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主创邓康延先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本书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拾漏补遗，使本书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

书中重点涉及教材改革、在家上学、乡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不仅给出真实现况的描述与专家学者的洞见，更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与实践、挣扎与困惑。

在中国，提起教育，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个在上学路上摸爬滚打过来的成年人，都清楚中国教育的一系列痼疾，教育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批判。然而，更迫切的现实是：为了让教育变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长、教师、专家，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些什么？

有念于此，真实记录当下中国教育现状的《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一书应运而生。本书作者团队（包括邓康延和梁罗兴）历时两年时间，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近20名教育学者。这些中国教育的革新者们，自嘲是一帮教育的难民，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却为了救赎孩子和自己，硬着头皮搞新教育。当每个人说起中国教育都摇头时，教育界内部正悄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来自民间新教育的冲击持续而坚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构，没人能预测坍塌的时间，我们能做的，是为改变做好准备，思考在一个新世界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序一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种” 杨东平

序二 教育与国运 陈丹青

序三 与灾难赛跑的教育 冉云飞

序四 火就是态度 邓康延

上辑 观火

 01 重回人的语文

 02 呵护童年

 03 课堂风暴

 04 寻找活着的马小平

 05 李庆明和他的公民教育

 06 学在民间

 07 断裂的天梯

 08 乡村职业教育

 09 大学大学

 10 在路上

下辑 醒言

 杨东平：好的教育不与学生为敌

 孙云晓：这是一个让儿童特别恐慌的时代

 钱理群：所有教育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

 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朱学勤：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

 余世存：真诚的丧失是最可怕的

 周孝正：校长首先得是教育家，不能是政客

 张鸣：教育只有开放才有希望

 熊丙奇：教育改革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力量

附录一 课堂实录：鸦片战争的影响 魏勇

附录二 课堂实录：如何给《南方周末》评论版投稿 郭初阳

附录三 如何跟孩子谈战争 蔡朝阳

附录四 沙粒的态度 张良

后记一 想象一个孩子的未来 况冶

后记二 让改变悄悄发生 梁罗兴

断裂的阶梯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读书，就是攀登命运的阶梯。从古到今，沿着这道阶梯，无数寒门士子学而优则仕，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教育决定命运，这千年积淀下来的信条，已经写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多少中国父母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把自己的人生，家庭的资源，家族的力量，还有孩子的童年，全都押在教育上。但是，今天的中国，教育这道曾经让人们向上攀爬的命运阶梯，似乎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我们看过太多的含辛茹苦，看过太多的悬梁刺骨。在拍摄之前，数据于我们只是符号，直到我们沿着这阶梯一路走来，才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孩子的教育冷暖标识，原来，真的不存在所谓的感同身受。原来，教育天梯断裂的声音，那样近，那样振聋发聩。

曲折的寻找之路

小学是教育天梯的第一个台阶，它跨越每一个孩子的青少年时期，成为他们成长的最初地基。而社会舆论近年来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阶段，有关乡村和城市差距的报道铺天盖地。在众多的案例里，我们选择了贵州六盘水市红德村的红德小学，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正是他们特殊的求学路——一条横跨山崖间的索道。在新闻报道提供的图片中，一条并不十分粗壮的钢缆横跨山崖间，山崖两头有负责牵引的工人，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笼子里，四个孩子或站或坐，正在渡过这道天险。

报道和图片一经发布，这两年里引起了无数关注，关于上学难的讨论空前热烈，这条“危险至极”的上学路备受声讨。

然而，寻找红德小学的过程并不顺利。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过去以后，已然闻名全国的红德小学连地址都无从查起，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竟然还是如空中楼阁般虚无。在联络当地教育局、报社都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广泛动用社会关系，逢人就打听。所幸，我们在拍摄珠海UIC学校时，来自香港的阮纪宏教授从学生那里问到了红德小学校长的。至此，我们才得以踏上寻访红德小学的道路。

来到红德村的当天，我们就直奔索道所在地。沿着蜿蜒的山路兜兜转转，几经曲折，一个深不见底的断崖终于横亘在我们眼前。这道山崖隔断了很多孩子的上学路。在索道修成前，孩子们只能沿着峭壁上勉强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路，攀爬三四个小时渡崖。遇上阴雨天气，山路更加湿滑难行。几年前，村里的两个女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其中一人至今连尸骨都遍寻不得。当地百姓为了避免再发生如此悲剧，自发筹资修了这条索道，至此我们才知道，这条被外界打成“凶途”的索道，竟是当地孩子上学的绿色通道。  然而，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已然叫停了索道的使用。

董仁发和他的小木屋

红德小学有72名学生，这在偏远山区的小学校里，已经是不小的规模。尽管如此，学生人数逐年递减依然是大势所趋。校长告诉我们，这里的学生一半以上都是留守儿童。董仁发是我们选取拍摄的跟踪对象，11岁，五年级，在同班的孩子里长得算高大的，一张脸有棱有角，稚气未脱，略显腼腆，很少说话，谈话间多是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表达自己的态度。他父母南下务工，自己独自居住已有两年，家里的一亩三分地由比邻而居的姑姑耕种。以下是栏目组和董仁发的一次对话：

