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胡先骕的诗词看上去字字句句有模有样，但什么“翡翠衾”“鸳鸯瓦”全是习用《长恨歌》。在美国夜晚所见所观，又哪里来的什么“夜灯荧荧如豆”？住的是西式建筑，也绝对没有“柱”。胡适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胡先骕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示人，突然遭到当头一棒，想必是很尴尬的。所以，本来就推崇古诗词的胡先骕未必不“新仇旧恨”涌上心。他先于梅光迪到国立东南大学任教，与同事中崇尚旧学的柳诒征、胡子方等关系密切。可以说为梅光迪会聚战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标志着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中心的“学衡派”正式形成。以《学衡》为阵地，“学衡”诸人一系列反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引发了文学、文化界的关注。梅光迪发表在《学衡》创刊号上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措辞尖锐，对新文化人几近谩骂：“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还直接斥责新文化人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而胡先辅、吴宓先后发表的《评（尝试集）》《论新文化运动》也是体现“学衡派”立场的代表性文章。
总结“学衡”诸人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反对文学革命论。在“学衡派”看来，文学的语言、形式是在历史过程中缓慢形成并且发生变化，不可能进行急剧、生硬的“革命”。二、白话不能取代文言。文言虽然艰深，但是能说明深奥的道理，在表述上准确简洁。三、语言和文字不能合一。口头语言随时变化，而文字相对有固定、积累的特征。正因为这种固定、积累，即使过去了千百年，后代人还是能读懂秦汉唐宋时代的文章。假使文字和口语合一，口语随着时间流逝多经变化，后来人将无法通过阅读这种“口语化文字”来理解前人。
新文化人相当关注“学衡派”，拜读了刚刚面世不久的《学衡》杂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相继做出回击。对于火气很大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胡适四两拨千斤地回敬：“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①可见，胡适并没从中发现什么有威胁、有分量的东西，所以将之定位为“谩骂”。根本没放在眼里，恐怕这才是对学衡诸人最大的轻蔑。周作人则痛击胡先骕的《评（尝试集）》。胡先骕苛评《尝试集》是淆乱思想，毫无价值，周作人笑骂胡先辅连伟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也说成是“死文学”，可见知识贫弱，缺乏鉴赏能力。②那么，胡氏对《尝试集》的苛评也完全可以是不予考虑的。鲁迅列举《学衡》文章措辞的谬误种种，例如文绉绉的说什么“英吉之利”“宁古之塔”．等，认为真是贻笑大方。一旦捉到语言破绽，鲁迅穷追不舍：“倘若子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③“学衡派”号称要发扬国粹，鲁迅却认为不过不学无术，连字句都写不通。并非鲁迅尖刻，吴宓后来细读了鲁迅指出来的谬误，也不得不承认文章实在“陋劣”。④除了《新青年》阵营，新文化人沈雁冰——也就是日后著名作家茅盾，也加入了批评“学衡派”的战团。他在《评梅光迪之所评》中批评梅光迪自恃擅长西学，实际是见一隅而不见全体。⑤他在《驳反对白话诗者》一文中则申明了支持白话诗歌的立场。⑥
P114－P115
“图传”评介了《新青年》从创刊到终刊的全过程，是一本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身的好书。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说，著作对《新青年》在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的地位做了准确科学的定位，观点明确而稳妥。书的写法尽可能围绕《新青年》发生的件件具体事象，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书中没有坐而论道的坚硬理论，而是追求文字流利生动和可读性的，引人入胜。
——刘玉凯文学院教授
以文字与图片互动的讲述方式呈现了《新青年》杂志的历史。与一般知识性书籍不同，此书以讲故事的方法追忆与《新青年》杂志有关的人和事，把生活化的细节娓娓道来，从而贴近、还原一段可亲可爱的历史。书中的“五四”一代学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可说有血有肉，面目生动。它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好书。
——阎浩岗
文学院教授
引言
毫无疑问，《新青年》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重大、意义最深远的一份杂志，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当我们有意走进《新青年》时，却会发现这份杂志有着多种不同的面貌。有人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主要宣传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人说，它最早登载了通俗易懂的白话诗歌、白话小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随感录”散文，在新文学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则说，它最早介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逐步发展的早期历史……《新青年》究竟因为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身份才格外辉煌、格外引人注目呢？是思想文化的启蒙杂志，是普及通俗白话的文学读本，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刊物？
