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新闻人、新安晚报编委、高级编辑吴国辉现任新安晚报编委、新闻总监、高级编辑，从事一线采编工作十余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新闻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奖。

《恕我直言》是吴国辉作为一位职业新闻人多年来执着追求的记录，独立思考的结晶。整个书稿少有陈词滥调，少有条条框框，少有政治标签。鲜活生动的文字、真实的案例、精准的点评中涵盖着一个资深新闻人经验总结，对新闻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全书文字鲜活且充满个性，是一本对新闻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的书。

在不少媒体以娱乐至死、泡沫横飞、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年代里，吴国辉先生捧出了《恕我直言》这本书。这是一位新闻人执著追求的记录，独立思考的结晶。

吴国辉先生在进入新闻行业之初，就有意识地保持着独立思考、不断总结的习惯，每日三省吾身，并写下了丰富的评报笔记、新闻博客和论文。收在这本《恕我直言》中，就是日常思考与总结的结晶。尽管他一直自谦这些文字都是随手所写、随感而发，但倘若静心阅读，就会发现其中正浸润着一位职业新闻人的新闻理想、新闻态度以及人文坚守。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新闻实战总有一种刻板成见，认为实战无非只是“术”的运用与延展，缺少“学”的深邃与高度。“新闻无学”论调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将理性思考拒之于新闻实践的大门之外。而这本书，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对“学”与“术”的关系作出回答。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吴国辉的思考并非仅仅着眼于自身所经历的新闻实战、所服务的新闻媒体，而是站在了新闻职业精神和媒体未来命运的视角，高屋建瓴，对新闻的运作、规律、内在规定性、人文底色等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思考。

序：做一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闻人

上编 新闻观察与态度

 媒体需要成熟的“原声”

 当新闻成为“死信”

 我监督故我在

 到底要记者跟什么保持一致

 记者群落里的“掮客”

 媒体的非理性表现

 学院“新闻”和媒体“新闻”

 新闻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越读越糊涂

 加上记者名字，丢了记者人格

 政府要主动给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传媒时代

 都在“海吹”

 让我们相互关怀

 伤害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做一个心中无憾的新闻人

 媒介情感和人文关怀“底线”在哪里

 媒体“道歉机制”的疑惑

 新闻的“四重境界”

 守住你的独立精神

 媒体为何互唱“反调”

 你清楚该问谁吗

 媒体在新闻博弈中的角色

 换个角度看“公路晒粮”

 抢与不抢

 报纸为什么“阳痿”了

 反舆论监督之“扣帽子”

 反舆论监督之“找上面”

 反舆论监督之“告黑状”

 反舆论监督之“封杀法”

 反舆论监督之“软对抗”

 反舆论监督之“屏蔽术”

 为何不给记者颁奖

 假新闻与错新闻

 不要“伪发言人制度”

 新闻为何泡了

 不如改成“中国宣传奖”

 “无过错合理怀疑”能成为“福音”吗

 到底拿什么感动读者

 不可或缺的是爱心

 报业集团不是“多子多福”

 谁还会向“一财”表示尊敬

 言和可以，但真相不容模糊

 一起小事故缘何传成“大爆炸”

 他们“拒绝”了什么

 梦笔生花，非新闻为何炒成了新闻

 记者是什么？

 为何守不住“新闻贞操”

 媒体首先要考虑对社会大众负责

下编 新闻实战与主张

 平衡报道，让“双方”都说话

 完稿后再看两遍

 标题还是要有点“味道”

 眼睛永远要朝下

 “抢新闻”必须天天讲

 跑机关的“机关”

 到现场，抓活的

 挑选“精细粮”给读者

 新闻衍生和延伸

 拼质量，不是拼版面数量

 构建自己的“资讯源”

 我们为什么没有拿下“眼球”

 不能让对手击中我们的点数太多

 故事性和故事化真的很重要

 将独特的新闻强化出来

 不要“雷同”

