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这是中国古代生活史丛书最初的立意及最终的目标。王彦章所著《世说清语(清朝生活图志)》采取文化生活史的视角及讲述方式，向读者介绍现实生活中熟悉之事的历史演变历程，如美食、茶艺、服饰、娱乐等。在致力于用严谨不失趣味的语言向大众还原中国古代历朝各代的生活细节的同时，还能令人对中国历史形成立体、感性的认识，于现实生活中一窥古意之美。

王彦章所著《世说清语(清朝生活图志)》是从服饰、饮食、建筑、交通、信仰、节日、仪礼七处着眼介绍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的历史。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小见大”“史论结合”。在具体介绍一事一物发展历程的同时，注重从时代大背景去分析，更能加深读者对事物何以如此的理解。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由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古代王朝，它又处于中西交融的起始阶段，所以读者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多可以从清朝找到起源。这无疑可以增强代入感，增强读者阅读趣味。

服饰——穿在身上的历史

 剃发易服的血雨腥风

 留发复衣冠的抗争

 三寸金莲的殇魂与救赎

 纷繁复杂男子衣

 清朝特色女儿装

饮食——舌尖上的文化

 饮食名家及名作

 旷古烁今满汉全席

 南方嘉木耀中华

 美酒佳酿香天下

 清代名人饮食趣事

建筑— —凝固的音乐

 重拾京城旧时忆

 黄罗伞盖下沉睡中的梦

 湖山话园景中仙

 天祭拜与神游

 巧夺天工得神髓

交通——阡陌纵横皆通达

 肩行之车——轿子

 江北推来独轮车

 十里洋场黄包车

 “洋马儿”入中国

 大众的情人——电车

 汽车开辟高速时代

 近代铁路的灰色记忆

信仰——超越时空的执着

 东方的极乐世界

 土生土长的精神家园

 马背上的萨满

 永恒不灭的灵魂

 天生万物皆有灵

 天地幻象仰自然

节日——时空以外的时空

 正月中旬动帝京

 玉粽袭香千舸竞

 一年今日月分明

 冬至阳生春又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

仪礼——从生到死的轮回

 诞儿育女，愉悦欢喜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姻缘线牵，欢喜悲苦

 尽礼尽诚，事死如生

参考文献

后记

顺治帝刚登基的时候，考虑到全国还没有真正统一，为了缓和矛盾就下令暂缓剃发。待南方基本平定后，顺治帝重下剃发令，谕令大意为，满汉为一家，皇帝和百姓就像父子一样，所以百姓的装束也要和皇帝保持一致。谕令还规定从布告下达之日起，京城的老百姓要在十天之内全部剃发，直隶和各省地方，从文件到达那天起，也限期十天之内全部剃发。如果有不愿剃发的，不管用什么理由争辩，绝不轻饶，并且规定对那些不愿剃发易服、仍然遵循明朝制度的人杀无赦，这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

清军所到之处，除僧侣道士外，都必须剃发易服。时人孔闻謤作为孔子后裔，为其宗家衍圣公孔允植执行孔庙礼仪，因新制度多有不便，就请求朝廷让他继续蓄发穿戴汉族先王衣冠，不料却差点遭难，只是因为他是孔子的后裔，才免去死罪。这事在当时是很有社会影响的，因为就算在要求汉人改装的金、元两代，山东曲阜的孔子后裔仍然可以穿戴传统的儒冠儒服。而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却坚决要求天下一律剃发易服，连孔子后裔也不能例外，由此可见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改变汉族传统的决心。但是孔子是汉族人民心目中的无冕之王，对于儒家士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护孑L子的威严更重要了，所以就连柔弱的读书人也决定站出来反抗清朝的剃发令了。

