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总是反抗现实的。我们在思考着过去，在期待着未来，也常常被时代感召着，被神话影响着，只是现实让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一个能让我们破涕为笑的故事。我是一个历经坎坷、身受其害又忧国忧民的无知识分子。我作为一个感性的甚至是耽于幻想的人，常常为现实中一些常识不能普及，也为一些显而易见的陋习不能改变而愤怒，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些东西。本意是想除了感情冲动之外，做一些智性努力，基本属于处江湖之远，担庙堂之忧。

本书收录了了米中米、问题发生学、对评论家的想象、母鸡打鸣，公鸡下蛋等50多篇精彩散文。

李砚秋散文随笔幽默风趣，满腔热情，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多见批评、建议。有的犹如匕首，对丑恶之事辛辣鞭挞、批判，如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烧死三百多人的悲惨事件，“学生别动，让领导先走”是罪恶的行径，要把“各式各样的丑恶嘴脸展现在公众面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有的对国计民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管理问题、房地产问题、三农问题、文化问题……有的对重大问题提出看法。如，认为少数民族的提法不妥，有歧视嫌疑；主张外交上要强硬些，不要老是委曲求全；呼吁改善、完善民主制度建设，堵住贪腐的漏洞……

丑话说在前头(代序)

米中米

问题发生学

对评论家的想象

“非公”是什么？

母鸡打鸣，公鸡下蛋

呼唤“资产阶级”

看人家韩国！

“青天大老爷”休矣！

都是黄金惹的祸

让列宁同志先走

房地产六题

沙祖康的同事们都是怎样说的

“少数民族”问

农民进城，鬼子进村

门外谈交通

“传统”的利用

泡吧的人

民主其实很简单

人模狗样

关于“习惯”的思索

大哥埋单

刀下留人

填表格的困惑

香港回归有感

“脑袋”对不起“帽子”

凑整

驴唇马嘴说

冷门话题

惊弓之鸟

瓜园小记

文明的阶梯

讨厌爆竹

房子

一封寄出了但可能收不到的信

何必攒钱

现代人的100个没品味

母亲语录

逼你当皇帝

我怕

猫鼠秘语

从“统一思想”到“思想解放”

官染

百姓万岁

拉郎配

高楼不胜摇

南欧行记

营养学的伪善

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

抓紧“折腾

祸起医生

广东人、北方人、特区人

511个为什么？

碎语闲言

煤炭供应也是一例。本来盲目发展的经济就大肆吞食能源的，于是煤炭供应不足，供应不足地方政府就给小煤矿乱发牌(当然也有大量没牌的小煤矿)，然后就矿难频发，矿难频发就强行关停小煤矿，小煤矿一关(据统计小煤矿的产能占总供应的40%)能源就紧张，发电厂没煤矿发不了电，工业就滑坡，经济就衰退，情急之下，小煤矿又重新开张，小煤矿一开，矿难又来了……就这样，我们用问题去解决问题，再由问题发生问题。

以前中国管“失业”不叫“失业”，我们叫“待业”。既然是待业而不失业，那就没有所谓“失业率”，现在还不叫“失业”，叫“下岗”。于是就有了和“待业”相呼应的“再就业”，就像把“落后”，叫成“后退”。“转制——买断——下岗——再就业”，一连串的大喘气，都是为国企解困而制造出来的新词。这些新词的制造既不便于统计，又不便于和国际接轨，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它容易把水搅浑，在问题上再加上一层问题。

京珠高速公路是国家花大价钱修建的，由于很多大货车都超载，10吨的货车拉15吨，20吨的车拉30吨，严重超载的车辆把公路的路基路面压坏了，于是公路管理者就对超载罚款，罚多少呢？三百五百。由于超重面临罚款的风险，货车就加大超载数量，这就加速了道路的破坏，然后国家再拨款维修道路；维修丁程可以不招标，于是主管官员就把工程给熟人，然后拿回扣；由于施工队给了回扣加大了成本，于是施工队就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由于工程质量问题，道路的损坏就进一步加快；由于损坏的速度加快，就增加维修的频率；维修频率的增加，就使主管人员得到的回扣更多；回扣的增加，又促使主管人员维修冲动的增加……假货充斥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假货充斥呢？中国人到欧洲旅游时，在品牌店里购买奢侈品，经常问店员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让人家啼笑皆非。在欧洲市场上鲜见假货，为什么呢？无论是过去欧洲各国的法律，还是欧盟统一的法律，恶意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只有红牌，造假的违法成本非常高。而我们呢？根据我们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规定，销售一瓶假的矿泉水，罚你盈利所得的1～5倍的罚款，这才多少钱呢？逮着了才罚，没逮着还不罚，我们看似惩罚的机制，同时在实践中却成了保护甚至是激励造假者的工具，造假者可以放心大胆地造假，因为有1～5倍的罚款处罚着，同时也保护着，造假者“痛并快乐着”。这种制度我无以名状，姑且叫它是一种“负激励”吧。就这样由问题产生问题，形成一个问题发生链：原因A导致B、而B又导致C，在这个问题链上，A可以被称为问题C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交通厅长一个接一个地落马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的股市更是一个“问题富矿”，想要多少问题，就有多少问题，问题总比想象的还多。