 不要漏失有价值的新闻点

 新闻策划要注意哪些基本原则

 做独特新闻，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可读性差和同质化，如何才能避免？

 媒体公信力，到底来之何处？

 新闻价值从哪儿入手判断

 采访伴随着心灵的洗礼进行——采访“摩芋大王”何家庆的前前后后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报道实战和体会

 从一双眼睛到一场行动——大型公益活动“阳光天使行动”回顾

 明天我们还有水喝吗？

 请老外来家过大年

 邀市民当一天记者

 “重大主题”的晚报化尝试——80版《崛起》专题报道前前后后

 我们的努力方向

 新闻取向、报纸风格、记者尊严及其他

 有什么样的采编管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

 五报考察手记

后记

最近，湖北省下发了一个支持舆论监督的文件，本来是好消息，但由于文件中的“歧视”条款，反而引起了争议。

该文件强调，为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改进党委与政府的工作，规定对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涉及湖北的舆论监督报道，当地有关地方、部门必须在报道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向省委、省政府的监察部门作出情况反馈，并及时调查处理，等等。

昨日，看到有人在《新京报》上撰文说，看完这则新闻，既喜又忧。喜的是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能够得到省一级党政决策者的高度关注，是一件好事情；忧的是湖北省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才享受“当天反馈”的“待遇”。这意味着对于非中央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湖北省的各地各部门可能没有及时回应的责任。

然而，我看了此消息后，既不喜，也不忧。

为何不喜？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权利，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根本无需被监督者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愿意不愿意。尽管现在媒体开展舆论监督非常艰难，但媒体无论如何不能因舆论监督艰难而产生“青天情结”，不能因为有人重视舆论监督了，就欣欣然，有人不喜欢舆论监督，就黯黯然。

我监督，故我在。开展舆论监督，不仅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更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越是舆论监督环境不好的时候，越能彰显媒体的勇气和责任。媒体开展监督的动力应当源于责任和勇气，而不是源于别人的喜好和环境的宽松。

不少媒体在这方面似乎已走进了误区。他们习惯于见风使舵，舆论环境宽松了，领导公开出面支持舆论监督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力度就大一些，相反则知难而退。舆论监督如此患得患失，怎么能够成为社会公器，怎么能够铁肩担道义。在我看来，湖北省的这份文件，只能说明该省对舆论监督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罢了，媒体对此大可不必喜出望外。

为何不忧？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就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让真相大白，让正义伸张，让问题曝光，让民众知情，舍此别无他求。对于当地有关地方、部门是否“在报道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向省委、省政府的监察部门作出情况反馈”，那是当地有关地方、职能部门的事。他们如果能一视同仁，及时、真实并有诚意地给予媒体回应当然更好，但如果人家不反馈，“非中央媒体”也无须失落，无须伤感。因为，媒体的批评报道一旦公开见报，就由“新闻监督”进入“公众监督”的范围和视线了。对于被监督者，我们要求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要向媒体“反馈”什么，负责什么，而是希望他们向人民负责，给社会大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和“说法”。社会大众满意了，媒体就没有理由不满意。

我们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教训，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媒体的舆论监督反应很快，又是“领导高度重视”，又是“积极采取措施”，骗得媒体自我感觉良好，急不可耐地给他们刊登诸如“在本报监督下……”的整改报道。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重视，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很少有媒体再去叩问一下，以致这边才说整改、整顿，那边小煤窑又塌方了，鞭炮作坊又爆炸了，污水又偷偷地排放了……

最突出的例子是刚发生不久的湖南省嘉禾县拆迁事件。该县领导的反馈不可谓不及时，但这边县委主要领导千里进京，向央视记者当面反馈情况，当场拍胸脯表态要反思，那边拆迁却依然进行，并以“涉嫌妨害公务”的罪名将接受媒体采访的拆迁户从拘留转逮捕。这样的“及时反馈”对于媒体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当有人撰文对湖北省的文件提出“为什么舆论监督只偏爱中央媒体”的质疑时，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像中央媒体那样当天反馈的待遇”，反馈不反馈并不能影响和决定我们开展舆论监督的信心和力度，自然也不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我监督，故我在(在读者心中)。地方媒体不必为此而若有所失，“忧”上心头，当然，中央媒体也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享受了“及时反馈”的待遇而“喜”上眉梢。

