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冬妩编著的《解密变形记》的一些章节里，作者将《变形记》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它们丰富的互文关系，解读不同语境下的文学唤醒。作者希望找出一个没有被人表述过的角度，希望找到某个至今被掩盖的维度，对卡夫卡研究力图有所补充，把卡夫卡作品中某些迄今还注意不够的部分做一番考察罢了，“增加一个入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对认识中国当下的“打工文学”也将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变形记》为“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的代表作，是近一百年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是一部挖掘不尽的经典。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批评流派、每一个读者而言，这部作品都具有无限的可读性和阐释性。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解码《变形记》丰富的内涵。每一种阐释只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无法被揭露无余。

柳冬妩编著的《解密变形记》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角度考察《变形记》，将其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这部经典小说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

第一章 《变形记》汉译本的比较分析

 一、格里高尔有没有服过兵役

 二、体贴格里高尔的话是谁说的

 三、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吗

 四、“它”还是“他”

 五、“墙角”为什么变成了“椅子角”

 六、神秘数字“三”可以意译吗七、格里高尔的家到底有几个厅

 八、“格里高尔的妹妹”还是“妹妹”九、“左侧”能省略吗十、“看到”还是“听到”

第二章 经典的诞生

 一、写给菲莉斯的情书与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二、发表与出版的曲折经历

 三、一百年的接受与影响

第三章 写作作为祈祷的形式

 一、格里高尔的类耶稣形象

 二、上帝的拟人化形象

 三、宗教形象的变异与宗教思想的形成

 四、当代打工文学中的神秘书写

第四章 数字的宗教话语

 一、“三”与圣经的属灵含义

 二、“四”与旷野的旅程

 三、“五”与摩西十戒

第五章 感觉的世界

 一、以感官的眼睛寻找

 二、以精神的耳朵倾听

 三、嗅觉与味觉的变异

 四、触觉经验的表达

 五、感觉的联想

第六章 叙事的魅力

 一、内部视角的经验传递

 二、叙述者的隐匿与掌控

 三、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

 四、贴近内心主观世界的句型结构

 五、格里高尔为什么高兴

第七章 现代小说的时间建构

 一、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

 二、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

 三、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

第八章 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

 一、《变形记》的季节轮回

 二、尼采的永恒循环

 三、里尔克《杜依诺哀歌》的代序循环

第九章 空间的多重隐喻

 一、一个男人的住所是他本人的延伸

 二、墙的悲喜剧

 三、门锁与钥匙的隐秘结构

 四、窗外的世界

第十章 黑暗与光的原型分析

 一、《变形记》的黑暗意识

 二、里尔克诗歌的黑暗本源

 三、当代打工诗歌中的黑暗意象

第十一章 动物的象征体系

 一、大甲虫和它的谱系

 二、大甲虫的先驱者

 三、大甲虫的中国后裔

第十二章 眺望命运的肺

 一、身体的症候

 二、治疗与拯救

 三、当代打工文学中的尘肺书写

第十三章 手的暗语

 一、格里高尔的手和胳膊哪里去了

 二、卡夫卡对手的凝视

 三、当代打工文学中的手伤之痛

第十四章 失语者的呼声

第十五章 规训与反抗

第十六章 家庭伦理的惊人画卷

附录 变形记（李文俊译）

后记

自从尼采向世人宣告“上帝死了”以后，《圣经》在不少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成为被戏仿和解构的对象。而上帝的拟人化形象，大量地出现在西方现代文学里。拟人是修辞术语，表示把人的形态或外形赋予非人的事物。说得更具体一点，尼采、弗洛伊德和其他人已经指出，上帝是人类自我对周围世界的投射。毫不奇怪，这个显然被极端放大了的自我或“我”几乎总是男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指出上帝（这里主要是指犹太一基督教观念中的上帝）是一种夸张了的父亲形象。他指出，上帝是“一种父亲的替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被夸大了的父亲……他是一个在童年时代所看到和体验到的父亲的摹本”。上帝是权威、伟大的祖先和大人物的形象，他有时会生气，有时也很慈爱。没有拟人，上帝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犹太人信仰上帝是和信赖家庭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并不等于祖先崇拜，不过二者的联系有时确实难以分清：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为将父亲奉为上帝。上帝是虚幻不可见的，而现实中的父亲却具体可见。父亲高大形象的一再强化，便使父亲具有了同上帝一样可敬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上帝。卡夫卡的很多小说中就赋予了“父亲”全知全能的地位，其形象是严厉的、强大的，如同上帝审判有罪的人类一样审判着“有罪”的“儿子”。《变形记》中，“儿子”格里高尔所犯的“罪”是变成了大甲虫，他将因此而失去赖以养家的工作，他的整个家庭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所以，他父亲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父亲对此非常生气，不愿让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走出房间，不管格里高尔怎样谦恭地请求，父亲只是一个劲儿顿着脚，“无情地驱赶并发出嘘嘘声，简直像个狂人”。格里高尔像罪人一样被囚禁在屋子里，不得外出。母亲即使想去看他，也被父亲劝阻。他甚至被父亲用苹果砸，有一只苹果砸进了身体里，差点丧命。最终，格里高尔在黑暗的屋子里孤独地死去。那只砸进格里高尔身体中的苹果好像在提醒人们，亚当、夏娃正是因为偷吃了智慧之果——苹果，才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被父亲逐出了家庭，逐出了人世。格里高尔变形后，他母亲还没有真的理会到她看见的正是格里高尔．就用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啊，上帝，啊，上帝！”格里高尔死后，他的父亲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其实他就充当了上帝的角色。

