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密福特是英国外交官,1865~1866年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他以书信体裁完成此书,记录了其在中国的见闻。全书共29件信札,记载赴任途中所经香港、上海、山东烟台、天津大沽口等处见闻,主体部分记载北京的经历,旁及宣化、长城沿线、内蒙古等地。书中对当时中国的时局、晚清重要人物等均有记载,可补史书缺失;对中国社会的直接观察描述了满汉、蒙古族人民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及对四时节庆市井百态的描写,为了解晚清社会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资料;有关在华耶稣含历史、俄罗斯东正教团的情况,也有一定价值。书信体的形式,浅近的语言,也适合大众阅读。
一个英国男爵,国会议员,古董收藏家、作家,1865年来到神秘的中国北京。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矛盾百出、令人费解的国家。”
他说:“人们纷纷褒奖日本的进取精神,批评中国的因陋守旧。尽管日本取得的巨大进步确实令人瞩目,但上述看法极不公平。要知道,日本从未创造过什么。日本40年前才开始真正同西方交流。在此之前,日本的一切都源自中国,而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有里有为此骄傲。”
他还说:“在中国,尤其是北京,传统旧制变更缓慢。这些书信,尽管写于多年之前,仍然忠实第记录了中国人称之为‘京城’里的人们的生活。”
他说的都对吗?亲爱的读者,敬请阅读《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
出游的那天上午,阳光明媚。香港湾位置极佳,空中朵朵白云,向周围的山峦投下宜人的阴影。海面风平浪静,宛如清澈见底的湖泊。我们坐在矗立在前甲板像座大楼似的头等舱里,享受每一缕清风,欣赏着人间美景。起初,河岸就像香港一样,荒凉、贫瘠、多山。但再远处,可以看到开垦的迹象。大蕉和碧绿的水稻,在沼泽地里长得郁郁葱葱。竹子紧挨着水边茂密地生长。山岭低矮,看上去不像未开垦过,那里果实累累。
我们把贸易强加在极不情愿的中国人头上,为此而摧毁的要塞,不计其数的船只舢板,以及东一座西一座各层探出野草的宝塔,这一切显示,我们已接近了一个城镇。
经过四个半小时,我们抵达了黄埔。那是个悲惨的地方。居民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看上去肮脏而堕落。当地的生意,似乎只有几座石灰窑、几家大豆或者番茄加工厂,以及几个用来清除附在船底的贝壳和海底污物的干船坞。从今以后,我会一直把大豆看作黄埔污垢的主要因素。
广州本身也不怎么干净,腥臭的珠江怎能清洗它的面容?来人若期望看到一个码头众多、建筑豪华的城市,一定会大失所望。各式各样的小木屋,低矮肮脏,杂乱无章,拥挤不堪,几乎一直盖到水里。似乎这还嫌不够,大街小巷和船屋区,到处挤满了人,或许还有其他生物。河里停泊着许多舢板,都装备着枪炮自卫。假如机会来了,也可以进行攻击。这些船,样子奇特古怪,巨大的船头造得像海洋怪兽的头颅,两边都画着一只大眼。中国人把他们的船当作会思考的生灵。他们相信:“没有眼就看不见,看不见就走不了”这种想法,令人无言以对。甚至“金山”号也遵循着这种思路,每个明轮上都画着一只眼睛。
广州河上的景象,如同香港一样,最为显眼的,就是众多女人操纵的小船。母亲居中划桨,小姑在船头划,奶奶在船尾划。我确信,围绕在汽轮旁的中国女人,总有好几百。相形之下,动物园的鹦鹉房要安静得多。艰苦的工作,用力划桨,使得她们的肺发达得像气囊一样。她们都自称是老主顾,凭此拉客。“我的船客,我的船客,好久没见你到中国来了。”然而,我们有自己的船,所以耐着性子清出一条路,上了岸。
