儿童应有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权利。尽管由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的不同，今日世界各国对教育目的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但对幼儿教育的认识，人类正在趋于一致。在21世纪，幼儿教育仍将成为全球的核心话题之一。

发展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一方面固然应当眼光向外，从国外的幼儿教育中吸取经验和资源，借鉴国外的一切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观念和做法。但另一方面，也应眼光向内，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近现代幼儿教育事业中吸收成熟的经验与做法，作为促进新世纪幼儿教育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与有益的资源。

实际上，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儿教育，包括与幼教事业密切相关的幼儿园读物和图画书，其实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相当可观的业绩，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世界接轨，堪称一流。被誉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先生在《我的图画书论》一书中就深有感慨地写道：“很久以来，我作为一个日本的出版人，常感到对中国负有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然而三十年代以后却由于我国的侵略战争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发展受到阻碍。”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合力作用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及其与幼教密切相关的童书出版、儿童文化艺术等都有相当出色的业绩。虽然历史已变幻了时空，无以回复旧景，但当年的业绩仍然可以清晰相见，它们以“文锦织成便不磨”的图书形式，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由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儿童书局等精心策划组编、精心印制出版的一大批幼稚园读本、幼稚园教育论著、幼稚园教法用书。这些图书集中体现了包括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张宗麟、雷震清、王云五等我国杰出的幼儿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出版家的智慧创造和思维成果。最使人心动的是，通过这些图书，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幼儿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密切结合教育实际的幼儿读本和教法用书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首先是力倡“幼者本位”的先进儿童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即由从前的“父为子纲”、“成人中心”努力转换为“幼者本位”、“儿童中心”。鲁迅先生1919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中国人儿童观转变的宣言书。鲁迅力倡“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些先进观念正是二三十年代我国幼儿教育努力为之的方向与行动哲学，“幼者本位”是当时出版的一大批幼儿教育论著的重要教育思想，虽然受到了美国教育家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但同时有着中国早期幼教事业自身的实践探索与本土经验。

其次是突出做人的观念，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和正面价值观。幼儿教育是育人、树人、立人的关键性开端，是为一生做人打基础的时期。因而引导孩子如何做人处事为学，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成为了幼儿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与文化责任，而这也正是家长、幼稚园、社会大众寄予幼儿教育与幼教用书的殷切期待。茅盾在1935、1936年写的《关于“儿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中，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现实，肯定“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知欲，满足儿童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真爱美。”“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并且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茅盾这些主张与观念在二三十年代的幼教用书与包括《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在内的儿童读物中有着充分的呈现，而这也正是这些童书受到社会、儿童、家长欢迎的原因，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潮和审美追求。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一流教育家、艺术家、出版家等，怀抱着为民族下一代谋福祉的愿景，大专家乐于做“小儿科”，而且是专心致志地高品位、高质量地做“小儿科”的事业，包括幼稚园读本、幼稚园教法用书，以及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的编写和小朋友最喜欢的图画书的制作，都努力做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的国际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蕴含在这些图书中的对由五千年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自信满满的民族精神、民族风格，像一股清流弥漫天地，流淌至今。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战争、救亡、灾祸的背景下，需要何等的担当、意志与努力！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毁于“一·二八”日本炮火，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就在废墟上坚强复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先策划出版的是《幼童文库》200册和《小学生文库》500册，并于两年后全部出齐。

正是这种凤凰涅粲、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保存了中华文化，也保存了中国近现代的幼儿教育事业及其精神思维成果，在经历了七八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依然能让21世纪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页页饱蘸着智者心血和创造的幼教论著，一页页“青春在眼童心热”的儿童文学作品，一页页手绘的绝对可称当时世界一流今天依然美不胜收的图画书……

感谢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与辛苦，将这些尘封已久的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的珍贵图书，精编精印重塑出版。这些图书几乎囊括了民国期间幼稚园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幼稚园读本，包括课堂内外的课本、读物及教辅读物(故事、童话、寓言、儿歌、基础常识知识、课外练习等)；二是幼稚园教育理论，涉及陈鹤琴、沈百英、张宗麟、雷震清、周尚、梁士杰、陈济芸等儿童教育家的多种教育理论著作；三是幼稚园教法用书，这有与幼稚园教育相关的各科目教案、相关教具和实践操作应用等，从怎样让小朋友在孩童时代就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优质成长入手，从实际出发而定制的各种教育方法。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何将海豚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民国幼教书系转化为今天的教育资源和借鉴，需要我们辨正厘定。相信广大教育工作者和读者，自然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和应用经验。但流贯在这套书系中的“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凝聚起民族下一代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则无疑是新世纪所需要的。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必将对促进今日中国的幼儿教育、儿童文学、儿童文化产生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看一个国家的儿童读物，就可以看出它的未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2012年1月8日凌晨2：15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