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十年精选(套装上中下册)》为纪念《随笔》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而策划编选。萃选1979-2009年《随笔》杂志佳作，依时间分为上、中、下三卷。所选文章内涵丰富，题材广泛，显现了《随笔》杂志向来以包容的立场，性情的文字，理性的思辨，关注社会民生、思考历史和未来的独特风格。《随笔三十年精选(套装上中下册)》名家荟萃，新锐迭出，制作精良，可供品赏、研究、收藏。

《随笔》创刊于一九七九年，与改革开放刚好同步，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为纪念《随笔》杂志创刊三十周年。《随笔三十年精选(套装上中下册)》萃选1979-2009年《随笔》杂志佳作，依时间分为上、中、下三卷。所选文章内涵丰富，题材广泛，显现了《随笔》杂志向来以包容的立场，性情的文字，理性的思辨，关注社会民生、思考历史和未来的独特风格。

《随笔》三十年精选(上)1979—1989

谢日新/序

1979年

 茅以升/桥话

 吴有恒/榕荫杂记(节选)

 冼玉清/岭南采风录

 李育中/《鲁拜集》和《蔷薇园》

 王先霈/小说的叙述角

1980年

 黄药眠/杂感集(节选)

 施蛰存/乙夜偶谈

 钱君句/几种印谱的序和跋

 谢菊曾/涵芬楼往事

 端木蕻良/鲁戈邓林室随想

 王起/旧诗新话(二则)

 商承祚/一块甲片的风波——契斋东西南北谈

 高行健/文学创作杂记

 吕剑/书肆梦寻

 高行健/谈小说叙述语言中的第三人称“他”——文学创作杂记

1981年

 遇罗克/出身论

 戴镏龄/忆郁达夫

 吴伯箫/诉衷情

 冯英子/东林访旧录

 董楚青/我的爸爸董必武

 陆文夫/苏州人到广州来

 沈种/挽联种种

1982年

 丰华瞻/我父亲丰子恺的晚年生活

 王晨/报海点滴

 郁达夫/革命广告

 薛家柱/艺术僧

 黄裳/虞山访占记

1983年

 荒芜/伐木日记(外一篇)

 钟敬文/谁识临危节不挠——回忆林海秋烈士

 周汝昌/不贤识小，其小乎哉——叙《红楼识小录》

 唐弢/谈随笔

 浩成/“颂圣”何时了？

 廖沫沙/《纸上谈兵录》后记

 曾彦修/谈谈三个“三不”

1984年

 野曼/海市，不是梦

 吕同六/葛兰西陵墓抒怀

 高光/学医记

 萧获/忆萧珊

 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

 陈学昭/纪念“五四”爱国运动及其它

1985年

 杨绛/老王

 赵大年/重返南开

 司马玉常/“一阔脸就变”

 丁耶/诗歌“大跃进”及其他——“左”拾遗

 老烈/人事三题

1986年

 舒芜/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梁羽生/“烟锁池塘柳”的寻根与发展

 李建纲/耍猴者说

 黄秋耘/荒原上的“狼群”——五七干校生活杂记

 姜德明/爱书人的肖像

 舒展/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

 梅志/胡风与我这一对“虎”

1987年

 郑朝宗/怀旧

 叶君健/会见帕特里克·怀特

 徐然/似曾相识阮玲玉——虎年的母亲杨沫

 贾平凹/弈人

 季羡林/尼泊尔随笔

 (台湾)李敖/音乐——华夷交响乐

 黎澍/忆田家英

 廖冰兄/预立遗嘱放言

1988年

 李锐/童年琐忆(三篇)

 忆明珠/醉福

 蓝翎/风中观草摇

 董鼎山/D·H·劳伦斯与性

 (台湾)龙应台/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外二篇)

 胡山源/我和杨郁

 夏晓虹/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公刘/铁哥们儿扩大化

1989年

 时限/我的位置和价值

 冰心/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杨绛/大王庙——旧事拾零

 赵曙光/教育局转来的信(外一篇)

