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文学传记。作品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伟大建筑巨人梁思成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深刻体现出梁思成身上所凝结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体现出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继承和创新的精神。

人格是一种操守，一种精神，是做人的灵魂。梁思成夫妇之所以被后人怀念、尊敬，人格的魅力最为重要。他们真诚无邪，爱国敬业，忘我奋斗，追求新知，从不屈从于权力、权威的压力，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知、真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少有的风骨。

前言 贵族与贵族文化

第一章 世家温情——从“双涛园”到“饮冰室”

 一、“思成梁启超”

 二、维新英雄

 三、文化宗师

 四、天伦之乐

 五、教子有方

第二章 快乐的求学时光

 一、思成初长成

 二、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三、初入建筑殿堂

第三章 牵手林妹妹

 一、任公的得意安排

 二、欢喜冤家

 三、“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四、从“太太客厅”到“梁家茶会”

 五、世纪挚友

第四章 与时间赛跑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二、不寻常的选择

 三、寻梦佛光寺

 四、最后的野外考察

 五、李庄往事

第五章 1948年的首选院士

 一、再进清华园

 二、载誉美利坚

 三、理想守望者

第六章 新时代，大贡献

 一、国徽、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

 二、出色的教育大师

 三、生死不渝“黄昏恋”

第七章 大匠的困惑

 一、从梁陈方案到北京城墙

 二、飞来横祸大屋顶

 三、爱恨清华

第八章 尾声——于平凡中传承家风

1901年4月20日，是日本东京樱花绽放的时节，在家人的热切期盼中，一名中国婴儿降生了。毫无疑问，他的到来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愉悦，尤其是他的父亲——戊戌变法的卓越领袖之一——梁启超，更是喜出望外，以至于两年多来把命运突变、亡命东瀛的坎坷经历都暂时抛到脑后，面对道贺的亲友，频频揖首致谢，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无论家人，还是亲朋好友，欢喜之余，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取名思成的孱弱男婴，日后会成为古老中国最早一批系统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留学生，在古建筑研究、保护与现代建筑教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梁启超乃至整个梁家的当然继承人——名誉与人格的继承者，而且，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他的命运颇似窗外盛开的樱花，烂漫与璀璨显得那么的短促，以至于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命运的重压下顽强地拼搏，直至最后一息。

在社会上，人们都称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但在梁家，他的弟妹们却称之为二哥，说起来还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故事。原来，梁思成出生前，他的母亲李蕙仙在1893年生下长女思顺后，多年未有生育，后虽于1900年生下一子，不久即不幸夭折。在梁家对男性继承人的热切盼望中，思成出生了。但很快，大家又开始为刚刚出生的小思成的健康状况所深深忧虑。他不仅非常瘦小，而且两条腿向外撇开，两个脚尖相对，看起来象是一个畸形儿。后来，在一位外科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小思成的腿总算矫正过来了，但脚板依然不像正常孩子的双脚那样平整。年幼的思成体弱多病，全家想尽了种种办法，都不能使他的身体强壮起来。直到有一天夜晚，李蕙仙梦见一个婴儿，不停地向她啼哭，吓得她从梦中惊醒。和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的做法一样，梁家认为这个梦不寻常，其中必然隐含着某种启示，于是请人来圆梦。圆梦先生告诉他们，梦中啼哭不休的婴儿即是那个死去的长子，他在要求梁家承认他的地位。于是，梁家便将长子的位置空下来，而改称思成为二子，弟妹们则称他为二哥。奇怪的是，从此之后，梁思成的身体就逐渐好起来，在清华上学的时候，还成为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或许是出于对这种奇异现象的敬畏，梁家后来延续了这种做法，对于早亡的孩子，都给他(她)们留下位子，所以，梁家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虽被称作八弟，而实际上他是梁家长大成人的五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

梁家是一个大家庭，先后有14个孩子出生，最终长大成人的有9个，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梁启超学识渊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收入颇丰，妻子儿女，衣食无忧；母亲善良贤惠，教子有方，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尊重老者，爱护幼童。传统大家庭的一团和气与其乐融融，在此得以尽情展现。天伦之乐，处处洋溢。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梁任公融汇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的人生实践中。

1927年底，在梁思成即将完成学业并准备新婚之际，梁启超很严肃地告诉儿子：“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人的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际遇——梁启超家书》，77页)随着梁思成逐渐长大成人，梁启超愈发坚定了自己的这一抉择，在不遗余力地精心培养心爱的长子、并殚思竭虑地为其发展做出种种设计与安排的同时，他开始能够很欣慰地为儿子不断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梁思成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建筑学家，而此时梁启超已告别人世多年。今天，我们慨叹梁思成在那么艰苦的年代里，能够在研究与保护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教育等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同时，更为其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忠诚、对事业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和对生活乐观向上的豁达态度深深感动，就总的社会影响而言，梁思成很难超越他的父亲，但梁思成却从未停留在父亲巨大声望的荫护下，他一生都在为自己挚爱的建筑事业而不懈努力，甚至不惜以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而且，在终生奋斗过程中，他始终在执著、顽强地实践着梁家的精神遗产——爱国、向上、豁达、永不退缩。这也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大的财富。

