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这是中国古代生活史丛书最初的立意及最终的目标。本系列丛书采取文化生活史的视角及讲述方式，向读者介绍现实生活中熟悉之事的历史演变历程，如美食、茶艺、服饰、娱乐等。在致力于用严谨不失趣味的语言向大众还原中国古代历朝各代的生活细节的同时，还能令人对中国历史形成立体、感性的认识，于现实生活中一窥古意之美。梁志宾的《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是其中一本，讲述的是宋人的现实生活。

梁志宾的《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是一本优美的散文体历史读物，从大量的优美诗词中挖掘出从高堂之上至江湖之远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记忆，可谓“话中有词，词中有话”。本书分梦华、百事、闲乐、红颜、婚育五大主题，向读者娓娓道去宋人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它是一本有内涵接地气的枕边书，也是一段有料有趣的历史记录，打开它，你会领略到一片意想不到的风景。

梦华

 老饕行踪——孟元老和他的开封城

 武林旧游——周公瑾和他的杭州城

 樊楼灯火——两宋酒楼文化漫谈

 一瓯风月——江湖茶坊

百事

 满城风雨——宋代房租知多少

 吟叫百端——宋朝的叫卖声

 声闻天阙——击鼓鸣冤

 祝融之战——火政

 暮鼓晨钟——报时

 夏虫言冰——消暑

红颜

 三寸金莲——缠足

 巾帼庖厨——厨娘

 玉燕钗头——头饰

 胜日寻芳——女性出游

闲乐

 花样年华——从宋代男子簪花说开去

 狸奴往事——宋代养猫风气

 冲向云霄——宋代的蹴鞠运动

 瓦舍勾栏——都市游艺场

婚育

 罗带同心——宋代婚礼

 婚前婚后——宋代婚恋面面观

 暖泉初清——洗儿趣谈

 雏凤新声——人生的春天

参考文献

后记

量茶士

夏日方永，蝉声满耳，啜饮冰茶，最能解躁。冬夜悠长，雪落寒枝，手捧温茶，适可暖心。在四时的大宋茶坊，顾客用茶时，时光仿已凝滞。烛影摇红，苦后回甘中，他们不知已喝过多少泡茶。宋人将饮料统称为“凉水”，茶水亦属凉水的一种。以茶为主打饮品的茶馆，也兼售诸类凉水。在缤纷多彩的两宋都市中，茶博士给贵客推介的茶水，自不会单调。吴自牧开列过一份杭州茶坊的通用菜单：“(茶肆)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

擂茶是一门古老茶艺，今存于我国的闽粤赣地区。擂茶就是将茶叶与多种配料混合研磨，擂碎后，或冲泡或煎煮而成。杭州茶肆添卖的七宝擂茶，即为七种名贵原料混制而成的茶饮。七宝茶也是宋代的宫廷御茗，庞元英《文昌杂录》载：“仁宗每崇政殿亲试进士，亦赐大臣七宝茶。至今以为故事。”

来到一间茶坊，一个个装扮清爽的茶坊伙计托着装满茶碗的盘子，或在陈列有致的桌椅间穿行，或低首询问客人有何吩咐。这班伙计被宋人称作“茶饭量酒博士”，他们如受雇于酒楼，亦可简称“量酒”，在茶坊，则多称“茶博士”。茶博士之名首现于唐代的《封氏闻见录》：“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陆羽)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陆羽虽是誉满寰宇的茶圣，可他在世时不被世人赏识，甚至还遭到李季卿的鄙视。但在李季卿的俗眼中，陆羽还算得上是会煎茶的茶博士。

不是人人都能当茶博士。“博士”本是学官名，只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具有广博的茶学知识与熟练的冲茶技艺的茶坊高级茶艺人员，才能被称为“茶博士”。那些只会干杂活的茶坊跑堂，是不能被称作“茶博士”的，薪资亦不如茶博士高。《夷坚志·茶仆崔三》中的主角崔三， “月顾直不过千钱，当不足给用”。茶博士只说自己的行话。譬如，南宋杭州的茶博士们每日计算所收的茶钱，不会说收了多少钱，而是以杭州为基点，到某地的里数来隐喻钱数。他们若说“今日到余杭县”，便指今日茶博士收了45钱，因为余杭县到杭州城的里程恰是45里。他们若说“走到平江府(今苏州)”，实指自己赚了360钱。所以，茶坊也是一个问路的最佳场所，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会受欺骗。

常言道：“不怕官，只怕管。”除去官府，谁来管管这些茶博士呢?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都市几乎已全变为商业都市。伴随着市场业态的日趋成熟，各个行会也在崛起。宋代行业的主事人俗谓“行老”或“行头”“行首”。自古以来，茶楼就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小道传闻集散之地。所以，宋代茶行的行老亦为江湖的“百晓生”。州县新官到任时，他们如想尽早知掌本地的民风时态，都要先去拜会当地的行老，“密问三姑六婆、茶坊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明目，密切告报，无不知也”。