 胡风/论诗五则

 李锐/神仙会

 (台湾)余光中/如何谋杀名作家

 蒋子龙/形式的魅力

《随笔》三十年精选(中)1990—1999

1990年

 柯灵/浅论钱钟书

 金克木/诺贝尔世外传来新讯

 冯亦代/“后市街”的童年

 魏荒弩/余振二三事

 流沙河/庄子现代版

 朔望译/老报人论新闻(外一篇)

 丰子恺/乐生

 宗璞/燕园墓寻

1991年

 王元化/思辨短简

 戴厚英/矮檐(外二篇)

 铁凝/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方小宁/我心灵深处的冰心

 赵寰/铁窗阡悔录

 李辉/告别权力的瞬间——读《华盛顿传》漫笔二章

 吴祖光/“禽兽、畜牲，你好冤枉！”

 贾植芳/《悲哀的玩具》选编后记

 巴金/给汝龙的信

1992年

 黄宗江/陋室珍壁录

 夏衍/绀弩还活着

 冯牧/献身树和绞杀树

 汪曾祺/羊上树和老虎闻鼻烟儿

 夏衍/怀曹聚仁

 牛汉/记我与石头的情谊

 丹晨/詹妮求职记

 冰心/关于岳王坟(外一篇)

 贺星寒/人在单位中

1993年

 吕锦华/大山深处的墓包

 徐城北/法律与由法到律

 周涛/哭路遥

 何满子/皇帝与文人

 董乐山/闲话皇帝

 李汝伦/刀下留情

 李公明/里尔克与我们

 张锲/冰心二题

 张抗抗/建筑的阅读

1994年

 张中行/才女·小说·实境

 楼适夷/受难的一生——纪念我的母亲

 陈村/为顾城而哭

 范用/邂逅

 程乃珊/关于《走出非洲》之外

 王蒙/我的另一个舌头

 邵燕祥/偶思录

 唐达成/大勇者的风度

1995年

 叶楠/危机迫在眉睫

 罗韬/认识波普尔(外一篇)

 新凤霞/同甘共苦

 肖复兴/闲话北京老饭庄

 艾煊/退而思(外二篇)

 耿庸/却说张中晓

1996年

 韩羽/家乡话

 王朝闻/随笔三则

 林林/漫谈日本随笔文学

 洁泯/立论与祸福

 于光远/田家英的悲剧(外一篇)

 朱铁志/幽默的杂文和杂文的幽默

 杜渐坤/痛悼戴厚英

1997年

 何向阳/与曼殊斐尔的桌前谈话

 徐刚/人啊，你们要赞美水

 何西来/说放松

 牧惠/仙境的等级与人间的官阶(外一篇)

 艾晓明/想起了苏青

 乐黛云/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徐中玉/榜样和挚友——忆荒煤

1998年

 筱敏/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李国文/说谥

 金岱/“精神器官”与使命重寻

 白桦/百年一瞬——翁同铄与光绪

 李公明/迁徙与怀乡

 郑超麟/关于《从苏联归来》

 钱谷融/曹禺先生追思

 张抗抗/无法推诿的责任

1999年

 李士非/东京日记摘抄(1998年)

 蒋子龙/作家之家

 谢冕/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王蒙/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刘心武/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吴岳添/一部被禁止的小说

 张序/我们的后代如何生存？

 潘旭澜/其兴也勃——太平杂说

《随笔》三十年精选(下)2000—2009

2000年

 高莽/松林问孤魂——谒左琴科墓

 狄马/坐着的权利

 梅桑榆/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张戬炜/千古一毛

 吴思/笑话天道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吴立昌/围绕《赛金花》的一次朝野对话——旧刊今识

2001年

 黄修己/北大忆旧(两篇)

 张承志/四方的考古

 张立勤/四月的思考

 赵园/内外

 王充闾/押会

2002年

 朱正/公式的缺陷

 贾植芳/《狱里狱外》新版题记

 鲍鹏山/孟子的逻辑

 王得后/猴子的教训

 吴小龙/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袁伟时/执着为中国的新文化辩护

 左泥/古今跪事略考

2003年

 林斤澜/出生入死

 梁晓声/论中文的中国状态

 吴明明/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冯骥才/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外一篇)

