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是一个亲切的名字，一个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名字。在国人的眼里，他是一位大学者、大思想家，一位百年前的风云人物。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适等无不深受其思想精神的熏陶；蔡锷、范源廉、冯自由、徐志摩、梁思成等更是亲身濡染他的言传身教。

本书介绍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的一生。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维新运动的领袖、近代启蒙思想家、一代文化宗师。维新运动中，他的《变法通义》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宣言书。梁启超早期的革命宣传和后来的立宪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总量约1100万字的著述。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梁启超在政治、史学、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法律、伦理、宗教诸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古代学术的研究者们也高度肯定并借鉴他的研究成果。

本书以信而有证的史料，秉公立论，分段评说，准确地勾勒了梁启超的一生。

引言——我眼中的梁启超

一、寻根

　家乡风情

　家世沿革

二、流水年华

　幼年的足印

　中秀才——乳臭未干

　成举人——翩翩一少年

三、康门高足

　拜师康“圣人”

　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

　敞开思想的窗扉

四、初涉政治舞台

　公车上书

　组织强学会

　《时务报》主笔

　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联志士 建社团

五、维新大思路

　讲讲化

　开民智

　变科举

　兴民权

　设议院

六、站在变法的潮头

　维新运动的高涨

　保国会

　全力推进新政

　激烈的新旧之争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七、亡命与奋进

　忍泪逃出国门

　支持自立军起义

　办学和办报

　“言论界之骄子”

　漫游新大陆

　和孙中山的交往

八、构筑新文化的新星

　新星的崛起

　政治文化

　经济文化

　法律文化

　宗教文化

　社会文化

　学术文化

九、死战革命党

　迈向改良的脚步

　政治革命论

　“开明专制”论

　反“社会革命”论

　事与愿违

十、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

　立宪运动的兴起

　政闻社及其活动

　宪政运动的灵魂

　关注财政和外交

十一、武昌起义后的抉择

　新形势新对策

　初返国土

　中国建设问题

　联袁的前前后后

　结束流亡生涯

十二、与袁世凯握手合作

　鼓吹“国权主义”

　政团林立中的进步党魁

　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

　改革司法

　币制局总裁的苦衷

　袖手旁观

十三、挥泪反袁

　猖獗一时的帝制逆流

　批评与幻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为何要反袁

十四、护国运动的主帅

 发动起义

 潜入广西

 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

 迫袁退位

 结束护国战争

 痛悼蔡松坡

十五、在政潮的漩涡中沉浮

 研究系的首脑

 力主对德宣战

 反对张勋复辟

 站在康有为的对面

 出任段内阁财长

十六、漫游欧洲

 告别官场

 详察泰西世界

 活跃于巴黎和会

 融合中西文明

十七、无法改变的参政热情

 主编《改造》杂志

 批评马克思主义思潮

 鼓吹国民运动

 呼吁“联省自治”

 调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幻想组织第三党

十八、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办学与讲学

 推进文化交流

 著书立说

十九、流传千古的学术成果

 治史以求新为本

 刻意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学

 努力构筑自身的哲学流派

 对古圣贤思想的评议

 学术史研究中的创见

 文化史研究中的建树

 在佛学的海洋里寻觅

 一批有价值的图书文献学论著

 教育学

 系统的办报学说

二十、仙逝

二十一、家庭生活和后代风姿

 家庭状况

 生活扫描

 子女教育

 后代风姿

原版后记

附录 梁启超生平活动纪年

主要参考文献

幼年的足印

梁启超的幼年是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学识，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更把他看作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在8个孙子中爱梁启超“尤甚”。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深深倾注在启超身上，千方百计诱导、教诲、关怀，希望他耀祖光宗。梁启超童年时得到的爱太多，压力也颇重，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谈到读书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主要由父母和祖父来完成。两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认字，四五岁时就在祖父的谆谆教导下读《四子书》、《诗经》等。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祖父还教他写字，尤喜柳公权那“刚健婀娜”的书法。后来，梁维清索性在宅后盖了一间小房，起名“留余”，专门用来给梁启超上课。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田里，第一位老师就是慈祥而严厉的梁维清。6岁之后，梁启超除一度拜其表兄张乙星为师外，主要在其父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学习《中国略史》、《五经》等，并写诗，作文章。他在《哀启》中称：“先君子以幼子最见钟爱，传家学独劭……不孝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外就传，学业根底，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之训也。”