不喜、不忧，但有点不解。为什么我们一些地方出台的文件总是让人哭笑不得呢？前不久，某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出台了“不许教师污辱和猥狎女学生”的文件，使人们对政府部门的政策能力和行文水平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如果说那份荒唐可笑的文件是县级政府某个部门水平的话，那么这份文件可是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的文。省一级发的文件，应当更科学、更理性、更审慎，但没有想到，起草人偏偏要列出个“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涉及湖北省的批评性报道要及时掌握”的规定来。新闻监督本来就不该依照新闻媒体行政级别的高低将其分为三六九等，下发如此文件，怎能让人理解？为此，我建议，湖北省应尽快收回这个文件，将文件改为“所有涉及湖北的舆论监督报道，只要准确、客观，当地有关地方、部门都必须在报道后的当天或第二天向省委、省政府的监察部门作出情况反馈，并及时调查处理”，如何？

还有一点疑惑，中央去年还在清理各式各样的“领导小组”，该省重视舆论监督，有必要专门成立一个“加强舆论监督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吗？这样的做法总给人“作秀”的感觉。对于地方和部门来说，只要其能依法保障和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足矣，根本不需要弄出这样那样的规定，更无需成立什么专门的领导小组。P7-10

在我看来，新闻要想真正成为历史的初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讲真话，二是思想之光的烛照。

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在总结八年办报历程时就曾说过：“新京报的成功是遵循新闻规律的成功。新京报的最高标准，也是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尽可能真实报道，尽可能说真话。”这其实也成为每一个新闻人共同的追求。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新闻人要讲真话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新闻没有真实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在现实语境下，一个新闻人能够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一以贯之地做到敢讲真话、善讲真话，又是何其难矣！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不少媒体以娱乐至死、泡沫横飞、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年代里，我的业界朋友吴国辉先生捧出了《恕我直言》这本书。这是一位新闻人执著追求的记录，独立思考的结晶。

据我了解。国辉上世纪80年代即与新闻结缘，90年代更是毅然放弃“金饭碗”，来到创业时期的《新安晚报》，从普通记者到版面编辑，再到新闻中心主任。在长达14年的新闻一线工作中，他以其极强的新闻捕捉力、判断力和思考力，先后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安徽大学何家庆老师的采访与挖掘，正是通过他在全国率先的报道，使这位清贫乐道、默默奉献的普通教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全国劳动模范。国辉回忆他对何家庆的采访时说，采访伴随的是对心灵的洗礼：“我至今还认为，这一次是倾听，而不是采访，因为我的采访本上没有留下一个字，但心灵深处却珍藏了更多更宝贵的东西”。这种直触人物内心深处的对话，使更多读者在冷静的阅读之中感受到真实的温暖与力量。这其实也正是新闻和新闻工作的魅力之所在。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国辉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而更为幸运的是，他在进入新闻行业之初，就有意识地保持着独立思考、不断总结的习惯，每日三省吾身，并写下了丰富的评报笔记、新闻博客和论文。收在这本《恕我直言》中，就是国辉日常思考与总结的结晶。尽管他一直自谦这些文字都是随手所写、随感而发，但倘若静心阅读，就会发现其中正浸润着一位职业新闻人的新闻理想、新闻态度以及人文坚守。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新闻实战总有一种刻板成见，认为实战无非只是“术”的运用与延展，缺少“学”的深邃与高度。“新闻无学”论调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将理性思考拒之于新闻实践的大门之外。而国辉的这本书，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对“学”与“术”的关系作出回答。

