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李冬君著的《中国近代的财与兵》是从财经、政治，来解读晚清军事工业一体化变革对政局的影响。内容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治军、曾氏心法与兵法、从湘淮军系与预备共和、19世纪中叶经制外的中国、颐和园修建背后的海军军费、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权力合法来源性的思考，等等。

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

《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作者刘刚、李冬君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解读视角，首次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 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所说“近代化的许多事业，往往都从曾国藩开头，李鸿章来完成。”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博。 除了视角新颖，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民间海权时代；地缘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出五条地理线，推进历史发展。

文字表述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自成一体，读罢让人顿有酣畅淋漓之感。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宋城故事：近代化的选择

——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

货币经济是险滩

喝茶喝通了世界

——17至19世纪中国入如何参与世界历史

官商的后路

——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民心”背后那只手

天朝新兵法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理学用兵

“圣人子弟兵”

——曾国藩治军

跟朝廷扳腕子

国防之缘起

国家军系化

——从湘淮军系到预备共和

通商与商战

商战与官战

李鸿章做“局”

勿忘工业革命

——19世纪中叶经制外的中国

大清“拆女”

老佛爷训政

颐和园挖坑

官斗与官战

末世“不差钱”

李鸿章之死

“碰瓷”碰出新权威

自治的悲歌 204．

新权威之殇

借洋债搞共和国

以兵法为国法

袁氏民元心曲

——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考察

民元开国春秋

——孙、袁权斗与钱战

民元革命反思：孙、袁共和本末

袁记国体变脸

袁记“民选”

新军不出皇权

江山立国体

近代性进展：民间海权

朝廷不要海权，可出海人要，他们懂得海权是自己的命根。

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加开放的时代，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

从世界史来看，17世纪的中国，同西方一样，进入近代。

闽、粤人出海，欧人东来，东西方都在大航海。欧人航海，发现新世界，中国人走南洋、下西洋，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东西方各自开辟了大航海时代。

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海商知道；朝廷靠“澳门一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海商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海权必争之。

海权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从澳门起步，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即犹太一葡萄牙语，为葡国犹太人秘密用语。欧化后，入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都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但荷兰人没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通事”，被他们称作“尼古拉一官”的人，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倪乐雄在《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一文中，用麦尼尔的“商业一军事复合体”，对郑氏海商军事集团做了分析，黄顺力在《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中，也根据麦尼尔的观点，把郑氏集团称为“海商一军事复合体”。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一军事复合体”横行中国海时，遭遇了郑氏集团。1633年，两个“海商一军事复合体”，在台湾海峡金门料罗湾开战。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民间海权。一官兴起以后，不但成了荷兰人的对手，还被朝廷视为“倭寇”，邀荷兰人一起来剿他，没想到，被他打得全军覆没了，只好将他招安。

可荷兰人不满，再次出动战舰，突袭郑氏战船，击沉郑氏战船二十余艘。明朝官员欲息事，表示愿意赔礼，请求荷兰罢兵。可荷兰人不听，郑芝龙也不听，遂交兵。

料罗湾海战，乃东西方命运攸关的一战，如郑氏战败，中国割地赔款，就无须等英国人来发动战争，国土沉沦就要提前二百年。这一战，“海上马车夫”在海上被颠覆。从此，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集团海权。此后，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纳贡了，所有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令旗，否则一律禁止。郑氏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是郑和以后的郑氏海权时代。

荷兰人纳税以后，获得了进入“中国海”(斋纳细)的自由。他们向郑氏朝贡，有一次，故意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以引诱他自立王朝。但一官时代好景不长，清军就入关了。

已惯于被招安的郑一官，又被清朝招安了，中国民间海权运动遂由郑芝龙转向郑成功。清军人闽后，父子二人对话，见于《台湾外记》卷二，儿劝父日：吾父总握重权，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他还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中国民间海权力量，从此便投入到民族抗战中来，以海权救亡而有了政治目标。

他以这样的“国家理由”收复了台湾，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去，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并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要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中国近代化，在东南沿海发芽，在环中国海开花，从台湾海峡到马六甲海峡，当年可是华侨天下。

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所有进入该海域的列强，都进入了郑氏的海权范围。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当时清廷占有国土，尚未拥有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以民间海权抗争。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内迁，寸板不许下水，欲以此铲除民间海权。刚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这在清王朝便是天随人愿，助灭民间海权。

那时清朝，身份为异族，还是入侵者，江南大屠杀，尤甚于海盗屠杀华侨。当反清复明运动被压迫在东南沿海以及西南一隅时，它比西方海盗更急于扼杀中国民间海权。

而郑成功，则欲以此民间海权，先占台湾，再取吕宋，继而夺取噶逻巴(今爪哇)，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合日本，光复中华。可怜战舰未动，英雄先崩，这样一个伟大的海权梦，惜未如其名，没有“成功”。郑氏之梦，如能“成功”，那就不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更以海权光大中华，使中国早在17世纪便转型为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了。

可惜了他的梦想随他而逝，没人继承。如今我们说起他，只说他有收复台湾的伟业，而不知他有建立中国海权的伟大梦想。他的梦想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被人遗忘，以至于一提到航海，人们就谈起郑和下西洋，很少有人谈到郑成功的海权梦想。对于中国民间海权，郑氏信心满满，坦言：“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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