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先生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

本书为其传记，记录了其生平事迹。

全盘西化的最有力鼓吹者？功勋卓越的岭南大学校长？含冤而逝的南开大学第六副校长？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是如此地纠缠不清，乃至于我们回头再望时竞是一片迷茫。

但无论怎样，作为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陈序经博大精深、历经坎坷的一生是一个绝好的文本，足以让我们领悟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轨迹。

又见康乐园(自序)

引言说不尽的“全盘西化”

第一章 天涯海角

 海南陈家

 懵懂少年

第二章 南方北方

 从南洋到广州

 康乐园里好风光

 沪上求学

第三章 美雨欧风

 负笈美利坚

 在美国的社交与生活

 执教岭南大学

 再度留学

第四章 教育论战

 父亲去世

 关注大学教育方针

 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

第五章 全盘西化

 “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

 广东的尊孔读经运动

 驳“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答胡适吴景超

 答张东荪及其他

第六章 允公允能

 私立大学的典范

 南开经济研究所

第七章 都市乡村

 质疑梁漱溟乡建理论

 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

 国破山河在

第八章 弦歌不辍 

 西南联大最年轻的院长

 在蒙自

 旅行教授

 战时困难生活

 赴美讲学与研究

第九章 战后复校

 胜利序曲

 南开复校

 与胡适先生论教育

第十章 重回岭南

 张伯苓的选择

 长校岭南大学

 动荡中的发展

 东北区号

第十一章 谈笑鸿儒

 陈序经与陈寅恪

 “抢来”姜立夫

 重建岭大医学院

 不拘一格搜罗人才

第十二章 风云变幻

 举步维艰

 “美帝分子”撤离

 岭南大学的终结

第十三章 连番风雨

 “奴化了我国的青年”

 “还需学习涵养”

 “学术争鸣更重要”

 潜心著述

第十四章 归去来兮

 再事行政

 参加政协

 最后的舞台

 为暨大做贡献

第十五章 殒命北乡

 南开“第六副校长”

 经历“文革”风暴

 含冤去世

附：陈序经先生年谱

参考书目

后记

陈序经的故乡在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清澜港瑶岛村。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其东南和北面是南海和琼州海峡，陈序经的家乡更是紧贴海岸线，可以说，他是地道的海的儿子，大海将蔚蓝色文明的因子注入了他的血液中。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物产丰饶，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即在海南岛建立珠崖、儋耳两郡，海南岛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据说，之所以称珠崖、儋耳，是因“崖岸之边产珍珠”和当地黎民的耳朵上戴有大耳圈之故。从汉武帝至南北朝期间，海南岛郡县设置变动很大，并一度由合浦郡兼管。三国时海南岛归吴国管辖。至梁代大同中叶(540-441)又在海南岛重建崖州。隋朝一统中国后，将崖州改为珠崖郡，且在其西南部新建临振郡。唐朝时，在海南岛建立5州22县，许多名称至今仍沿用。

五代以后，战事频繁，大批汉民迁居海南岛。汉族的迁入带来了中原文化，推进了海南岛的文明进程。同时，由于海南岛远离大陆政治中心，被视为天涯海角，因此它成为历代朝廷要犯，特别是政治犯的流放地。

海口市如今仍存有五公祠、苏公祠等，五公祠是为纪念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位历史名臣而建，苏公祠则为纪念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而建。这些人都是被谪居到海南岛的，他们未必都对海南岛作出过什么贡献，但他们或是名臣或是文豪，海南人景仰他们，把他们供奉于庙中视为神灵崇拜。这就是文化的辐射与传承，海南岛也在这种不经意的浸染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积淀。

元代海南岛又称为琼州路，其建制仿宋代辖3州13县。明朝海南岛称琼州府，清代又将琼州府改称琼州道，清末又划分为3州13县。“琼为都会，居岛之北，儋居西陲，万居东陲。”