我们的制度设计总这样的，违规的成本低，谁违规谁的收益大，这就暗示甚至鼓励人们去犯规。长此以往政府的运作就形成一种问题机制，政府像一部生产问题的机器，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大量问题。比如我们的官员腐败问题，现在“腐败含量”之高，“腐败面积”之广，居官必贿，令人咋舌。当它是普遍性的问题时，那就是制度问题、结构性问题，这样怎能彻底反腐败官员？这相当于农民种了田，又把长出的庄稼铲掉。最近不断传出高官被抓的新闻，使我想到：这是对一整套看似设计严密的制度堡垒的恣意耻笑。我们采用的制度特点是，官员权力大、纵向制衡少，导致有些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然后我们再一批批地抓他们，结果是老百姓埋单，包括签单者也就是这些犯错的官员也成了受害者，因为他们的问题也是这部存在纰漏的制度机器生产出来的，就像绞肉机，操作机器的人最后也被绞进去。现在是，错误不停地犯，人不停地抓，就是没人反思、改变这种有纰漏的制度。问题的次第发生，还掩盖在各级政府为解决问题的忙碌中，他们似乎是在解决各种问题，但更多问题正是从这其中产生，与其说他们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问题。这就是一个把是非变成方法，把问题变成程序的过程。我们总是正确地找到问题，然后错误地解决。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但是，种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时则即将摸索到手。”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大历史观，来观察与研究一定时期内的一国、一域乃至一人的历史。基本上，观察我们的问题学可以依此法门。P14-16

丑话说在前头(代序)

近年来，阿猫阿狗都出书，我也心血来潮，这不，朋友一撺掇，我便蠢蠢欲动，挤挤擦擦地来了，也想行文作派，把近年划拉了的一些不三不四、杂七杂八的东西弄在一起，拣鸡毛凑掸子，凑成此书。

朋友恭维我说，这些东西类似杂文。我说岂敢岂敢，人家的杂文像投枪像匕首，我划拉的东西想说的不够胆说，说了的又没能说明白，绵软无力，哪能像投枪和匕首啊(即便是投枪匕首也都是些冷兵器，对现在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也没多大用处)，最多像鸡毛掸子。(所以这本书的原名就叫“鸡毛掸子”，后来编辑同志建议改为现名，我想可能是出于市场等方面的原因考虑的。)鸡毛掸子的优点是环保，不用电就能打扫灰尘，缺点是被打扫到地上的灰尘可能又重新回到桌子上，基本上等于没打扫，但人被逼急时鸡毛掸子倒过来用也挺吓唬人的。鸡毛掸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来捅别人的胳肢窝。人不都是英雄，历史和现实经常是在执剑的强人后面，总是在追随着一些我这样拿着鸡毛掸子起哄的懦夫。

过去有个段子说：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说：“我没有文化，是个大老粗，要想知道有多粗，去问妇女主任，她知道。”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火红的年代”，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把我们从“红小兵”培养成“大老粗”的。我是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十年动乱就是指这十年，我一点都没遭尽全赶上了。在那反智的年代里，我一会是“红小兵”，一会是“红卫兵”，我们一会儿罢课闹革命，一会儿复课闹革命，学农、学工、学军，什么都学，就是不学习文化课，记得有的学期新教科书发下来还没来得及翻过，就是下一个学期了。我就是这样抱着一大堆没有学习过的书毕业的。现在又逢知识爆炸时代，学科越分越细，时不我与，我们这些大老粗也就越发显得粗了，这个不用问妇女主任，地球人都知道。社会上的浩劫以十年为期结束了，但作为亲身经历的个人很难做一刀两断式的了解，还有很多东西要我们继续承受，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我们慢慢消解。用何兆武的话说，我们是报废的一代人，但作为一个体，总希望在报废时保留一点残值。