梁思成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横滨，再到神户郊外的须磨，都留下了他成长的足迹和美好的记忆。说起这段生活，还得从梁启超逃亡日本说起。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紫禁城血雨腥风。康有为见势不妙，先是化装出逃天津，然后又逃往上海、香港，再后来逃亡至日本。梁启超的出逃则在惊险愤慨之中多了几分戏剧性。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和谭嗣同高谈阔论，策划待袁世凯杀掉荣禄之后，如何进一步扩展维新事业。不料，突然传来了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的消息。梁、谭二人大惊失色。接着，火车停开，暗探密布，想逃出北京已非易事。无奈之下，梁启超前往日本驻华使馆避难。在与谭嗣同等人作最后努力挽救维新事业未果之后。9月24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梁启超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天津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据说，梁启超一到天津，就被盯梢的暗探发现。只冈他们行动迅速，才没有落入官府之手。紧接着，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周围暗探密布，梁启超很难脱身。25日晚9点，梁启超等四人化装成猎人，乘暗探不备，偷偷潜出领事馆，钻进海河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日本船内，急向塘沽驶去，准备上日本商船玄海丸，逃往日本。一小时后，忽听岸上马蹄声响，20多名清廷巡警气势汹汹赶来，不让该船行进。原来，清廷暗探还是发现了梁启超的行踪，并误认为是康有为。巡警以船上藏有康有为为名，逼迫该船回驶，日人则拒不听命。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巡警惧怕引出中外交涉等麻烦，两小时后，决定派一半人回津向荣禄请示，另一半随船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不料，日本人不理那一套，将巡警轰下船，开航驶往塘沽。26日凌晨，日船抵达大沽口。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即与之联络，获同意后，梁启超等人顺利上船，安然无恙。清廷巡警一来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直接冲突，二来也没有接到上司的新命令，干瞪着双眼，让梁从他们眼皮底下顺利离开了。上午9点半，直隶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事吕宗祥等30余人，奉荣禄之命飞奔塘沽车站。当得知逃犯已经躲进日本军舰之后，聂士成暴跳如雷，一定要上舰抓人。王、吕二人苦苦相劝，害怕引发中日冲突。不得已，聂士成方息怒而归。随后，荣禄又派人前往日舰交涉，要求交人，被日方一口拒绝。26日午后，随着日本军舰拔锚启航同国。在激愤、忧虑、奋进的复杂心情中，梁启超踏上了流亡道路。

一直到1912年才正式结束了流亡生涯，其时梁启超前后在日本度过了十余年的光阴。其中的种种辛酸磨砺，恐怕只有梁启超本人才能深刻体会。但流亡的日子并非黯淡无光，生性热爱生活的梁启超在竭尽全力给予家人和子女以幸福温馨生活的同时，也从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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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分阶层的，人也是分穷富尊卑的。没有地位各不相同的族群，就不成其为社会，竞争的活水源头也就枯竭。彻底消灭贫富贵贱，实现人人绝对平等、整齐划一的“世界大同”，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停留在纸上的“理想”。能够达到多数人自食其力、尽心尽性、各得其所、平安快乐，使阶层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和睦相处，就算很了不起的太平“盛世”了。贵族作为富有而尊贵的一族，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阶层，只是人数相对较少，处于社会宝塔的顶上，让社会大众可望而不可即。曾几认为贵族是革命的对象，可憎可恨，这种观念是错误且离谱的。其实，贵族以其特有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文化底蕴、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贵族文化，从而成为一个正常社会无法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失去了贵族，不仅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民族文化的构建也难以圆满丰硕。贵族和贵族文化特有的示范和导引功能是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

贵族基本都拥有令人惊羡的财富。贵族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大量的财富做基础。众所周知，财富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源泉，亦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象征。人们从来都对有能力的强者给予由衷的尊敬。但是，有钱的人并一定会被大众划入贵族行列。李鸿章应该说钱财惊人，但谁也不承认他是贵族；袁世凯也是金钱无数，他也不可能为贵族所接纳。那些贪官污吏、江洋大盗、流氓政客，也有不少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但绝对和贵族不沾边。原因是这些人富而不贵。所以，财富和贵族不是有甲必有乙的因果式的必然关系，而是成长为贵族的一个起码条件。从有了钱到蜕变为贵族，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和李鸿章有血缘关系的张爱玲，可以说是贵族，但那是李鸿章死后多少年的事了；袁世凯的后代中，袁家骝应该说是典型的贵族，那也是经过两代积累了。宋氏家族中，宋庆龄的父辈基本是积累财富，到宋氏三姐妹这一代变成了贵族。本书的主人公梁思成，也是前辈为他打造了必要的根基。其父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的普通农家，经过不断拼搏，从梁启超维新领袖发展为民国的财政总长、清华教授，政坛学界，赫赫有名。随之，财富也有较大的积累，虽不能说大富，但也非一般丰衣足食的人家可比，从梁启超能够在北戴河买一栋别墅即可知一二。这为梁思成步入贵族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们常说，培养一个贵族要几代人的努力。仅是财富的积累就非一日之工啊!何况，仅有钱还远远不能让人们尊为贵族。