文昌的历史与海南岛一样可追溯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其初立县时称紫贝，尔后三易其名，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改为文昌县，意为“偃武修文”。文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明朝出过与海瑞齐名的丘浚，近现代史上更是产生过一批政治、经济、文化巨星。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等宋氏家族成员人们耳熟能详，文昌还是共产党大将张云逸、国民党将领陈策等196位将军的故乡，被称为“将军之乡”。而在文化界，陈序经是其杰出代表。

陈序经曾在文昌县城公仔桥上自拍过一张故乡的风景照，照片是黑白底色，以县城为背景，画面上有静静流淌的文昌河，还有驶向远方的船帆。他将这张照片镶嵌在玻璃镜框中，不论走到哪里，一直随身携带。陈序经一生走南闯北，历经欧风美雨，但故乡在他心中永远是一道抹不去的美丽风景。

陈序经晚年事业困顿之际，思乡聊以慰藉心灵，他曾作《珠崖篇——思乡随笔》，一抒积郁多年的乡情，书中对故乡的山川河流、人情风物作出细致描述。《珠崖篇》手稿完成于1966年，也即陈序经去世的前一年，这份手稿长期由他的女儿陈云仙保存。2003年，为纪念陈序经诞辰100周年，此书正式由长征出版社出版。陈序经在此书开篇即写道：“我年少赴叻(按：指新加坡，中国侨民称新加坡为石叻、叻埠)，长而求学，离乡四十载，去乡愈久愈远而思乡之情愈为殷切，岂年纪愈深而愈增益之耶？”

海南岛有300多万华侨，分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文昌即有120多万华侨。

陈序经在《珠崖篇》中，曾用大量笔墨描写海南的侨胞。他写道：“海南人出洋最多的地方是文昌。文昌的好多乡村可以说没有一家无洋人，自己所在的瑶岛村就是这样，其实每家在海外的人数多于在家的好几倍，海南岛出洋的至少130万人(按：指当时)，而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侨民就不下60万，其次是暹罗、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地。”1935年，陈序经先后周游东南亚各国，见到许多地方的海南侨胞，在和侨民交谈中，他得知单是文昌来的华侨就有30多万人。当时海南文昌本地常住人口也不过30多万，所以他说“海外的文昌人和岛内的文昌人一样多”。

海南人为何频频下南洋，陈序经分析道：海南岛在地理上接近越南半岛，又是中国最南部的地区，在海道交通上是与东南亚各地最为接近的地方，加之抗战时期海南岛被日本占领，许多人便匆忙地逃往海外。

陈序经说：“那个年代，出洋的海南人大多穷苦不堪，是因为在乡间或当地谋生不易，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出洋的。那时出洋的旅费多是向别人借用，到了南洋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就是找到了也要做上一年半载才能还清这笔旅费。此外，还要每年寄钱回家当家用。这样地循环下去，东南亚的海南人，在经济上既难以发展，在人口上也难于增长。”他还说道，“大概到上世纪20年代，海南人才开始打破了不准带妇女到东南亚的禁例，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海外出生的小孩多了，海南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陈序经的祖辈原来也是世代在海南岛打渔种地，后来因为生活贫苦，他的父亲陈继美才被迫出洋经商，这也是陈序经后来被定为“华侨资本家”出身的缘故。陈序经曾写《父亲》一文，开篇即讲述其家族的历史。

陈氏祖先可以追溯到宋代进士陈俊卿，陈俊卿为福建莆田人。宋理宗嘉熙年间，陈俊卿的曾孙陈瑶由莆田迁往海南岛文昌县瑶岛村。陈瑶被尊称瑶公，是海南陈氏的一世祖，他的曾孙陈集(字筠)是明末进士。明亡后，陈集在文昌附近地评村一个小湖上筑屋而居，自称忠于亡明而不愿足踏清地。陈集是海南陈氏家族的骄傲，他退隐后每日弹琴写诗，终其一生，他的遗物中有一古琴，被陈序经的父亲保留着，直到抗战前夕还在。