 谢泳/读《北京平民教育之现状》

 顾骧/如此照相——往事忆拾之三

 周良沛/人才·奴才·奸才

 岑桑/说真话的纪德

2004年

 筱敏/诚实与否，这是一个问题

 张梦阳/往事非烟百感生

 阮文涛/凤凰涅粲的楚痛——读《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从维熙/博物馆的话题

 林贤治/包围凯尔泰斯

2005年

 张国功/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胡文辉/失意者的历史

 杜小真/应该感谢他——写在萨特百年诞辰、逝世25周年之际

 胡平/战后日本社会考

 傅国涌/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褚孝泉/写成历史的罪责

2006年

 张柠/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

 唐小兵/容忍与自由

 章明/读“高祖还乡”的联想(外一篇)

 雷颐/铁路与政争——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

 章诒和/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伶人往事》自序

 缪哲/读梁遇春《小品文选》

 孙郁/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苍耳/哑剧时代

 张鸣/又想起了王大点

2007年

 摩罗/主流的力量有多大

 鄢烈山/“贪生怕死”的权利

 薛忆沩/“最后”的日记

 陈思和/《胡风家书》序

 王学泰/说大诰

 黄一龙/我们怎样做祖宗

 陈四益/艰难的生存

 蓝英年/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林达/新教贵格派的自律和诚信

2008年

 杨早/朋友

 资中筠/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徐贲/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

 杨小彦/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

 宗璞/《冯友兰集》序

 冯锡刚/《东方红》随想

 袁鹰/遗言太沉痛

 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

 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秋风/值得纪念的中国第一部宪法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者前言

2009年

 景凯旋/没有死过，但病过

 汪永晨/在德国，节约不是口号

启事

李子长

听电台广播李子长的故事。

对于这位画家，民间传说得很有趣。说他画的画是活的，画的母鸡会下蛋，韭菜会长，太阳能发热放光。他画了这三幅画给女儿作嫁妆，那女儿嫁到男家，把前两幅画挂起来，每天便用鸡蛋炒韭菜作菜，遇到下雨天，还挂起画着太阳的那幅画来晒谷子。在民间，这画家完全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画家。他是以卖鱼为职业的小商贩，穷得嫁女也只有拿画作嫁妆。画会下蛋的鸡，画会长的韭菜，画能晒谷子的太阳，大概就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的画家的要求吧！当然，这不是真的要这样神化，他们只是要求画家画出的东西要合一般的人们的胃口罢了。一般的人是吃鸡蛋炒韭菜的，并不要什么龙肝凤髓；他们对于能晒谷的烈口，比之对于夕阳朝晖，更有好感。从来的画家，画夕阳朝晖的多矣，画烈日的有谁呢？

我从前在农村，见一般人也爱欣赏画。每逢过年，村中的灯寮书馆等公共场所，便张挂一些画幅以为装饰。那些平日粗粗鲁鲁的耕田做工的人，这时也会聚拢来细看，说这张画得好，那些画得坏。大约他们赞好的，多是画了他们习见的事物，如一群孩子骑着水牛过河，老渔翁钓得了大鲤鱼，公鸡打架，母鸡带雏之类，他们也爱看一些故事画，如李逵闹江，武松杀嫂，而对于西厢待月，黛玉葬花之类的所谓仕女画，倒不那么有兴趣。

李子长的画有没有留存至今的呢？我不知道。我想，他生前一定是画过不少为一般的粗人俗人所爱看的画的，不然，他们便不会对他这样感情亲切。我小时读过李子长的诗，那是从一个乡村蒙馆老师的手抄本里读到的，题为《村居杂咏》，共百余首。现在还记得的只是个别的句子，如“朝炊一釜长腰米，晚蒸半盘屈脚虾”之类，看来，他乐于隐逸的生活，而且亲自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的。他的诗写得并不很好，难得的是它引起了一般的俗人的爱好，互相传抄。他是自有其平易近人之处的。

和老虎讲和

见报上有一文，论韩愈为文祭鳄鱼，祈求鳄鱼远徙，因而联想起有一则和老虎讲和的故事，也和这相类似。某地虎患严重，县官亲自作了一篇告虎文，对老虎讲了许多道义，相约各不侵犯。他叫人去山口凿石立碑，就把他那向老虎提的“和平建议”刻在碑上，划地为界，与虎分疆而治。不料虎毫不睬他，立碑之日，虎忽然来，把立碑的工人咬死了两个。这故事出自古人的一本笔记，是有其事的。只是我一时查不出来。