我注意到，在新闻实战中，国辉始终自觉坚持职业理念，遵守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注重情绪的控制与调节，强调新闻要回到零度边界，恪守客观、中立、公正的基本原则。比如，他特意撰文谈到了舆论监督报道中的细节把握问题，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他却直言不讳地写道：“现在的舆论监督已到了‘纠缠细节’的时代。尽管我们许多报道主体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由于细节部分表述和叙述存在差误，都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防止这种纠缠，不要企望被批评对象的理解，只能靠我们自己。在新闻报道中要牢记和遵守‘平衡报道’原则：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这种理性的思考与坚守，自然会让新闻报道远离主观片面、夸大其词，追求耸人听闻的偏颇，最终赢得媒体的公信力。

新闻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激情的职业。但很多时候，激情又反过来会伤害新闻本身，甚至导致新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非理性。面对当前诸多媒体愈演愈烈的炒作行径，国辉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其实，媒体的理性不仅仅关乎媒体本身的选择和自由，媒体的理性在社会理性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只为自己的利益或追求轰动而炒作，都会使我们的新闻偏离‘理性报道’这一终极目标。”

坚守职业精神，既能让媒体人看到自身的责任，又会深深懂得新闻报道的边界。正如普利策所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换言之，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保证。当然，监督有的时候会阻力重重，即便日常的舆论监督可能会遇到“扣帽子”、“告黑状”、“软对抗”等阻碍，但新闻人最应该选择的不是退却，而是坚守独立的精神，为民说话，为民代言。这是一切新闻媒体存在的根本价值。

或许正因为拥有这种始终将读者、将普通民众放在内心最深处的职业情怀，在国辉对于新闻和新闻工作的观察与思考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关键词：人文关怀。在他看来，媒体关怀是新闻媒体始终不能放弃的“第四重境界”：“媒体无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有一点必须牢记，不能缺失人文关怀。我们所有的报道都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方面要让我们的文字有温度，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要利用媒体善于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积极吸引各种力量介入，承担各自所能承担的社会功能，彰显媒体的人文关怀意识”。

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命运、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更应该是对于每一个微小个体的关注与尊重。他说：“当我们在心底无原则地视大众利益重于个体利益，并将它作为人文关怀的底线时，实际上已陷入一种有违人文关怀的误区里。媒体要关注社会大众整体利益，更应关注和呵护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介的人文关怀底线，恰恰应该是维护和尊重个体利益。”

基于这种内化于心的新闻理念，他坚持认为，媒体要尊重的不仅仅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的人的感情和隐私，这才是媒体人文关怀的底线。一旦媒体在此问题上“晚节不保”，就必须作出真诚的道歉与反思。比如对于人们深恶痛绝的虚假新闻问题，国辉并未因为身在媒体就为同行护短，他提出：“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因此，虚假新闻绝不是一声道歉所能了结的，而应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来追究。如果出现虚假新闻，只是让媒体道歉一声而不负法律责任，这可能是对媒体的最大宽容，媒体应当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一直保持着对于自身近于苛刻的追问与反思，或许与长期萦绕在国辉心头的一个根本命题有关：记者是什么？在一篇短文里，他这样写道：“一个真正的记者，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守住道德的底线，留住自己的良心。这应当成为我们每天唯一需要自省的‘严重问题’。”这种面对自我、面对灵魂的叩问，这一不断审视的“严重问题”，其实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它们恰恰又是被当下中国不少新闻人所忽略的问题。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国辉的思考并非仅仅着眼于自身所经历的新闻实战、所服务的新闻媒体，而是站在了新闻职业精神和媒体未来命运的视角，高屋建瓴，对新闻的运作、规律、内在规定性、人文底色等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思考。这对于每一个关心新闻、热爱新闻的人，都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更可贵的是，整个书稿少有陈词滥调，少有条条框框，少有政治标签。文字鲜活且充满个性，看似平常但内藏珠玑，是一本对新闻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的书。当作者邀我为这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写下这些文字，表达我对于一位职业新闻人的认同与敬意。

如今，国辉先生已涉足新的领域，率领一帮年轻人全身心投入新安晚报“全媒体”的运营工作。他风趣地说自己是“老牛吃嫩草”，其实他们是在为新安晚报这个传统媒体打造一个新的“诺亚方舟”。相信他会在这个新的领域，坚持思考的本色，体悟出更多的新闻思想，我期待着看到国辉更多的关于新闻的文字。我相信，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更，新闻人所要追求和思考的东西永远不会变，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们未必能将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都是真话！