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梁启超学业大进。8岁即能学作八股文，9岁便写出了洋洋千字的好文章。“神童”之称渐在茶坑村一带传开，梁维清一家时常流露出得意之情。有亲朋好友来梁家做客，无不夸奖梁启超的聪明，有的还出题相试。有一次，一位教书先生来拜会梁宝瑛，启超在旁，这位先生即高吟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让启超对。梁启超稍作思考，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在座者齐声喝彩。梁启超对诗如流很快传遍了新会的大小村庄。请梁启超吟诗作对也成了家常便饭。佳木记云：

“有客到访莲涧，先生上前奉茶，客人欲试试他的聪明如何，就出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先生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

平心而论，梁启超的智商较一般人要高，再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成为“神童”具有必然性。

读书之余，梁启超亦爬山、打鸟、乘船、观海，游古庙，和兄弟姐妹玩耍，做游戏，尽情享受诗一般的童年。暑热乘凉，他常和姐弟乩卜，乩来一位诗仙或古代的大文豪，借以作诗打趣。若“请来”了李白、杜甫，就每人仿作诗一首；若乩来了李梅娘等，则为其作传，评论得失。这种游戏虽带迷信色彩，却也有趣和增长知识。久而久之，乩卜也来个“革新”，不要烦琐的手续，也不讲可信不可信，随手乩来，只为学知识，长智慧。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称：“暑夜风凉，多以此消遣，平常扶乩，必先化符诸土地神代邀乩仙，习之既久，有时不化符，仅写一便条化之，或久不动，催符再化”。

茶坑村有一座古庙，构筑精细，风情典雅，内藏40多幅古画，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挂有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24位忠臣图像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24位大孝子的漫画。每当元宵佳节，庙内灯火通明，彩带飘舞，百姓在赏灯之余，领略这些名臣、孝子的忠孝精神。梁维清则把这种节日观光作为教育子女的有利时机，每年正月十五必带梁启超等人进庙观画，受教育，不厌其烦地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好奇而好学的梁启超每到此时认真倾听祖父的教诲，暗记一些历史知识，有时亦提问，颇有点儿教学实习的味道。

梁家祖坟在压山，这里濒临大海，石厚土薄，又是南宋末年与蒙古铁骑战斗的古战场。当时南宋皇帝赵呙被逼得走投无路，大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击元军，最后无奈，陆先将爱妻推人海中，再背着赵呙投海自杀，演出了南宋灭亡时极为悲壮的一幕。富有民族意识的梁维清常来凭吊陆秀夫，寄托对忠臣赤子的哀思。每当清明佳节，杨柳依依，鲜花盛开，百鸟争鸣，梁维清划一小舟，带上梁启超等儿孙，往压山扫墓，一祭祖先，二怀南宋灭亡时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船接近压山时，有一怪石，高数丈，突伸大海之中，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8个大字。梁维清等一至此，必下船观赏，讲陆秀夫君臣之英勇，念南宋灭亡之可悲。“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这种满怀激情的慷慨悲歌，无疑是形象而生动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弦外之音是发泄对清廷以满族贵族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不满。这对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后来的坚持改革有一定的影响。