瑶公后世在海南文昌世代繁衍，多以打渔耕种为业。陈序经的祖父陈运彰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3)九月十八日，从事捕鱼、运输业，他30岁那年，因在海上遭遇大风，翻船溺水身亡，最后连尸体也未找到。渔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大海在给予人类生存机遇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危险。陈序经还记得，他祖母去世时，人们用泥土做成人形权当祖父尸体，与其祖母合葬。

陈运彰精明强干，敢于拼搏，十分勤俭，又非常乐观，他的性格无疑影响到其子孙。陈运彰与妻子祝氏，男出海，女织网，家庭生活十分美满。祝氏为文昌鸡寮村人，比陈运彰小4岁。丈夫遇难身亡时，只有25岁的祝氏悲痛欲绝，几欲跳海殉情，但她还是坚持活了下来，因为她怀着陈运彰的遗腹子，她的重任便是将孩子生下来并将其抚养成人。

陈运彰死后20天，他的儿子陈继美呱呱坠地。

陈运彰本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去世后，陈家只剩不到半亩地，祝氏与继美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顿，她只能靠织网养家。她织好网后，再从椰树上摘下几个椰子，挑两只篮子，一只摆放渔网和椰子，另一只安放儿子继美，挑到约六华里远的陈家市，把渔网与椰子卖了，买些盐与咸鱼或者米，再挑着儿子回家。祝氏每年都要养一头猪，也是用来卖掉补贴家用的，只有过年她才买一两斤猪肉吃。她也养几只鸡，偶尔会煮一个鸡蛋给儿子继美吃，自己则不知道鸡蛋的味道；也只有在春节时，她才会舍得杀一只鸡。春节杀鸡买猪肉，除给儿子吃外，还用来招待亲戚朋友。祝氏平时煮饭，三分之一是米，三分之二是番薯，每天两餐，每餐一碗，只有咸鱼虾酱或盐炒椰子丝送饭。P6-8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我们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典(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2007年3月，我费了很多周折，终于采访到陈序经先生哲嗣陈其津教授。经过一番长谈，我向他提出准备写作《陈序经传》的计划。陈其津笑着告诉我，几年以前，曾有人向他推荐过一位知名学者来写陈序经的传记，但当时他拒绝了，他认为最有资格写他父亲的，是他陈其津而不是别人。从华南理工大学退休后，陈其津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父亲著作、写作父亲传记的工作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1999年底，他的大作《我的父亲陈序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该书又由长征出版社再版。

我告诉陈其津教授：《我的父亲陈序经》我已经拜读过，但我还是想写一本《陈序经传》。并简述了我要写此书的目的和理由。陈其津很大度地点头同意，并告诉我目前致力于研究陈序经的学者很多，其中也有人要写陈序经的传记。我以为陈序经是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人物，博大精深，当然值得许多人研究，我只想尽我所能，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陈序经，让更多的读者去接受他，去从他身上领悟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不停地四处收集资料，尽量多地采访当事人，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现在，这部陈序经传记终于脱稿。其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本书最后定名《全盘西化台前幕后》，因为陈序经是20世纪30年代提倡全盘西化最得力者。当然这个书名难免以偏概全，希望读者明察。

我首先要感谢陈其津教授，他的信任和他关于陈序经的著述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易新农，以及袁伟时、黄天骥、黄重言、余定邦、黄树森、陈合宜诸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我不可能完成此书。陆键东、杨深、刘集林、田彤、赵立彬等的著述使我受益匪浅；花城出版社倪腊松、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纪川等人也给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慷慨地将此书收入“新史学丛书”，让我深受鼓舞。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肖风华，没有他的努力，这本小书根本不可能问世。

本人学识有限，书中错漏难免，希望读者方家指正。

作者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