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四维。缺少一维,国将倾倒;缺少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进行自我安排,百姓就不会投机取巧;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屈服邪恶,恶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符合百姓的意愿: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i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推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可见,给予就是取得,这就是治国的法宝。
如果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互不相争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迫百姓做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互不相争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迫做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做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勉强百姓去做他们所厌恶的事情,百姓就没有怨恨之心;不欺骗自己的百姓,百姓就会与君主更加亲近。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就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就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侯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P2-4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春秋时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据称是周穆王的庶出后裔。管仲少年丧父,为赡养老母亲,他先是从军,后又与友人鲍叔牙合伙经商,几经周折经鲍叔牙举荐,成为齐国的上卿。后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也因而被称为“春秋第一相”。其言论多见于《国语·齐语》。
管仲注重农商,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行政区,改革军队编制,设立官吏选拔制度;按土地等级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齐国由此国力大振。
对外,管仲则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一方面他积极联合北方诸侯国,抵抗山戎南侵;另一方面,他协助齐桓公多次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在这一系列的外交策略下,齐国一跃而为东方头号诸侯国,华夷五方,莫不威服。
《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所作,实则是系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论汇编,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论文集。该书成书年代可能始于春秋晚期,直至秦汉时期方才完全定型。《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多载有该书的篇目。西汉刘向编定该书时,共拟定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
今本《管子》版本76篇又可分为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其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当是管仲的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以及齐国法家人物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
《管子》的言论思想比较庞杂,甚至多处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刘向编定该书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
例如,《水地》篇提出“水”是万物本原说,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齐国稷下唯物学派的思想反映;《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则提出“精气”为万物本原说,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万物以及人都产生于精气,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 《管子》的“精气论”在我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人,都受过它的影响。总之,《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管子》的“精气论”在我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人,都受过它的影响。总之,《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管子精粹》以独特的视角,从阐述原文入手,精选72篇细致剖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了管仲的见解与措施,精确阐释了管仲的伟大思想,是研究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子精粹》以独特的视角,从阐述《管子》原文入手,精选七十二篇细致剖析,从经济、礼仪、财政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了管仲的见解与措施,精确阐释了管仲的伟大思想,是研究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珍贵资料。《管子》可以说是管仲学派学术成果的总结,处处闪烁着管仲的智慧火花,其内涵丰富,目光远大,是提升谋略智慧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