贵族大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的“大款”绝对成不了贵族。尤其在清末、民国，教育逐步向全民转化，接受良好的教育已经变成民众的共同追求，对贵族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而且，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国学、西学兼通才是人们眼中真正的有学问者。那时的贵族多数顺应了这种潮流，不仅以“洋化”为时髦，而且以受过西方教育为荣耀。所谓贵族文化，学贯中西是基础。例如本书要讲述的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启蒙教育是东洋文化，1913年回国后又在中西合璧的清华学堂苦读8年，1924年往美国留学，5年后学成回国，任教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是一位典型的“中学、西学皆有根底”的新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其父梁启超苦心安排的结果。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的一位楷模。他的9个子女，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7个出国留学。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梁启超还想方设法为他们增补国学。梁启超一贯认为，不通中学者，西学也学不好；不懂西学者，中学则难精深。为了给子女补习比较缺乏的古典国学，梁启超除了自己抽时间给他们讲解外，还在家里开设补习班。他的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1924年以后，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渐渐长大了。比他们大的哥哥姐姐们都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年龄小的一组孩子在身边，全家住在天津。但公公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很忙，初期忙于政治活动，后又远行欧洲考察……所以在天津的时间不多，对于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为了提高充实他们几个人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决定让他们几个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补课，特聘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当时(1927年暑假前)五舅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

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粱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

据五舅回忆，补课的课程为：

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

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

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

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在短短一年多的补课的紧张学习中，五舅的国学、史学方面的知识有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受益匪浅。(《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85页)

……

贵族之所以被尊重，还在于有高尚的人格。做一个尊贵的人，绝不是靠权力，更不是靠金钱，靠的是人格。你要被人尊重，首先你要尊重别人；你要被人爱戴，首先你要爱戴别人。人格的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影响力确是长远而持久的。历来的有识之士，从来都把人格的培养、家风的建设，放在首位。修身才能齐家。一个家族的败落，首先是从家风的堕落开始的。败家子儿真正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挥霍钱财，更在于其将家风彻底败坏了。人格是一种操守，一种精神，是做人的灵魂。前面讲到的梁思成夫妇，之所以被后人怀念、尊敬，人格的魅力最为重要。他们真诚无邪，爱国敬业，忘我奋斗，追求新知，从不屈从于权力、权威的压力。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知、真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少有的风骨。林徽因一向以敢说敢做著称，人称“刀子嘴，豆腐心”。她每周在家里举办的茶会。将北京的社会名流聚集在一起，品茶消遣，交流学术，议论时政，被人誉为迷人的“太太客厅”。每次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她那发人深省的见解，真诚的态度，毫不客气的辩驳，总是为人倾倒。假如她是一个虚伪做作的人，“太太客厅”是难以长久的。为了他们一生钟爱的建筑学，林徽因不顾体弱多病，陪梁思成坐牛车甚至步行，到各地调查古建筑。梁思成的不朽名著《中国建筑史》，就是以他们实地考察得来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运用现代理念和最新方法，再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美设计和高超技能，被誉为建筑学的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北京城墙，建议将这一世界唯一的古典文化遗产建成环城带状公园，供市民游玩和中外游客参观。但由于毛泽东要拆，他当然失败，只能将珍贵的建筑资料偷偷收藏起来。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仍难幸免，被造反派焚烧。值得敬佩的是，梁思成无论遇到多大压力，在真理面前决不让步。即使在“文革”那样求生难、求死亦难的岁月里，梁思成仍然认定他是正确的，并坚定地预言：“我的真理将要胜利!”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于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所谓贵族文化，并非一般所理解的享乐文化，而是一种精英文化。诚然，贵族也参与创造享乐文化。诸如收藏、游戏、旅游、饮食、养生、服饰、娱乐等休闲文化的崛起过程中，贵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但这些在贵族文化中不占主导。相对于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占据的是带有示范意义的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位置。其彰显的是智慧、能力、品位、道德、慈善、美丽、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贵族一旦失去了这种高雅、尊荣的文化支撑，就将异化、败落，逐步从有地位转化到无地位，从受人尊重转化到被人鄙视，从社会精英变为无耻恶棍，从富翁变成穷人。即使有个别的可能仍然富足，但由于为富不仁，被大众唾骂，与贵族绝缘。所以贵族文化是一种“富”而“仁”的文化，代表的是民族的智慧、道德的楷模和人类的美好追求。名符其实的贵族越多，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应消灭贵族，更应理直气壮地呼唤贵族。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

——谢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