我是一个历经坎坷、身受其害又忧国忧民的无知识分子。命运本来就把我放在苦难的位置上，自己在水深火热中却总惦念着解救别人于苦海。十年的大段教育空白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智识。像我这样的人混到现在有份工作、有点收入、有点良心、有点悟性、不用随人俯仰，就可以凑合着过日子了。可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身受当年的革命之害，现在又要面对革命的异化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精神折磨，我们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真正的过来人，谁能高拱观溺，因此，我们需要怀疑、需要反思，反思又必然带有批判性质，而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因为我们更需要建设。很多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选择了一个更为美好的时代来作为当前时代批判的参照。马克思就构想了一个属于未来的“共产主义”作为批判资本时代的依据。孔子也是为了骂现在才把过去说得天花乱坠。而我以为与过去和未来比较起来，现实的改造更重要。

心灵总是反抗现实的。小时候淘气，父亲打我，我双手捂着脸哭，边哭边从手指缝里偷看父亲的表情，盼他能打一巴掌后给卜甜枣儿。现在我已经不淘气，并乖乖“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在思考着过去，在期待着未来，也常常被时代感召着，被神话影响着，只是现实让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一个能让我们破涕为笑的故事。

我作为一个感性的甚至是耽于幻想的人，常常为现实中一些常识不能普及，也为一些显而易见的陋习不能改变而愤怒，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些东西。本意是想除了感情冲动之外，做一些智性努力，基本属于处江湖之远，担庙堂之忧。  鲁迅、柏杨都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研究与批判，他们既贬低了别人，又成就了自己，可谓名利双收(他们也是从日本学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的缺点及劣根性上下太多的功夫了，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的缺陷的一部分，而人性的缺陷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没有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中国的落后我以为全在制度，落后的制度在不停地滋养纵容我们的缺陷的同时泯灭着我们的优点，使我们与世界文明形成巨大差距。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总在那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要切实地解放思想进行制度改革和建设。我们的前辈在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将目标和力量集中在思想文化的改造，也许只是避重就轻之举。这就像把本来应该作为背景的东西，冒失地推到前台来，而本来应该扎实稳居前台的内容，却被推到遥远的背景之中。五四一代将文化的力量置于制度的力量之上，正犹如前台与背景的错位。我们对这种错位，可能长期以来浑然不觉。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对五四运动做过高的估量。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把一场应有的政治变革演化为一种文化运动，对浩浩荡荡的历史之势起了泄洪的作用。

1906年9月1日，接连遭到重创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尽管我们民族就此不断探索，运用理论，诉诸激情，甚至宣称民主，但真正的“宪政”却是雾里看花。我们一次次错过机会，一次次放弃机遇，我们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该做的事情，总是吃一大亏，走一小步。日前在街上看到一种白酒的宣传广告叫“百年糊涂”，酒好不好不知道，但我们民族一糊涂就是一百年倒是真的。

我深感对于现实中的那么多问题，我的三言两语的“豆腐块”文章既不具备服人的理论力量又无悦人的文采，只能纸上谈兵，尽一点言责，或者权且把这些作为我一个人的抗争。“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王蒙最近在他的自传里暗借李商隐抒怀：“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发牢骚的毛病”。看来人的优点各不相同，但毛病大概是一样的，发牢骚也是我最大的毛病，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说明，证明我正毛病着毛病。如果再给这本书起一个名字的话，可以叫“牢骚书”。

必须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很偏激，但我宁愿冒偏激的风险，也不愿选择所谓圆滑的正确。更有很多极端易谬性的假设，虽然不敢奢望“病蚌成珠”，但也实在不想把我的文字做成像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似的公允之态，“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陆机语)长期以来我们不缺“正确”，只缺“偏激”，其实谁都不是“正确”的代言人。我们现在的所有问题，都是在过去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下产生的。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每年连续出台对农业的“一号文件”，似乎拯救农业于水火之中，被我们津津乐道，但“三农”问题随之而来。英特尔的总裁安德·葛洛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不指望我的偏执能掀起惊涛骇浪，但愿它能吹皱一潭死水。但求“哗众”，不求“取宠”。

有一点要说明，我的文字中凡涉及历史、学问的，都不可轻信。我没有读过书，许多事说来不靠谱、鲁鱼帝虎、道听途说、东拼西凑、现买现卖、多谬谈，千万别当真。如文中有什么引用之具体错误及观点之偏颇，若有方家提出批评指正，一律以批评者为准，我不准备做任何辩解。

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却相反，基本上属于吃饱了撑的，为口舌之快，没事找事，玩票而已，玩不好还自取其辱，招人唾骂，把剩下的一半人(脸)丢完，甚至因言获罪。好在我既不是专家学者，又无党无派，属于“无照经营”，“归来牧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现在出书最好是找一位名人作序，但我一个名人也不认识，没办法，既怕出版社亏损，又怕读者上当，所以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并以此冒名顶替为序。一本既无盛名，又无高论的书，若能承蒙少量读者错爱，则幸甚。

李砚秋

2009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