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梁家也极为重视。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其祖父和父母都严格要求，立志将他培养成一位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力的封建社会的“强人”。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很难找到，但梁启超后来的著述亦有所流露。1902年他写了一篇《我之为童子时》，较详细地回忆了母亲对他的道德教育：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6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亲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当时我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维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日，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梁母这段长论诚然掺杂了梁启超后来的思想认识，但真实地反映了幼年的梁启超有特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种道德文化氛围即使成年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渗透作用首先是在儿童时代的家教中表现出来的。P13-16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令人玩味的是，人类如此众多，却绝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而，绝对准确地去描述任何一个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古人，即使所依据的史料百分之百的准确，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价值取向有别，学术水平各异，所写出的人物传记也不可能完整无误，更难使古人呼之欲出，形象逼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了解和认识是相对的，再现历史人物形象则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那些历史伟人，性格复杂，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智慧超群，后人认识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本书的传主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虽只度过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重要职务；五四运动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堪称一代宗师。为如此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立传，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本书只能是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绝不敢自诩为准确无误地再现了梁启超。故戏之日：我眼中的梁启超。

人在谱写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受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人文景观所制约，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就具有决定意义。人物传记首先应是个性化的历史。梁启超一生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在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中国。这种创造型的个性左右了其开拓性的人生。

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定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做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干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受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千方百计在政坛角逐。童年时期，梁启超就有献身祖国的宏图大志，1890年在广州遇康有为后，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其政治欲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1902年前后，其思想渐渐突破康有为的框架，自成一体，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模式进一步完善。1912年，他结束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决心在政界一试其锋。此后的8年中，梁启超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潮而不能自拔。晚年他虽宣布脱离政界，但从未远离政治。“五四”之后的各种政治风云，梁启超总要指手画脚，评论一番。对于一个潜心学术又在政治上屡遭惨败的文人来讲，始终保持这样饱满的政治热情，是难能可贵的。和政治欲相比，梁启超的学问欲更旺盛。其一生几乎天天在做学问，即使涉足政坛的岁月里，也从未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对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一般人少有的兴致，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论著。在那精神亢奋的年月，他一天可以写5000多言，一生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巨著。一部《饮冰室合集》，倾注了梁启超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的斑斑血泪，也反映了他广博的学术文化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梁做学问，一是求新，从不炒“冷饭”，更反对人云亦云，始终选择中西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拥有众多的读者；二是求通，梁无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议论风生，给人启迪，其是通才，而非专才；三是求多，总以“不知为耻”，只要梁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写出论著，其好友曾劝他专精一门或两门，求深不求广，他也知道自己做学问广博有余，专深不足，一度下决心调整战略，但兴趣的广泛，能力的超群，决定了他无法只专一门，而是以多取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梁启超的这种多欲，是和多才、多思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能做出成绩。他天赋好，又勤奋，病危住院，还伏案著《辛稼轩年谱》；他思维敏捷，善于观察社会和探求人生，新思想层出不穷。才、学、识的有机结合，使梁成为著名的思想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是一“情种”。他无论从政、做学问，还是交友、持家，一个“情”字贯彻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其城府欠深，易于激动，知心好友认为他不适合从政，梁开始不服，后来屡屡败北后，也不得不认可。他写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魔力”，透过梁创造的活泼流畅动人的“新民体”，可以感触到其跳动的激情。在爱情生活上，梁也一度为窈窕少女的真情所动，但始终坚持中国式的诚挚而一以贯之的夫妻感情。梁对儿女一往情深，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为人、择业，现存的梁致儿女们的几百封书信，说明他是一位好父亲。尤其是大女儿梁思顺(令娴)，梁视为掌上明珠，体现了无价的父爱，真可谓“儿女情长”。