又，清末徐赓陛，任过广东陆丰县知事，他在任内出过一张捕虎示，收在他著的文集内。现将他的告示原文抄一段，以见对虎抱着幻想的不只一人。文如下：

毛虫之孽，感召有由。兹本县于七月初八初九初十等日，预行斋

戒，于十一日恭诣本邑城隍神前，虔诚至祷；一面省刑法，简政令，察

奸蠹，除烦苛，修其职守。尔士民宜各修孝弟，敦礼让，重廉耻，毋强

食弱，毋众欺寡，毋贪非义之财，毋逞血气之勇。官民交相儆戒，庶蒙

神庇，挽此咎征。

他也是以为虔诚致祷了以后，老虎便不吃人的哩。这种心理，是因怕虎而生的。因为怕，便不敢打，听到虎吼，便先已股栗骨软，慌了手脚，只好吃三天斋，去求神庇祜。我要是个打石工人，决不赤手空拳替这种糊涂官去虎窝旁边刻字立碑，那可是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给老虎吃了没仇报，做声不得的。

清明时节两纷纷  李文固，明末清初时广东嘉应州人，是个才子。东江一带颇有关于他的故事流传于民间。我没有读过他的诗文，也不详其生平。但从听来的故事中却记得一件，印象甚深。那是说当清兵迫近广东境时，李文固的叔父是明朝的地方官，想动摇投敌。李文固知道了，便于一次宴会上举钟向他的叔父劝酒，念了句诗：“清明时节两纷纷。”他叔父说：“你念错了，是雨纷纷，不是两纷纷。”李文固答：“是两纷纷，不是雨纷纷。叔父，你该尽钟(忠)啊！”借意用这双关的话规劝他叔父。前几年偶然看到一部梅县地方出版的杂书，也记载了这段故事。

这故事有深意，又显得机灵，因此听过便记得。

清朝一代，思想统制甚严，像这样提倡民族气节的故事流传下来，实不容易。这故事得以流传，大概也和它用了句民间习知的诗句有关。我曾经想过，如果用的是别一句晦涩的诗句，能理解其意而乐为之传讲的人，便会少得多。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雅俗共赏的诗。这种感情是许多人都能领会的，其影响也大。整首诗的各句，都已成为民间的口头语了。李文固在上述故事中运用了的句子，又是诗，又是俗话。他的运用是很成功的。从这一点看来，他确是无愧于称为才子。

我这段话，是否扯到文艺创作的某个问题上面来了呢？似乎是的。

卖懒

广州旧俗，除夕时，小孩子沿街高叫卖懒。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有一段写了这种风俗，读起来很觉有特色。按，这种风俗由来甚古。宋代诗人范成大作过一首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叫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添买令问价。儿云：“翁买不要钱，奉送痴呆千万年。”那时卖的是痴呆。诗中描写的情形，和广州的卖懒倒是一样的。

据我所知，卖懒的风俗，在广州虽然流行，在乡下却不普遍。这大概是乡下原来就不像城市那样，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卖、花钱买之故。乡下人过年，照例进行一次大扫除，说这样便把晦气扫掉。他们是不大有“奉送痴呆千万年”的损人利己的想法的。看来，古时农村风气是比城市的淳朴些。在城市，最初大概也只是自己把晦气扫掉便算的吧？由自己扫掉到拿出去沿街叫卖，这反映了商人意识支配着人们。社会上一定有了卖劣货假货的风气，才会使人们想到连痴呆、懒这类坏东西也可以拿去卖的。

现在，卖懒之风已经没有了，这是被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的。相沿千百年的风俗，改得这样快，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谁还在过年的时候想到要让别人倒霉呢？那真是很少很少这样的人，纯洁的孩子们，尤其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自然是不会再去沿街叫卖懒了。P7-11