清军南下扫荡明朝残余势力、攻占长江中下游的时候，发布剃发令，要求汉族男子按照满洲的风俗剃去前面的头发，后面留辫子。县官命令剃头匠挑着剃头挑子各处走，看见有留头发的就抓过来剃掉，如果有人反抗就杀头，然后把砍下的人头挂在剃头挑子上，游街示众。这样一来，老百姓人人自危。顺治二年(1645年)夏天，剃发令下达江阴，恐怖气氛弥漫江阴。众人推举阎应元和陈明遇为首领，共同商议抗清守城事宜。与此同时，清军已经开始攻打江阴城了，由于兵力悬殊，江阴城内军民伤亡很大，形势十分危急。不久，清军加强兵力把小小的江阴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用炮火做掩护，派士兵用云梯攻城。清军强攻收效甚微，于是便派明朝降将刘良佐前去招降阎应元，但两次劝降都没成功。最终清军凭借24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在围攻江阴城的第82天时，攻进了孤立无援的江阴城。守城军民全部战死，没有一个人投降。阎应元留下绝命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当江阴反剃发斗争正值高潮之际，位于江阴东南方向的嘉定也展开了反剃发斗争。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三十日，明嘉定县令钱默出逃。自六月十八日起李成栋屠罗店，七月初一屠娄塘，初四屠县城，二十六日屠葛隆、外冈，二十七日再屠县城。史称“嘉定三屠”。

对中国辫发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作《中国辫发史》一书，其中有过一段评论，大意是：中国有所谓“发厄”与“发祸”的说法。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汉族人那样因为头发而遭受如此的大祸。强制剃发，并伴有恐怖的威吓和杀戮。在明清易代之际及太平军兴起的时候，如果剃发就会被汉军杀头，如果蓄发则会被满军杀掉，处在两军之间的汉人，因为头发造成的困苦，实在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古往今来，上百万的汉族人因为头发而丧失生命，真的是世间少有的怪事。

在汉族人心目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毁伤，这是关乎孝道的大义，因此“髡首”便成为一种严厉的刑罚。所以汉人对清廷剃发令的反感可想而知，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不可调和地僵持着。江阴、嘉定的惨祸，正是这种矛盾导致的。外国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其实汉族人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江南人反清并不是为了拥戴和恢复明朝皇帝，只是希望按照往常的生活习惯继续过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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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如是说：“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二十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民情为何“慓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以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JacquesRevel，1942—）在《法国史》一书中便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年）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ichelet，1798—1874年）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等地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在天津召开了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社会生活史的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熹的《食道·官道·医道》（1989），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1994），林永匡、王熹的《中国节令史》（1995），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共8卷，1996），庄华峰的《中国婚姻史》（1996），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1998），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郭振华的《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孙立群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3），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2006），包铭新的《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2007），萧默的《古代建筑营造之道》（2008），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2009），庄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2009），张伯山、张维夏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民俗》（2012），郭东旭等的《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

（2012），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012），沈泓的《古代生活：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2013），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2013），庄华峰的《中国社会生活史》（2版，2014）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单薄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

“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然而，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古代衣、食、住、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

庄华峰

2014年2月18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写下《世说清语——清朝生活图志》最后一个字时，我的心情很难说是完全轻松的。回想6个月来的写作历程，暑去冬来，其间既经历了灵感丢失的疲惫亦感受到了文字从脑海流诸笔端的快慰。能与这本书结下不解之缘，缘于2013年5月邢小胖编辑的一通约稿电话。当时，我对这本书的选题和立意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因为笔者一直在安徽师范大学开设通识教育课《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与经验。此前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经仔细翻检《清实录》等文献，并且认真研读清代笔记，自信对清代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较为熟悉。因此，当邢编辑提出写作想法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撰写难度远超预期，在丛书策划方、出版社以及邢编辑等人的督促、鼓励下，我重新调整了写作方案，克服了诸多困难，10月初勉强完成初稿，后来又数次作了大规模的修改，现在终于即将正式出版。此时此刻，心里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同时又有诚惶诚恐的担忧。由于学识、阅历所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期能对清朝历史作出更深刻更具体的描述。

本书借鉴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谨向这些学界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有些参考资料可能未能完全列出，特此表示深深的歉意。感谢邢小胖编辑的热心支持与辛勤付出。在写作过程中，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院研究生耿明、王艳、李团结、程亚运等同学，在收集资料、整理书稿、校对文字等工作中为本书提供了大力帮助与支持，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王彦章

2013年12月10日于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