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好文章》，体察中国社会百年沧桑与文明的进步。

祝勇主编的《中国好文章（最美的白话文）》契合青少年阅读的文章选择视角，收录周作人、胡适、冯唐、余华、陈丹青等人经典作品！每篇作品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岁月、情感、记忆息息相关的。

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张锐锋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正因如此，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至今，中国的好文章层出不穷，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美。从这些好文章中，每个人都能看到时代行进的影子，看到自己心灵的轨迹，同时见证中国的写作者们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奇迹。

希望收到祝勇主编的《中国好文章（最美的白话文）》中的每篇文章、每段文字，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岁月、情感、记忆息息相关的。它们不仅仅是文章，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

序

鲁迅（1881—1936）

 希望

周作人（1885—1967）

 苦雨

胡适（1891—1962）

 差不多先生传

林语堂（1895—1976）

 说北平

徐志摩（1896—1931）

 我所知道的康桥

郁达夫（1896—1945）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朱自清（1898—1948）

 给亡妇

郑振铎（1898—1958）

 惜周作人

丰子恺（1898—1975）

 口中剿匪记

俞平伯（1900—1990）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沈从文（1902—1988）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梁实秋（1903—1987）

 中年

林徽因（1904—1955）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朱湘（1904—1933）

 胡同

巴金（1904—2005）

 怀念萧珊

丽尼（1909—1968）

 鹰之歌

柯灵（1909—2000）

 遥寄张爱玲

钱锺书（1910—1998）

 论快乐

萧红（1911—1942）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季羡林（1911—2009）

 在敦煌

张爱玲（1920一1995）

 炎樱语录

黄永玉（1924— ）

 我的世纪大姐

余光中（1928— ）

 鬼雨

王充闾（1935— ）

 土囊吟

张洁（1937— ）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董桥（1942— ）

 中年是下午茶

周涛（1946— ）

 过河

肖复兴（1947— ）

 最后的海菲兹

张承志（1948— ）

 旱海里的鱼

路遥（1949—1992）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史铁生（1951一2010）

 我的梦想

贾平凹（1952— ）

 商州又录（节选）

王小波（1952—1997）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韩少功（1953— ）

 夜行者梦语

朱苏进（1953— ）

 最优美的最危险

陈丹青（1953— ）

 笑谈大先生

王安忆（1954— ）

 两个大都市

陈村（1954— ）

 弯人自述

于坚（1954— ）

 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吴亮（1955— ）

 搭乘电车的女人

刘小枫（1956— ）

 记恋冬妮娅

鲍尔吉·原野（1958— ）

 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宁肯（1959— ）

 藏歌

苇岸（1960—1999）

 美丽的嘉荫

余华（1960— ）

 土地

张锐锋（1960— ）

 船头（节选）

庞培（1962— ）

 乌篷船

刘亮程（1962— ）

 先父

徐累（1963— ）

 褶折

张远山（1963— ）

 告别五千年

彭程（1963— ）

 在母语中生存

凸凹（1963— ）

 游思无轨

李书磊（1964— ）

 河边的爱情

李敬泽（1964— ）

 小春秋

格致（1964— ）

 利刃的语言

蒋蓝（1965— ）

 指缝里的白烟

周晓枫（1969— ）

 种粒

冯唐（1971— ）

 致石涛书

东君（1974— ）

 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

塞壬（1974— ）

 下落不明的生活

李修文（1975— ）

 荆州：劫难与花朵

马小淘（1982— ）

 余幼好此奇服兮

周作人（1885—1967）

原名櫆寿，字星杓，号知堂。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历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北平大学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抗战期间曾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20世纪50年代后定居北京，从事翻译工作，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谈虎集》《苦茶随笔》《瓜豆集》《雨天的书》《儿童杂事诗》等几十种，著译非常丰富。

苦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但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但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

（选自《雨天的书》，1925年北新书局初版）

P4－6

祝勇

一、从遗漏开始

“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曾经以各种不同的选本形式反复呈现，然而，九十多年间的中国散文图像，丰富、驳杂、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形状，因而无论哪一种选本，对它的陈述都无法做到完整、严格和准确，尤其当人们企图以某种先验性的知识框架对它做出规范，并对散文的规律性进行凝聚提炼时，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会从理论的缝隙中遗漏，作为个性化艺术的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拒绝着理念的征用和支配。那些被“遗漏”的作品，嘲笑着人们业已建立的文学常识。所以，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当我们自以为对百多年来的散文路径都了如指掌的时候，总会有被“遗漏”的部分浮出水面，挑战我们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就像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随着问询的深入，一些被遗漏的细节会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如果时间允许，这种“补充”会无限地持续下去，甚至会使事件的本来面目得以彻底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散文选本能够真正做到“权威”和穷尽，每一种选本充其量只是无数种证词中的一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着对散文史的诠释。本书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选本的翻版，在已有的经验之上，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它固然不能使我们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呈现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吃惊的侧影，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自《一个人的排行榜》以来，一贯秉承的编辑原则。