格里高尔因父亲的破产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紧张繁忙而枯燥的旅行推销员工作累得他身心疲惫，“变形”后遭到了父亲的严惩。老萨姆沙作为控制子辈生活的实体存在，呈现出完全丑恶龌龊、令人生厌的现实生活细节，剥开“自私”的外壳，暴露在子辈面前的是他人格上的可怕缺陷：他是阴谋家，也是嗜血的暴力狂，因为自身的失败而用卑劣、阴险并且暴力的方式戕害着子辈的命运。这种源于《圣经》的荒诞书写，表明人类与上帝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距离。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判决》中也塑造了上帝的拟人化形象。在《判决》中，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从深一层看——格奥尔格后来的反应表明这才是真的一层一他是想埋葬父亲，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格奥尔格认为自己是个尽职的好儿子，我们是从他的眼光看他的，所以也容易附和他，但实际上他怠慢了父亲，他让父亲住在套间里阴暗的后屋，自己却占着向阳的前屋（实际上的表象），而且很长时间没有踏进父亲的屋子。他自以为取代了父亲在家业中的位置，并为自己做了很大的改进和改革而感到骄傲。随着婚期的来临，格奥尔格有心把父亲搬到他的新居去，颠倒一下父子角色去“照顾他”。可是格奥尔格不过是在自欺，他未能成功地把父亲“盖住”。父亲喊道：“不！”他掀掉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显示出他作为儿子心目中的巨人和最高法官的真正形象。格奥尔格的父亲并不衰老，他“仍然是个巨人”，手指可以触到天花板。这个上帝的拟人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卡夫卡心目中的父亲权威形象相混合，他有着不受理性羁绊的巨大力量和绝对权力。

无论是在《变形记》里，还是在《判决》里，我们都会像约伯一样质疑上帝的公正。卡夫卡对上帝的讽刺性模拟，是对现代市侩人物的讽刺性贬抑。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把父亲的形象描绘成难以接近或不可接近的上帝，像《约伯书》中怪诞的上帝，更像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中严厉而难以对付的上帝。许多评论家在考察卡夫卡的思想资源时，往往与克尔凯郭尔联系在一起。卡夫卡在1913年8月21日在日记中提到：“今天，我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法官之书》。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虽然，他的情况同我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俩还是十分相似，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和我生活在世界的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确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发生在写作《变形记》之后。但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宗教观，与克尔凯郭尔和卡尔．巴尔特的“危机神学”极为相似。危机神学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观念的主要论点，是认为上帝的正义与人类的道德没有共同标准的思想，人不能自己得救：同绝对相比，伦理的或文化的价值一钱不值。《变形记》就这样在寓意的形式下表达了危机神学的基本原则：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导向上帝。P59－61

20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卡夫卡那样被广泛地阐释和归类。萨特将他归为存在主义，加缪认为他是个荒诞主义者。他一生的朋友勃罗德让好几代读者相信，卡夫卡的寓言是对遥不可及的上帝的精心追寻的一部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众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子，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解码”《变形记》丰富的内涵。每一种阐释仅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也不能揭露无余。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也许就是让这部小说独立存在，不去打扰它，因为它似乎拒绝任何阐释和归类。但它的不可阐释性恰恰构成了它无穷无尽的阐释性。一百年来，由这部小说衍生成的无数理论、无数小说创作方法，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变形记》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典小说之一，原因就在于它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诠释，它为各种批评流派都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它值得一读再读，可被永无休止地读下去，每读一次都能发现新东西。