董仁发：进来吧。

盗火者：有灯吗？

董仁发：上面说不能为我单独点一个灯，怕引起火灾。所以我现在是点蜡烛。

盗火者：蜡烛不更容易引起火灾吗？

董仁发：可不用蜡烛我就没办法了。

盗火者：在家里做什么？

董仁发：除了写作业就是做饭，吃了以后，想玩就在外面玩一下，想看书就看会书，不想看书，煨水洗一下脚就睡觉了。

盗火者：晚上有没有电视看？

董仁发：没有。

盗火者：不去邻居家看吗？

董仁发：这里有电视的没几家，晚上又不喜欢去别人家，就是在家里。

盗火者：你刚才说到初中学校收钱的话你就不读了？

董仁发：没错。

盗火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董仁发：连大人也没法子，所以我只能不读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想的就是长大。长大以后打几年工，挣点钱回来把我的房子修起来，因为我这房子已经很破烂了，跟邻居家的没法比。算了，不说了。

在董仁发的木屋里，所有的亮光，都来自那些破败的木头的缝隙。

董仁发每天点蜡烛做作业，自己捡柴火做饭，晚餐大多是加盐的白米饭或白粥。饮用水更是要走20分钟的山路到一口荒井去打，一个瘦小的身躯颤巍巍地拎着水桶，走在山路上。一个11岁的孩子，每天躺在那样伸手不见五指的木屋里，看着头上的空隙里透进来的星光和风雨，他在想着什么、念着什么又盼着什么入睡的呢？

在经济发展裹挟的城市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据全国妇联统计，截止到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5800万。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和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教育也往往停留在最底线，多数上完初中就外出打工。采访前，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案例，但当你真正了解后，才发现他并不典型，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典型。5800万的每一个分子，当你和他面对面坐下，开始聆听他的故事、抚摸他的伤痕，你都会发现他不是典型。他们就那样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为什么只有当他们组成一个个统计数据的分母，成为百分比里不能被抹掉的一大块，我们才能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P115－119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种”

杨东平

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自2013年9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大视野》首播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它在优酷等视频网站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思想网上仍有很高的点击率。

作为直面现实、深刻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纪录片，《盗火者》获得强烈的社会关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领域，更因为人们对一场实质性的教育变革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盗火者》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记录，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传递着知识分子对教育弊病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的阐述抒发。

与以往同类的影像记录有所不同，《盗火者》不仅揭示了在政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人文精神的流失和学校教育的异化，揭示了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使社会公平的教育“天梯”发出断裂的声响，而且揭示了另一个崭新的教育图景：中国的知识分子起而行动！针对语文教材的异化，叶开发动众人挑错，自己编写教材。深圳的中学教师马小平为了帮助学生找回人的尊严，开展人文教育实验而鞠躬尽瘁，树立了新的教师典范。深圳的另一名中学校长李庆明开展的公民教育探索虽戛然终止，却余绪不绝。山东一所薄弱的农村学校－－杜郎口中学发动的课堂革命，在中国遍地开花。从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到“洋大学”，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前赴后继。对应试教育的逃离和自救，形成在家上学的崭新实践。在陶行知的故乡，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延续着前辈教育家的追求……

超越单纯的声讨和批判，如同《盗火者》的片名，我们看到的是行动、是改变、是唤醒、是点燃、是播火，是新教育生动活泼的民间生长，从而触到了当代教育真正敏感的脉动。众多先行者自下而上开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变，正营造着体制之外温润新鲜的新教育园地，凝聚着一场实质性教育变革所需的文化和能量。

与《盗火者》的旨意相似，几年前，比尔·盖茨投拍了一部反映美国教育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反映的是华盛顿特区一场基础教育的变革。盖茨认为美国现行的公办学校系统，是一百多年前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必须进行全新的变革。但是，谁能推动这一变革，“超人”在哪里？事实上，片中那位锐意改革的韩裔官员，在拍摄后不久就黯然退场。比较而言，中国改革对“超人”的期待更为强烈，更期盼一场从天而降、改天换地、幡然一新的革命。这种老百姓难以祈求的整体解决的思维，却有实际的效用：解除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造就大量的看客和骂客。其实，专家对世界多国的研究已经发现，由政府强力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前景并不美妙，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无疾而终。改革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本身具有某种确定性，启发我们去探讨有效的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

有一首歌颂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赞歌唱道：

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身躯，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

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这就是我们盗得的“精神火种”：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源于教育内部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生长，这种“静悄悄的革命”，才是教育变革的真正机制。

《盗火者》中所记录的多项民间教育改革，都在继续深化之中。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进程，对《盗火者》一书的价值当会有更加深入的领悟。

想象一个孩子的未来

况冶

亲切，是我对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的最初印象。一开始通过微博取得联系，沟通片子的想法，确定拍摄日程。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小编导及其摄制组，郭老师极为支持。就连食宿出行，他都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样一位老师，怎能不让人喜爱？