对珠江的描写,假如不提到远近闻名的“花船”,则不会完整。“花船”是体型巨大的驳船,停泊在河边,船身上装饰着各种不值钱的镀金的纸灯笼,以及中国的能工巧匠所发明的奇奇怪怪的装饰品。这些花船就是维纳斯的殿堂。船主大都是身材矮小、皮肤焦黄、相貌丑陋的女人,穿着色泽黯淡的服装,扁平的脸上抹着桃红,比涂在欧洲人脸上更为难看。不过,也有几个姿色不错。她们的手脚都很美(脚被人为地弄成畸形的不在此列)。可以这么说,这是所有中国人唯一的天赋美。一旁伺候的男仆,个个双手洁净,纤细修长。对此,欧洲女士也大都会羡慕不已。他们不必在大拇指上缠餐巾,也不需戴白色棉质手套。他们的纤指玉甲,让人赏心悦目。晚上,灯笼点起,俗气的装饰不再那么令人恶心。花船显得华丽,成为广州一景。这个行业并不被人看不起,不至于使船上的姑娘以后无法风风光光地嫁人。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有幢空房子可供我们使用。于是,我们便带了一个仆人、一个苦力,和一位当地厨师,住了进去。在这里,享受到平生最丰盛的晚餐。抵达住宅时,发现管门小厮不在,回家上坟去了。在中国,清明上坟是人人都遵守的习俗。虽然通知过我们要来,管门小厮照去不误。这里说的“小厮”,就像《雾都孤儿》中的用词,也可指年岁已高的老人。
我们下午3点半到的,房子里没有半点燃料,也无炉灶。尽管如此,到了8点,我们一行4人已围桌坐下,享用晚餐。晚餐内容丰盛,有咖喱浓汤,珠江出名的龙利鱼,3碟凉盘,炖得火候正好的牛脊肉、竹鸡和咖喱对虾。甜点有香蕉、广柑、吃起来像玫瑰花瓣似的蒲桃,以及荔枝果脯。所有一切都装饰得极有品位,鲜花点缀,香气扑鼻。我们带了酒来。总体来说,从未吃过比这更好的晚餐。若是英国的仆人,来到伦敦的一幢空屋,能做出这样的晚餐吗?中国人学会我们的烹调方式后,就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厨师。烹调艺术,需要有一双灵巧的手和丰富的想象力,而并不要求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适合他们才能的发挥。
我担心,向您介绍广州,无法尽善尽美,因为要介绍的内容太多,非一封信可以道尽。不论是莎拉先生,还是其他自称为文学鉴赏家的人,至少得用整整一个篇章,方能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写得大致圆满。
广州的街道十分狭窄,3人或可并肩而行,或许还可塞进一个纤瘦的小孩。街道两旁,店铺矮小,还挂满灯笼,以及五颜六色状似旗帜的垂直条幅,看上去就像童话剧中一支肃穆行走的队伍,被小丑的魔杖一点,变成了街景和广告。
街道本就狭窄,然而,只要有一尺之地,就有小贩设摊,兜售各种物品,有肉、鱼、水果、甘蔗、糖果,以及只能称之为廉价品的东西。世界上肤色最黄的人群,慌慌张张地穿梭而过,每个人都显得忙忙碌碌,行色匆匆。苦力挑着各种货物,有整担的柴火,也有满箩的韭菜。行人需眼观六路,避开扁担。拐角处,转出一顶轿子,抬着一个中国达官贵人。他就像法国女人喜爱的那样,在轿上懒洋洋地打着盹儿。轿后跟着五六个头戴红缨白帽的警卫。一个小脚妇人,迈着抖抖索索的双腿让路,差点没被撞倒。
若是有块空地,就有江湖郎中或者算命先生在那,让病人张开嘴探望,就像马夫查看马的牙口。不然,就是用一把扇子神神秘秘地敲着脑袋,看得一小群旁观者目瞪口呆。
难得见到一、两条狗。这些小东西,机警得很,似乎知道不可走散,否则可能上了屠夫的砧板。其他动物,概莫能见。
在这里,负荷重担的生物是人,见不到拖拉东西的牲口。马车、平板车,或是小贩的独轮车,根本无法穿过这样狭窄的街道。
街上的忙碌程度,令人惊讶。木匠、皮匠、铁匠、雕刻工,简而言之,各行各业的技工,都在为生计操劳,没有空闲的人。
屠夫忙着分割好肉差肉。鱼贩子忙着刮鳞剖肚,掏出内脏,小心地搁在一边。不论是好肉、差肉,还是内脏、肠子,都会有买主(我看到一条可爱的松狮幼犬,像是条褐色绒毛犬,正被人送去屠宰,差一点儿把它买下放生)。燕窝、禾花雀、中国莺,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紧挨着的,有各种令人反胃的东西,诸如老鼠、小麂等。
蔬菜水果店铺最有吸引力,至少那里不会摆出令人望而生厌的东西。广柑、苹果、荔枝,以及蔬菜,按十分新奇的条块摆设。香蕉、韭葱、莴苣和其他绿叶蔬菜,用绳子扎起,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每样蔬果都摆得恰到好处。