(本文作者 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12月20日

一不留神，写下这么多关于新闻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是有感而发，随手而记，也有一部分是根据新闻实战写的笔记、论文和总结。

上编“新闻观察与态度”，基本是以“梦笔生”的笔名在各大论坛上发的博客文章。网上发帖，能随时获得读者的真实意见，无论赞同还是反驳，都是那么的直接和直率。这种直接、直率的互动，给了我很多营养和启发，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是报纸杂志无法做到的。正因为此，无论采编多么繁忙，我都坚持写博客。今天看来，这些博客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或许并不新鲜，但它的珍贵之处在于，每一段文字都与当时的某些真实事件和现象有关，它记录的是一个新闻人的真实情感、真实看法和真实态度。尽管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了，但起码没有说假话。

做一个纯粹的新闻人是我的理想。1996年5月，毅然甩掉了十几年的铁饭碗，成为新安晚报一名记者。从记者到编辑，从版面主持人到新闻中心主任。无论岗位怎么变化，阵地从来没有变。伴随着报纸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激情与神伤、坚守与放弃、前行与后退，14年坚持一路走来，蜡炬成灰，不离不弃。其间的诸多采编思考、追求、主张和纠结，有的记在“采编笔记”里，有的梳理总结写成了论文，成为今天这本书下编“新闻实战与主张”的内容。它们是我所在团队一个时期的实战结晶，更是一个职业新闻人的心血所在。在此，我要向新安晚报原新闻中心的所有同仁致敬。

由于都是一些随想随记、有感而发的东西，本书的理论性和深度方面都很欠缺，有许多还显浅薄和粗糙，有的甚至是胡言乱语或谬论。但为了保持观点的真实，除个别地方做了一些修改外，大多还是保持了原貌。编排时，也有意将每篇文章的撰写时间放在书眉上方加以突出，提醒读者能将这些文字放在当时的时间坐标轴里去阅读和考量。尽管如此，我还是做好了被“拍砖”的准备，洗耳恭听所有的批评和指正。书中可能涉及的一些媒体和单位，如有不妥，还请“恕我直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结集出版此书，完全是“临时动议”。2009年6月14日，一个星期日，我值完了最后一个夜班，就此告别了长达14年的新闻一线岗位。在我看来，告别采编一线，也就意味着编辑记者生涯的结束。以一种什么方式给自己做个总结呢？于是萌生了将过去发表或未发表的文字整理出版的想法。但因为怀疑这些文字的价值，这个想法并不坚决。直到一次与章玉政QQ聊天后，在这位新安晚报年轻同事的一番鼓动下才下定了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搜集和整理，选出了十几万文字，打印成册后分别交给了新安晚报年轻同事章玉政、童建明、宫礼和安徽生活广播电台罗曼等人，请他们做我的第一读者，并交给他们一句话：“你们认为有价值就出，没有价值就不出。”因为我相信年轻人的感觉和判断。

感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疏利民先生，当他从章玉政口中得知我出书的打算后，主动联系我，从申报选题，到样书设计制作、出版付印，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感谢安徽大学新闻学院芮必峰教授拨冗援笔，为书作序，他是我最尊敬的新闻学人。感谢安徽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沈正赋教授友情审读全书，这完全念在我们曾经在新闻一线并肩战斗的情谊。感谢我的老朋友、老搭档顾群先生给我的意见和建议，感谢著名青年画家汪昌林精心为我设计的肖像画。没有诸位的支持和鼓励，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顺利诞生。当然还要感谢我的爱人仲正女士，正是由于她10多年来一人操持家务，才使得我能够全身心投入新闻采编第一线。

“可能没有理想的新闻环境，但不能没有新闻理想”，这是我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愿在本书出版之际，以此言与所有新闻同仁共勉。

吴国辉

2011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