事实上，我通过《盗火者》接触到的所有拍摄对象几乎都是如此，亲切、诚挚、细心、宽容。在拍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时联系的每一位马老师曾经的同事、学生、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为了马老师，义不容辞。每一个人，哪怕是校园中随意采访的小孩子，都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

拍摄《盗火者》对我来说是一段学习与回忆的经历。从12岁那年到日本读书，我就脱离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对奥数、小升初、中考、高考等这些人所皆知的东西均无体会。为什么存在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在体制之外寻找更好的教育？随着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叠高，问题也一个一个看得清楚了。但是答案，仍隐藏在每一位拍摄对象的故事里。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自己所走过的求学路。去日本读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闪耀着“留学海外”的光芒。我只知道我要去日本，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北京高额的借读费。（因为父母早年留学日本，并留在那边工作，我作为随亲子女过去是相对方便的。）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公外婆并不认可国外的教育，他们一再向我妈妈强调，大学一定要考回来读。

然而，当他们看到在国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到了日本，能在父母出差时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会制作海报参加学生会竞选，还写出一张张稚气但充满理想的人生策划书（日本的学校每年都要交的课外作业）时，就没有再说过“大学一定要考回来”这样的话，并且赞同我的想法，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它改变的不仅是孩子，包括他们的家庭，以及更大的环境。这也是我在《盗火者》拍摄中所体会到的。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绍兴高中教师蔡朝阳、深圳中学教师严凌君、北京高中教师魏勇等，他们都在以不同却又相似的教育理念影响着一方天地。已故中学教师马小平就更不用说了，在他留下足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感觉到了他的声音和思想。每～节课，每一次采访，我都感觉到，整个摄制组，连摄像师都被带入了思考之中。每次拍摄归来的路上，大家还经常对那些话题讨论不休。那真是一段快乐的回忆。

拍摄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孩子们。最难忘的一次是去贵州六盘水拍摄留守儿童，当下了绿皮火车走上山路时，我就感觉到这将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拍摄。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近处是不戴任何安全防护、站在万丈深渊上的架桥工人。满脸皱纹的老奶奶背着装满树枝的箩筐，弓着腰走在山路上。我们的目的地是那所因一张孩子们坐索道上学的照片而出名的小学。我们去的时候，索道已被停封，其代价是孩子们每天要多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到了学校，老师推荐了一个四年级的男孩子让我们跟踪采访，他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留守儿童，因为他的父母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他的身边了。他带我们来到他住的地方，一间用木板拼搭起来的小屋，到处都是缝隙，为了防火，不能用电，他只能烧柴火、点蜡烛。这些细节书中都有，此处不赘，我想说的是，在拍摄完这个男孩之后，我们看到不远处一家门口站着一个小女孩，也是同一所学校的孩子。我们上去跟她打招呼，才知道她也是留守儿童，在等奶奶回家。我们看她在吃地瓜，就开玩笑问她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她说可以，就去给我们洗地瓜了。在她洗的时候我才发现，小女孩的左手除了拇指，其他四根手指都没有。她用右手把洗好的地瓜递给我，左手已经悄悄地藏到了袖子里。我有一种说不出话来的感觉，我无法想象这个年龄还没有我一半大的孩子经历了什么，我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现实。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学校的老师家里。山上天一黑没什么事可做，七点多大家都就寝了。因为睡得太早，半夜里我就醒了。但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因为我能感觉到的只有一片漆黑和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什么都不敢想，就在那里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过。第二天向大家告别下山，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在六盘水的这一天，还有之前所有的拍摄过程。教育是什么？如果说是教育让我走到了今天，那六盘水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要走向怎样的未来？

临走之前，摄制组每个人凑了一些钱给了那个接受采访的小男孩，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钱不能帮他解决任何问题。校长说，时不时会有支教的志愿者过来，一队一队，来了又走了，学校还是那个样子，孩子们还是那个样子。

《盗火者》是我们交给这个社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答案，只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以及走在路上的人们。路，还在走着，我与许多拍摄对象都保持着联系，因为我想看到他们接下来的故事，想知道那些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每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教育，也没有哪种教育是适合所有人的。教育必须多元化，也因它的多元化让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精彩的人和故事。

再次感谢所有为教育尽了一份力的人们。

好的教育，以最低的标准来说，是一种善待学生的教育，是不以学生为敌的，是不用考试和作业压倒学生并使其感到恐惧的。最高的标准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为最高目标。教育是点燃、照亮、唤醒、开悟、得道的过程，而不是具体的考个公务员、考个律师证，那都是行而下的。

——杨东平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有哲人说：世界观对了，世界就对了。而教育则是让你在皮肤上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灵上先搭起世界观的台子。教育有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孩子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就要去攀援。

——邓康延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改革是走错方向的，说要改革，但后来都成了反改革或伪改革。我评价改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受教育者的权利有没有扩大。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扩大了，是真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大，是伪改革；如果受教育者的权利反而减少了，就是反改革。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