梁启超“流质易变”，总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他也承认，其师康有为“太有成见”，而他则“太无成见”。有些论者将梁一生归之为“十变”，也有的概括为“七变”、“八变”。总之，梁启超的多变是肯定无疑的。需要探讨的是梁为什么如此多变。不少论者从梁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上去找原因，还有的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去寻答案。理由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缺少独立意识，其代言人肯定软弱多变；而近代中国又风云突变，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这一时期是新潮为人们追逐，过不了多久就黯然失色而被抛弃，一浪一浪地迅速推进，使总想站在潮头的梁启超不得不变。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深入一步去看，梁的多变还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原因，特别是和他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梁启超一生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之前，先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开明专制，通过开明专制达到君主立宪。在表达这一意愿时，梁有时抨击封建专制，呼喊资产阶级民主；有时又哀叹民智未开，为开明专制评功摆好。似乎他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又是皇权的卫道士。而且，书生搞改良，只能寻靠山。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参政，无非是写文章，造舆论，办学堂，搞学会，组团体，若要真正实现其宏图大志，必须寻求强有力的实力派的支持。梁在戊戌时和光绪等帝党联合，武昌起义后又投靠袁世凯，和袁闹翻后又去寻段祺瑞，待看清段的庐山真面目后，梁再也物色不到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强人”了，于是不得不在故纸堆里寻求解脱。梁这样四处寻靠山，自然就变化不一了。从理论上讲，改良本身就是一矛盾结合体。改良主义者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传统，维护旧政权。在强调破旧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极强的守旧性。所以，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梁一生就置于这种无法自拔的矛盾当中。梁启超改良主义宗旨的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的多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的所谓“不变”，实际是因为他已不全面坚持他的改良主义目标了，他所梦想的只是拥护光绪帝复辟，延续清朝的统治。至于实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康有为似乎忘却了。

梁启超的一生是喜剧，还是悲剧？应是喜剧色彩，悲剧性格。他留下那么多的鸿篇巨著，领导过戊戌变法，又是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应该说不虚此生；但他一生所干的事几乎都没有成功，其心境多在愁苦和忧愤之中，晚年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对前途都绝望了。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决定了梁启超的悲剧性格。一位外国学者称梁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此话虽难令人信服，但发人深思。

为梁启超作传，是我多年的夙愿。

早在孩童时代，梁启超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我考大学时，意外地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又留校教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自然成了我教学和科研的重点之一。1983年，在广东南海和新会召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我实地考察了梁启超家乡的山山水水，更下决心写一部《梁启超传》。也巧，人民出版社的乔还田同志正准备约人写《梁启超传》。于是我们一拍即合，许诺成交。稍后，人民出版社正式同意了我的写作计划，梁启超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伴侣”。元青同志对写《梁启超传》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梁的中西文化观，当得知我要为梁作传时，他极愿合作。随后我们作了大致分工，本书的9至18部分主要由他负责，余皆由我执笔。初稿写出后，我们又统一体例和文字，使全书融为一体。当然，全书的整体构架和基本观点都是由我敲定的，如有什么问题，概由我一人来负。

本书写作过程中，注意较多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叙史和评论的关系。梁启超一生丰富多彩，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能从政则从政，政坛失意则搞学问，亦官亦学。如果从思想家或学问家的角度为梁作传，则过于理I生；如果单从政治活动家方面着眼，则反映不了梁启超的全貌。为使二者有机结合，本书采取寓评论于叙史之中的办法，叙中有评，评中有叙，以梁政治活动为经，政治思想为纬，夹叙夹议；梁的学术文化则分段插入，第8部分集中写了他20世纪初年作为文化新星的巨大成果，第19部分以较多篇幅论述他晚年系统而有创见的学术研究。

二是如何突出梁启超的个性。人贵有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历史。人物传的生命就在于是否具备了个性。梁启超又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奇人”。为较好地再现梁的个性，本书着墨较多的是梁青少年时代个性形成的过程、中年时期个性的展现和晚年个性的回归、升华，目的是给读者以较完整的形象。梁的家庭生活、业余爱好、交友、出游、情感起伏、思维方式，也力所能及地加以评述，旨在将梁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三是如何较准确地评述梁启超的学术文化。梁学问渊博，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又留下了极丰富的各种学术著作，科学地评述梁的学术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本书首先客观地叙述梁的学术文化观点和主要贡献，然后作恰当地评论，指明其突破性的进展和一些主要问题，并表明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了解梁的学术文化原貌是根本，熟悉作者的评论和观点是参考。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吸收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在这里表示衷心地感谢。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写作本书，但由于水平不高，资料有限，书中一定存在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李喜所

1992年秋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