一、缘起

《随笔》创刊于一九七九年，与改革开放刚好同步，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去年年底，举国上下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三十周年庆典之时，编辑部同仁都说，三十年了，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许多铁杆的作者和读者也说，三十年了，你们也应该有所表示。一个小小的社办刊物，没有精力也没有财力去搞什么大型活动，况且无论做人做事，太兴奋太张扬了，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低调处理，编一套三十年精选本以资纪念。一经决定，编辑部便紧急动员，各司其职，讨论编辑体例，商定入选标准，列出时间表，进行倒计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一部三大卷近一百三十多万字的《(随笔)三十年精选》终于拿出手了。如此大部头的书，照例要有个序。我是《随笔》老人，又是新任主编，这写序的重任，也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二、《随笔》的创刊与创刊者

《随笔》的创刊，凭良心说，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环境。《随笔》创刊时，全国科学大会和第四次文代会都刚开过不久。党的领导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特别强调文艺家的创作自由，不要横加干涉，并郑重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历来饱受政治运动折磨的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以为这次是真正的“时间开始了”。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激动，几乎后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跟着便是痛苦的反思。然后是再激动，再付出代价，再反思，周而复始。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当时的环境相对宽松，从《随笔》创刊时手续的简单就可以看出。当时以苏晨为首的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几位老编辑，认为每一次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候，必定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变革，一定会出现许多报纸杂志的，比如“五四”前后，抗日战争结束后。而且几十年来，人们说话和写文章都不大自由，写出来的文章都压在箱底，应该有一个让他们说话的地方。几个人一商量，就办起了《随笔》还有《花城》。当时办刊，不用任何审批手续，到出版管理局登记一下就行，颇有点像港台实行的登记制。也不用固定的办公场所，一定的注册资金，公开的办刊宗旨。这些比港台的登记制还要宽松。最初甚至连刊号都没有，用的是书号，典型的以书代刊。以致最近还发生过这样的事，《随笔》与《花城》的编辑换发期刊记者证时，有关部门要当时两个刊物创刊的批文，怎么都找不到，后来出版局_位领导才说，那时根本不用批文。

《随笔》的主办单位是花城出版社，主管部门原为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现为广东省出版集团，但创刊时，提出申请的却是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时，要把《随笔》与《花城》带走，也不用办任何的移交手续。可见当时的环境是如何的宽松了。

三、《随笔》的办刊宗旨与风格

前面说到，《随笔》创刊时没有公开的办刊宗旨，确乎如此。她的办刊宗旨，是在后来的办刊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我这里综合一下，似乎可以这样说：《随笔》的办刊宗旨是，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致力于在思想文化界的突破，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挖掘，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关注现实，直面人生，使刊物既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给读者以美感，真正成为国人思想的园地。

谈到《随笔》的风格，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她，真要概括的话，惟有这三个字：讲真话。

记得刚到《随笔》工作时，那时的主编黄伟经就跟我说了选稿标准：《随笔》不是美文杂志，不在乎文章写得漂亮与否，而在于是否讲真话。以后好些年，他年年都要带着编辑部同仁给老领导同时又是《随笔》老作者的黄文俞和黄秋耘拜年。黄文俞笔名黄安思，是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他深知假话之害，年年对我们的嘱托都是讲真话。黄老还曾是《南方日报》的总编辑，最近我从南方报人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南方周末》创办之时，黄老的嘱托也是讲真话，实在不能讲真话时，可以保持沉默，但绝对不要讲假话。

黄秋耘是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作家，当年因为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杜子美还家》等讲真话的文章而受了二十多年不公正的待遇。每次拜访他，他的嘱托也是讲真话，并对还要时不时地提倡讲真话忧心忡忡。一次，提到毛泽东鼓励讲真话时说的“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时。秋耘同志幽了一默：“他老人家当然不怕了，别的人，谁不怕？”最后，他说：“关键是要有一个讲真话的环境，不必刻意去提倡。”如今，二老都早已辞世，可以告慰他们的是：《随笔》虽几易主编，他们的嘱托，编辑部同仁不敢一时或忘。即使有时缺乏讲真话的氛围，但也能做到季羡林先生生前说的那样：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发表在《随笔》上的文章，都能做到《随笔》老作者、杂文家章明先生说的那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文。”

