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编著的《亚当·斯密全集(第2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精)》对英国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促进作用，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在书中第一次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几百年来，“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市场的代名词。

亚当·斯密编著的《亚当·斯密全集(第2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精)》是斯密的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品，在中国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整理出版，全方位地体现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本书是图书馆的必备收藏，也是了解西方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的必读书。

序论及全书设计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

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分工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

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

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 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

第二节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均等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

提供地租的生产物这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顺便谈谈前四世纪银价的变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怀疑银价仍在继续跌落的根据

社会进步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本章的结论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序论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

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

所受到的阻抑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第四章 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为这目的而被人们先后想到并用过的物品可有种种。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交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做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然而，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例如，假设除了牲畜，就没有别种物品可以换盐，想购买食盐的人，一次所购价值，势必相当于整头牛或整头羊，他所购买的价值，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因为他用以购买食盐的物品，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复原。如果他想购买更多的食盐，亦只有依同一理由，以牛或羊二三头，购入两倍或三倍多的分量。反之，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以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各国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普林尼①引古代历史家蒂米阿斯的话说：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造的货币，他们购买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没有刻印的铜条。换言之，这些粗条，就是当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

在这样粗陋状况下，金属的使用，有两种极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麻烦；第二是化验的麻烦。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但要正确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备有极精密的砝码和天平。金的称量，尤其是一种精细的操作。诚然，贱金属称量稍差，在价值上不会发生大的影响，因此，没有仔细称量的必要。但若一个穷人，买卖值一个铜板的货物，也需每次称量这一个铜板的重量，就不免令人觉得麻烦极了。化验金属的工作，却更为困难，更为烦琐。要不是把金属的一部分放在坩埚里，用适当的熔解药熔解，检验的结果就很不可靠。在铸币制度尚未实施以前，除非通过这种又困难又烦琐的检验，否则就很容易受到极大的欺骗。他们售卖货物的所得，可能是表面上很像一磅纯银或纯铜，而其中却混有许多最粗劣最低贱的金属。所以，进发国家，为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促进各种工商业发达起见，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这种制度的性质，类似麻布呢绒检查官制度。这些检查官的任务是，通过加盖公印，确定这市上各种商品的分量，划一它们的品质。

P24-25

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在这部书出版后将近一百年左右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逐渐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从此，斯密强调的自由而又自然的体制，已经失灵了；再往后不到半世纪时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来，为斯密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就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现在，在这帝国主义日趋灭亡，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阶段，尽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还在不同意义上强调着自由市场经济，还在宣扬着资本主义的改造或再生，但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的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

列宁曾经这样指示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究竟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了怎样的贡献，他通过这部书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提出了怎样的经济问题。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是从重商主义时代开端的。这种经济生活，一开始就要求回答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重商主义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对于他们的解答，先后持有不同意见的，有英国启蒙经济学者如配第、洛克等，特别是有法国的布瓦基尔柏，以及重农主义者魁奈、杜阁等。经济学者创立一种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动的基本理论，首先要看他所在社会或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容许他作较全面的观察，斯密的上述那些先辈经济学者还缺乏这样的条件，而斯密正处在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英国，他就有可能在其先辈经济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就那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当重商主义者根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上的实际需要，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只是金银的时候，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曾经历了一番相当曲折的努力，才从那个成见中解脱出来；可是后来的重农学者，一方面很正确地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物是财富，但同时他们却不把同样是劳动生产物的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直到亚当·斯密，才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经济生活运动中概括出货币是社会总资财的一个构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的结论。

在这个结论里，就包含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以及财富如何积累的问题。如果财富主要不是货币，不是金银，那么财富的来源，就主要不是金银矿山，不是富有金银的殖民地，它也不是得自贸易顺差。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最先强调财富来自自然与劳动，但他对于这两者在生产上的关系没有交代清楚；重农主义者着重强调使用价值，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纯生产物的农业劳动；亚当·斯密却从商品价值形成的角度出发，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撇开自然这个因素，从而论证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并且他所说的劳动，带有一般性，打破了重农主义者所设定的农业劳动那个狭窄圈圈。在斯密看来，社会财富来自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六十年代，马克思就在继续努力批判和吸收整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后来恩格斯和列宁都把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暴露了它的内部矛盾，随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日益动摇了；于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极力回避斯密学说中的正确的论点，并极力利用其中的错误的庸俗的论点来诋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于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标榜的奥地利学派及其在英美各国的变种，都把反对古典经济学，或更确切地说，都把反对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科学成分，作为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间接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从庞巴维克直到凯恩斯，是怎样反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就够了。当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惜猛烈攻击其先辈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理论的时候，我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了从历史发展上增进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对于斯密乃至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应该科学地对待。重新介绍他们的经济学说，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维新派人物严复，就曾将这部书以效法亚当·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但他这个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了。到1931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改题为《国富论》，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翻译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出版事业要从社会主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来进行全面安排了。商务印书馆为了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曾多次向我们提出《国富论》译本的重新校订问题。这个译本已经出版三十五年了。其中有些地方没有把作者的原意明确表达出来，有个别地方还有错误，此外还有不少的语法词汇需要斟酌统一。经陈福生、陈振骅同志校改，译本颇有改进。但其中仍不免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们，特别是应由我来负责。

此次校订时，将译名由《国富论》改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王亚南

1965年5月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