竞争相当激烈。人们竭尽全力,亦是难以维持生计。广州的鞑靼城与中国城,以及郊区,居民众多,还有成千上万在船上出生、过活、老死的人。船民没有土地,只有死后才能得到2米长、1米宽的公用葬地。珠江两岸,总共大约有150万居民。其中,欧洲人不足100。P11-15
本书作者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1837-1916)是英国外交官、古董收藏家、作家。
1837年2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3岁随父母去欧洲大陆,定居德国法兰克福。1842至1846年,主要在法国巴黎和特鲁维尔生活。1846至1854年,就读于英国伊顿公学。1858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最初在圣彼得堡担任英国驻俄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865至1866年自愿到北京英国驻华使馆任参赞。1866年奉调去日本,任英国驻日本外交使团二等秘书,1870年由于健康原因离职,回到英国外交部。1873年正式辞去外交部工作。1874年担任英国公共建筑部大臣。同年结婚,夫人是埃尔利伯爵的二女儿克莱门蒂娜,育有5男4女。1876年5月,作者的未婚堂兄约翰(瑞德斯戴尔伯爵一世)逝世,将大笔遗产赠与作者。于是,作者辞去公职,举家搬迁到位于格洛斯特郡的领地。1892年至1895年,担任国会保守党议员。1902年获得爵位,成为瑞德斯戴尔男爵一世,经常出席上议院,就有关远东问题发言。1906年,伴随亚瑟亲王再度赴日,向明治天皇颁发嘉德勋位。
密福特的著作有:《旧日本故事》(1871)、《竹园》(1896)、《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900)、《赴日嘉德授勋使命》(1906)、《回忆录》(1915)、《回忆录续》(1917)。晚年,把早期纳粹思想家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两部作品《十九世纪之基础》(1910)和《康德:与歌德、达·芬奇、布鲁诺、柏拉图和笛卡儿之比较研究》(1914)译成英文。
《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以书信体裁,记录了19世纪60年代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作者对时弊亦有独到见解,值得我们反思。不过我们也要提醒读者注意,由于作者的立场、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局限,书中对八国联军侵华起因的分析,对中国人及中国各种农民起义,对佛教、道教和喇嘛教的态度,都有很多偏见和错误;对中国历史朝代的认定和地理称谓,也有些问题。比如他把长城以外地区统称为蒙古,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阅读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游记,既要有开放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襟,又要分析对待、正确认识,方能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另外,作者的叙事并不严谨,文中偶有时序倒错的地方。比如第28封信,标明是8月4日的信,却记有8月16日的内容。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改动,但也敬请读者注意。
本书“作者序”由陆瑾翻译、温时幸校核。信札部分及附录由温时幸翻译。全书由《亲历中国》丛书主编李国庆通校。
温时幸
2009年11月11日
于美国苏必利尔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