也许不该执着于外加给《新青年》杂志的某种定性。设想在某个风轻云淡的日子，当阳光照进图书馆古旧的窗棂，轻轻翻开一页页泛黄的杂志慢慢品读，我们会渐渐领略，它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复杂与丰富。如同历史的河流，总是潺潺向前，一切都在变幻更替。如同人生之路，总是蜕变成长，一切都是不可预期的患得患失。《新青年》自从1915年5月诞生到1925年4月最终停刊，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在人的一生中却漫长到足以看见沧海桑田，红颜鬓边也添了星星白发。十年中，《新青年》的语言形式从古旧文言到通俗白话，仿佛跨越了不可逾越的千山万水；《新青年》的编辑部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又到广州，南北迁移中总是去往中国最“热闹”的地方；《新青年》的编辑人员从陈独秀“一枝独秀”到北京大学新文化人“轮流坐庄”，再到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摇旗呐喊，风流辈出各领风骚。每一个时期，《新青年》都有它最独特的风采，最吸引人的魅力。
所以，呈现《新青年》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完整生命，就是本书的第一个小小愿望了。纵然我们还是最关注那个面向旧思想旧文化开战、积极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的《新青年》，它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千古之下也会熠熠闪光万人追慕，但我们不可忽略《新青年》也拥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完整生命。它曾是影响有限、以皖籍文人为主的地方性刊物，也曾经历内部分化、艰难转型的尴尬，最终还因为政局动荡、影响力逐渐丧失而解体消亡。曲折复杂一路走来，值得细细追寻。纵然我们各有喜好，有人欣赏敢作敢为、倔强率性的陈独秀，有人认可性格温和却绵里藏针的胡适，有人觉得钱玄同语出惊人、印象鲜明，有人觉得鲁迅文笔精妙、忧愤深广……但若要了解《新青年》十年间的人员聚散、人事更替，他们如同红花绿叶，缺一不可，远非主观的爱憎情感可以拣择。任何一个出现在《新青年》上的编辑者或撰稿人，都是等待我们拨开时光烟尘去探索的鲜活生命。唯有收集那些为我们所喜好甚至被我们所厌弃的人格，方能愈加真实细致地还原那段远去的历史风景。
另外，本书尽力呈现一个气韵流转、鲜活生动的《新青年》。据说图像蕴含胜过千言万语，中国古人也津津乐道“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收集的那些有关《新青年》的老照片大部分已在时光流逝中褪去颜色，有的还模糊不清，但它们真实定格了一幕幕特定场景，简洁记录了一桩桩沧桑往事。如果凑近咂摸，定能嗅到缕缕气息，感受寸寸肌肤。
既然“图说”，不妨鲜活生动、平易近人。本书描述《新青年》的新旧对战、人事更替等，皆选取具有烟火气息的生活片段、富于鲜明个性的只言片语。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有了缺陷瑕疵的英雄固然造成扼腕叹息的悲哀，但有血有肉的凡俗中人才与我们贴近。历史定于偶然难免令人顿生天命难违的无奈，但变幻莫测才让芸芸众生有了敬畏自律之心。一部《新青年》也逃不过英雄与凡人的转身、必然与偶然的交织。但“图说”并非“戏说”，当然不至于涂脂抹粉乔装打扮，而追求所讲所述言出有据，事有可考。围绕《新青年》发生的大事小情，既有台面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论战，也有私下里鲜为人知的通信协商。追踪它们的源起、经过，评述它们的是非得失，远胜于只为博人眼球的夸张渲染。历史并非影视，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但历史贵在有细密的质地，有合乎逻辑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于是，让自己沉静下来吧。就算无法赚得久坐图书馆的闲暇宁静，也可以斜倚案头，对着氤氲洒下的温暖灯光拾取一帧帧褪色的老照片，在悠悠怀旧情绪中去开启一段尘封的、有关《新青年》的历史记忆。
《新青年图传（可以触摸的民国）》编著者熊权。
《新青年图传（可以触摸的民国）》杂志只有短短的十多年历史，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刊”，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策源地，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
本书是一部关于“天下第一刊”的纸上纪录片，是《新青年》的“传记”，作者精心梳理了杂志精彩短暂的“一生”，讲述了编辑部同人为扩大影响、提升销量而转变办刊策略的经营故事，介绍了“新青年派”与守旧派，与“学衡派”、“甲寅派”的精彩论战，也记下了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潮与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政治”，“读书”与“救国”，“思想启蒙”与“革命行动”，面对这些，《新青年》同人有不同的主张与选择，并因此而分化。
同时，本书也是一本思想文化史的通俗读本，图文并茂，思想文化事件犹如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作者以《新青年》杂志的历史为入口，篇幅精巧地描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画卷与知识分子的心迹。阅读它，犹如是在参观一座小巧的现代中国思潮博物馆。中国思想界的画卷与知识分子的心迹，犹如一座小巧的现代中国思潮博物馆。
《新青年图传（可以触摸的民国）》编著者熊权。
首部写“天下第一刊”《新青年》杂志的传记，一部纸上纪录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最佳读本。
犹如一座博物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学衡派、甲寅派，各派思潮与观念纷呈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