除了在正规茶坊里工作的茶博士受茶会行老的管束，在午夜开封小巷，提瓶卖茶的小贩也受行老管制。据南宋郑樵《文献通考》记，宋代的卖茶小贩，也须挂靠行会。“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卖茶小贩在日间需为饱肚而奔波。晚间会提上一瓶瓶茶，到每家每户去碰碰运气，看有谁要点茶，或是谁家需要他们代传口信，以赚点小钱。他们也是值得信赖的人，因为他们和茶博士都对茶行行老负责。

茶业行老的声望较高，其属下的茶坊常常成为各行业者的聚会点。“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诸行寻觅本业人力时，也多需借一借茶坊的贵地，发布信息。因此，茶饮业行老常被推为当地商圈的“武林盟主”。茶博士要是操守不谨，不仅会有失业之虞，闹到了行老那里，连在本行业甚至在本地再谋生路都很难了。在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那个在襄阳府万员外茶坊干活的茶博士陶铁僧，因偷了柜上的茶钱，被万员外赶走。陶铁僧倒还从容，他自以为“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不想万员外却吩咐“一尽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切莫雇用那个手脚不干净的陶铁僧。

宋茶坊所卖茶饮的卫生、卖相、味道也是让人放心的。这可参阅孟元老的一段记叙：“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盒器皿，车担使动，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不过在茶行管不到的地方，茶的质量就没有保障了。宋朝行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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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了解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这样说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20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民情为何“傈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以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之间的联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1942一)在《法国史》一书中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ichelet，1798—1874年)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社会生活史的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熹的《食道·官道·医道》(1989)，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1994)，林永匡、王熹的《中国节令史》(1995)，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共8卷，1996)，庄华峰的《中国婚姻史》(1996)，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1998)，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郭振华的《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孙立群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3)，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2006)，包铭新的《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2007)，萧默的《古代建筑营造之道》(2008)，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2009)，庄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2009)，张伯山、张维夏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民俗》(2012)，郭东旭等的《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2012)，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012)，沈泓的《古代生活：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2013)，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2013)，庄华峰的《中国社会生活史》(2版，2014)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单薄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古代衣、食、住、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

庄华峰

2014年2月18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两宋的繁华犹如逝远的迷梦，莫说千年后的我们，宋人在题说那些业已褪色的旧景时，亦常以一个“梦”字来点题，如孟元老忆述汴京风情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细叙临安物华的《梦粱录》。

在俯仰今昔之际，但凡是留恋往昔美好岁月的人，无论他们如何看淡“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似曾相识燕归来”时，难以自抑的物哀总会一阵阵袭上心头。笔者在读黄仁宇所撰的宋代小说《汴京残梦》时，曾不止一次地合上书页，为主人公在北宋末世的那场绝望而无果的情缘而心伤，也许黄仁宇、孟元老、周密、吴自牧在写他们眼里的宋朝时，内心也是悲伤的吧?

友人为笔者取了一个绰号叫“佞宋主人”，原因就是笔者极其热爱宋朝。的确，宋朝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它向外输出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对内遗留了一批现代人至今仍在享用的宝贵遗产，如茶、宋体字、太师椅、东坡肉等。笔者向来认为吾国民族自信心之增强无须假借外国人的话语，但凭从中国历史上找事实足矣，宋朝更是其中一座蕴藏了无限珍宝的宝库。近代思想家严复曾说：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当然，笔者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找到了宋代生活与现代生活的传承之处，而是在对宋代文化宝库进行探索时，得到的智识上的巨大满足感，这让我仿佛置身于诗意的宋世闲日。

受文章篇幅及自身学养所限，笔者虽力求做到言而有据，仍难免会予人一种言犹未尽、流于主观之感，这实缘于笔者对宋朝的挚爱及欲将本书公诸同好的迫切心愿。笔者坚信随着我们对宋朝内在价值的深入挖掘，想要“梦回宋朝”的读者必会越来越多。

本书是一部寻梦之作，笔者在多年以前便有创作一部宋代生活风情录的设想，只是料想不到在而立之年前夕就能圆梦。在本书付梓之前，衷心地向以下几位亲友致谢：

首先，得感谢本书的编辑邢小胖女士。她对本书付出的精力与热忱已超过工作所需的要求，本人在上年9月份因劳累过度而入院，有赖于她不间断的鼓励以及询问，这本书才能如期交稿。

其次，还要感谢笔者的同乡兼诗友陈文雄先生。陈兄近日来诸务繁剧，然一诺即允，惠赐序文，为拙著添色增辉，愚弟感激之余而亦歉疚。

最后，是我的妻子，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写作是一件不为世人所知的苦差，这么多年来，郑女士给予了笔者无限的支持和付出，这是笔者前进的不竭动力。干言万语都无法道尽笔者的感激之情，一切尽在“幸福”二字之中。

当然不能忘记感谢您，最亲爱的读者。如果说写作是一趟旅程，那么您的悦读就是笔者的终点站，也谢谢您陪我一同到站。

甲午年年初

谨识于鹏城安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