二、第一个“三十年”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在广东省文学院作过一场名为“中国散文九十年”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我将汉语白话散文史分成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19一1949；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9；第三个“三十年”：1979—2009。将文学史附着于政治史之上，这种分期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比如第二个“三十年”中的地下写作，如北岛、张郎郎等，与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学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而且，严格地说，汉语白话文运动，不是诞生于五四运动，而是至少在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在这篇序文里，我之所以这样分期，仅仅出于言说方便而已，因为汉语白话散文分期的上限时间是模糊的，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具有标志性。实际上，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内涵的丰富性为前提的。

“五四”时期以“白话”为目标的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而不是以下里巴人为主体进行的，所以，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几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是一套班子，两张招牌，这使散文史与思想史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也造成了许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文学史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说出（写下）的话，归根结底不可能是纯粹的“白话”，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真正成为口语式的普罗语言，而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种艺术化的书面写作，而中国现代散文，从它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带有极强的语言实践的特点。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条逻辑的线索，那么在我看来，最醒目的线索，不是它与思想史的合一，而是它的语言实践特征。

“五四”的文化革命划出了两个时代的界限，在那个以“新”命名的时代里，“新青年”们在一片虚空中建立崭新的文学理想，如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①这种“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精神，在文学中得到深刻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没有不新的，所有的散文，都因其胆大妄为而成为那个时代里的“新散文”，这种“新”，不只是精神气质上的，更是艺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在摆脱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缚之后，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在“五四”一代人手中得以释放。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面包和酒》的诗中写道：

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五四”一代所面对的挑战，正是他们所精心打造的现代汉语散文能否承载那样一种“神的丰盈”，展现出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和谐”。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张锐锋进一步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一代人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语言性质，而是一代人总是强调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并集中地、高频率地使用着一些语词，并将这些语词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②

第一个“三十年”的散文写作，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在这种全新的语言信仰下，文学的创造性、文本的多义性、文体的可变性，都得以充分伸展。这一点，可以在第一卷所选的篇目中得以证明。其中，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萧红、沈从文……他们的实践方向及其营造的语言氛围各不相同，它们的价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异性中。

……

买瓜者与卖瓜者，两个陌生人的面对，他们因一把刀而建立起来的对话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隐喻色彩，一个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转变成对人的生存处境的诘问。刀的语义空间，在她的文字里被充分打开了。它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散文文本的变化，更是我们观察世界视角的变化，是世界观的变化。尽管“新散文”写作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中国散文在他们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是无法抹去的事实，从前的时代欠下的文学债务，他们都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肇始于“五四”的汉语散文语言实践，在几经迂回曲折之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之后突然呈现出加速度成长的态势。这是本丛书第三卷所要呈现的事实。

五、迟到的抵达

尽管在他人看来，本丛书中的若干篇目，已经入选过诸多散文选本，人们耳熟能详，但我相信更多的篇目，对多数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更不用说因篇幅所限而未能选入的作品，如钟鸣《城堡的寓言》、于坚《火车记》、南帆《枪》、张锐锋《深的红》、彭学明《娘》、周晓枫《圣诞节的零点》、格致《转身》、塞壬《悲迓》等（有些篇目已选入《一个人的排行榜》）。多年以来，人们在谈论散文的时候，常常是从概念到概念，而很少有人触及文本本身，这使那些有关散文的夸夸其谈变得毫无意义，对于散文不平凡的履历，特别是当下的最新进展，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一般读者如此，甚至许多学者、文学评论家对此都一脸茫然。于是，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对于散文的诸多高论，都是以脱离散文写作的生动现实为前提的。而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正是试图引导人们回到文本本身，触摸到散文生机无限的本体，倾听我们生命的回响。它们中许多作品，都被有意无意地从主流话语的巨大缝隙间遗漏了。我更愿做一个拾漏者——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朝花夕拾”。这或许是一种迟到的抵达，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目的地。因为它或可使我们的目光越过散文的表层而抵达它最真实的核心，让被遮蔽和歪曲的散文回复本真。据此，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声明：一个对本书的内容缺乏了解的人，对汉语白话散文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

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散文选本。我确信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引人注目，乃至被选入中学语言课本的散文作品，绝大多数是平庸之作，而现行文化教育体制所号召的对这些样本的模仿，更是对散文创造力的巨大伤害。那些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内被漏掉的部分，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本丛书便将拣选汉语白话散文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动能，环环相扣地推动着汉语白话散文在近一百年的时光里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