《随笔》还有一些不能叫做风格只能叫做次风格或特点的东西，也是《随笔》独有的，想必读者朋友都已注意到了：一是她虽然关注现实，却从不就事论事地就正在发生的现实中的一个话题进行讨论，如去年的雪灾、地震、西藏问题、奥运等以及今年发生的许多大事。并不是我们置身事外、漠不关心。而是觉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更好地还原其本来面目。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产生真。靠得太近去看一头大象，即使视力正常的人，也只能看到一堵肉墙。二是《随笔》杂志从来不进行公开论战。我们也知道公开论战能吸引读者眼球和挠动媒体兴奋点，如当年《新青年》钱玄同等先生关于白话文问题的论战，《中国青年》关于潘晓“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的大讨论等，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奇效。但我们不想这样做，至于为什么，我想用我刊执行主编麦婵女士的几句话作答：因为《随笔》“记录了新时期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心灵轨迹，展示了在转型期浮躁的审美文化中对高雅品位追求的镇静品格，在话语聒噪的时代表现出大处着眼的精神追求”。“心灵轨迹”、“镇静品格”、“大处着眼”，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尽管未必能达到。

四、《随笔》的作者与读者

《随笔》的作者，都是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翻开《随笔》一百八十多期的目录，光是看看那一串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心里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在当今，很少有像《随笔》这样的刊物，能几乎将中国现当代的著名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随笔》除草创阶段为不定期外，以后一直是双月刊，稿费也很低，很多作者纯为友情给刊物赐稿。李国文先生说过，只要《随笔》吩咐一声，他马上寄稿。中新社一九九三年七月报导说：“冰心和夏衍都把《随笔》看作他们最喜爱的刊物之一，认为《随笔》没有污七八糟的东西，办刊方针很严肃。”严文井先生说：“《随笔》有自己的特色，言之有物，是现代人们的思想园地。”朱厚泽先生说：“对于《随笔》，我接触到的好些同志和我一样，是喜欢的。有的文章，一翻开就清风扑面；有的文章，一入口就浓醇芬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随笔》百期纪念，时任主编杜渐坤携编辑部同仁赴京举办百期庆典。凡是《随笔》邀请的作者都来了，有些没有邀请的作者也自己来了，这只有把刊物当成自己人才做得到。这是一次中国当代文艺群星的大荟萃。座谈会上，于光远、王蒙、邵燕祥、许觉民(洁泯)、徐刚、汪曾祺、唐达成、阎纲、吴祖光等先生都欣然援笔题词，题词中，有赞美、有黾勉、有祝福、有期待，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特别令编辑部同仁感动的是，冰心先生那几年几乎都在医院中度过，得知《随笔》已一百期时，还是抱着病体题写了“贺随笔百期”的祝词。广东著名老报人、专栏作家微音先生，也是抱病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随笔)，愿你长命百岁！》。

《随笔》的读者，几乎都是具有大学文化以上而又关心民族与人民命运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默默支持，《随笔》不可能走到今天。说来惭愧，编这部《(随笔)三十年精选》时，编辑部因几经搬家，已经没法找齐完整的一套了，可有不少读者朋友，却保存了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期期不拉，且“像少女珍藏初恋情书般珍藏着她”(一读者语)。刊物以前设置过栏目，各种栏目不时变换，但有一个栏目一直没变，那就是“编读桥”。即使近年不再有栏目设置了，但“读者来信”还几乎每期都有。读者朋友把《随笔》当成自家的刊物。觉得哪篇文章敢说真话，就来信致谢；觉得哪篇文章质量欠佳，就来信批评。与其说编辑部在编这刊物，不如说是读者假我们之手在编。不但如此，读者朋友还是刊物的义务校对，举凡刊物的史料有误、数字差错、错字别字、语法修辞混乱等，无一能逃过读者慧眼，几乎都是第一时间来信指出……

有如此作者，有如此读者，刊物要是还办不好的话，只能怪编辑无能了。

三十年了，孔子说“三十而立”，《随笔》立了什么，如何立的，有一百八十期的杂志在，有一百三十万字的《精选》在。读者诸君自会明鉴，不用我多说。我坚信美国老报人斯东在他的著作《苏格拉底的审判》的“缘起”里说的话：“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出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我愿意相信现在是一个好社会，因此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随笔》今后在小的方面，也许会有所变化，但她的办刊宗旨，她的说真话的传统，决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