本书的写作中，我试图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角度考察《变形记》，将其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这部经典小说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式，分析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指出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剖小说对神话原型主题的再现、变形和想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那些“伟大的读者”在《变形记》的经典构成中起到的应有作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还涉及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医学、文学与心理学等理论领域。对卡夫卡研究，我们不能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排斥某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产生洞见的可能。即使对《变形记》进行社会学解读，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我们没有理由将失败的社会学观点当成社会学方法的失败。《变形记》的确给不同的解释都留下了巨大空间。不同的读者，会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感受。卡夫卡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变形记》也很难为我们所穷尽，它是一个真正的秘密。吸引我研究它的原因也许是秘密所拥有的一种魅力。

在本书的一些章节里，我将《变形记》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它们丰富的互文关系，解读不同语境下的文学唤醒。我希望找出一个没有被人表述过的角度，希望找到某个至今被掩盖的维度，对卡夫卡研究力图有所补充，把卡夫卡作品中某些迄今还注意不够的部分做一番考察罢了，“增加一个入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对认识中国当下的“打工文学”也将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在《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试图设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一天也让秘书主任碰上了；谁也不敢担保不会出这样的事。在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作品里，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的事确实发生了，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百年恍如一个轮回，《变形记》与当下的中国“打工文学”有着精神上的深度契合，我们仿佛就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中国当代“打工文学”所追问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变形记》中找到真正的精神源头和对应表述。《变形记》的艺术价值也许就在于，它触及了不同时代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变形记》是一篇经典的“打工小说”，具有预言般的真实性和普遍的意义。郑小琼的《女工记》、梁鸿的《出梁庄记》、王十月的《寻根团》和《国家订单》、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贾平凹的《高兴》、残雪的《民工团》、邵丽的《明惠的圣诞》、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尤凤伟的《泥鳅》、郭金牛的《女鬼》、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等作品，仅仅为我们理解《变形记》提供了一个个注释而已。在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作品里，“变形”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病症。这是围绕着资本这头巨兽所带来的生命的无辜和枯萎。作为工伤事故防护鉴定人和身份不定的犹太人，卡夫卡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更了解中国底层打工者的命运，都更了解“在法的大门前”徘徊的乡下人，都更了解在“城堡”前迷茫的K们。

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变形记》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阐释和发掘有赖于读者的参与。我对《变形记》的解读，只是我自身对卡夫卡小说世界的某种感应，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挖掘小说的潜在意义，赋予其现实的生命。卡夫卡曾说：“一个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在对《变形记》的解读中，我调动和带入了自己的主观精神体验，我所看到的只是我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解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而是必须把握好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分寸。我不知道本书对这种分寸的把握是否得体，我在等待着读者的批评、质疑和回应。

《变形记》是一部挖掘不尽的经典，它的潜在意义不可能被某位阐释者或某位读者一劳永逸地全部挖尽。翻译家也是读者和阐释者，他们对《变形记》的理解和表达也难以穷尽。任何一位翻译家都不可能提供一个与原作完全对等的“定本”。在研究《变形记》的过程中，我主要参照了李文俊、叶廷芳、张荣昌、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本，这六种理想的译本都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信息。李文俊的译作是《变形记》最早的汉译本，也是影响最大的汉译本。收入本书时，我依据五种德语直译本，对其进行了认真校勘，可以说已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定译或定本。经李文俊先生授权，将他译作的最新修订本收入本书，这是本书读者的福音。针对《变形记》的翻译问题，我多次向德高望重的李文俊、叶廷芳、张荣昌和韩瑞祥先生请教，得到了他们热心的指点。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完成本书的写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在我眼里，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读懂《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母亲翻烂了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母亲有几本《圣经》，她把其中的一本送给了我，我在上面看到了她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字迹印证了卡夫卡所说的非个人的神性，即不可毁灭之物，潜藏于每一个人身上。人类的任务，就是要与这种本质建立联系。即使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们也会像格里高尔那样成为宗教性的人。研究卡夫卡，研究《变形记》，研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让我最终理解了母亲的信仰，不再认为她的祈祷是一种“迷信”。正是母亲的宗教情怀，缩短了我与卡夫卡精神王国之间的距离，让我相信文学是一种投入了神秘体验的话语。

最后，我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和本书责编张懿女士，使本书在《变形记》一百“虚岁”的时候与广大读者见面。让我们一起反复阅读这部百年经典，参与破解卡夫卡之谜吧，尽管卡夫卡之谜是不可被言说的难解之谜。

2014年8月8日于东莞

《变形记》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以反响与意义。

——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变形记》是给我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作品。

——卡内蒂（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的天，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假如在您还没有读过《变形记》之前，有人告诉您那篇小说的主题就是一个可怜的职员变成令人厌恶的甲虫，那您有可能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心想：立刻放弃阅读这类愚蠢的玩艺儿，可是，由于您读过了这个卡夫卡用魔术般的技巧讲述的故事，您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意外事件……

——略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作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的感觉，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的启示和变化，无异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满布各国的一片粮禾，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

——阎连科（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