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金融的逻辑》(畅销20余万册)之后，陈志武推出本人最满意的作品！

为民代言，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他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他的金融思想诠释了给人幸福是一切学问的基点，在一般人看来很严肃的名词——制度、分配、股权……都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工具。本书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的未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人寻求幸福的具体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民众权益的代言书，一部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录。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

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

“新国有化”的危险到底在哪？

陈志武为民代言，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他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他的金融思想诠释了给人幸福是一切学问的基点，在一般人看来很严肃的名词——制度、分配、股权……都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工具。本书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的未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人寻求幸福的具体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民众权益的代言书，一部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录。

序言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开篇 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

 谁是陈志武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

第Ⅰ篇 “中国奇迹”背后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

 香港繁荣之路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

第Ⅱ篇 国富民穷之忧

 “新国有化”的危险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

 拿什么保护农民权益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

第Ⅲ篇 金融市场变革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

 中国股市乱象

 大陆与海外股市的差别

 机构投资者如何发育壮大

 冷眼旁观基金法

 理解金融的逻辑

第Ⅳ篇 面向全球化

 新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

 解析中美贸易矛盾

 外资进入中国为何受阻

 私人股权基金对中国经济有利

 外汇储备投资难题

 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

第Ⅴ篇 从危机到黎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我们怎样度过这场危机

 在逆境中转型

 以减税、退税提振中国经济

 四万亿如何救市

 危机对中国的正面机遇超过负面

 中国可能是“金融海啸”的最大赢家

尾声

 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制度决定幸福

问：陈教授，您读了7年的计算机，却放弃了计算机专业去做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您当初怎么会从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变成金融系的学生？在这之前您好像也没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是什么改变了您的学术取向？

陈志武：我大学毕业后，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是计算机专业。大概在1984年，我念了一年半后就发现自己对计算机工程没多大的兴趣。也许是湖南人的缘故，我对国家有比较高的责任感，我当时想用书里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当时我的朋友崔之元在国防科技大学数学系念书，跟他的接触让我更加对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民主机制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个时候他写了些论文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研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表，论文主要是介绍当时的西方数理政治学方面的学科。后来我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那时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放弃工程，慢慢转入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的问题。

1985年秋季，我就决定不做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了，而是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当时我就给耶鲁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写信，问他能不能申请到耶鲁大学攻读这方面的博士学位，他说可以。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的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还给我奖学金，把我录取了。要选专业的时候，我问崔之元我应该选什么专业，崔之元告诉我可以选Finance，但是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崔之元当时给了我一个解释，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以后，发现由于我在国内是工科出身，这种理工科学习的思维方式对我后来在耶鲁学习金融经济学很有帮助。去耶鲁之前我在国内没有学习中国的经济学，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好处而不是害处。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我在美国从零开始接触经济学。

问：从当时的中国社会进入美国的花花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

陈志武：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差别很大。我去美国的时候没什么钱，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兑换了几十美元就上路了。去了以后，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在耶鲁读书的中国同学的帮助。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英文，在国内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听别人讲，慢慢熟悉听力了，但是真正自己说话，那时障碍还是很大。对于刚开始去美国的人来说，想了解英文，最主要的方式还是看电视，多参加一些晚会，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多看一些报纸。

当时的《纽约时报》对我启发很大，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也非常多，那些电视节目对我的英文帮助非常大。因为美国的电视节目里面经常会采访一些不同的人，有一个是ABC NEWS的叫做《Nightline》的访谈节目，对最热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不同的讨论，这些节目让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问：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以后，您觉得从那边学到了什么？

陈志武：感受最深的还是美国人为人处事的方式。1986年去美国之前，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还是非常少的，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比如，我们可能觉得美国人的性生活方面很乱，随便得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不太重视家庭生活，只顾自己。其实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对家庭重视的程度至少不低于中国人。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非常在乎周末或过节的时候全家一起去度假、一起吃饭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家庭活动内容，让大家感觉到是一个团体。这一点与我当初的印象反差很大，去美国之前的想法和实际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慈善奉献也是我所看到的不同的地方。与中国、日本甚至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人对福利和慈善机构的捐献非常主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私立大学、私立医院、救济组织的原因，这些机构是靠人们自发的捐赠运作下去的。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在中国更多的人应该也会发现，如果社会上的弱者——不那么幸运的、不成功的人们——得不到别人救济的话，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后是会反馈回来，变成大家的一个包袱的。因为有钱的人，自己日子过得非常富足，但是同时，你走出门一到街上看到那么多很穷的人无家可归，这种反差会很大，哪怕是有钱的人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问：您原先着重于金融学的学术研究，后来才开始对中国金融问题做研究和发表自己的看法。您觉得之前的纯学术研究对您现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的帮助在哪里？对抱有“经世济民”想法的人，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哪个更为合适？

陈志武：今天我一点不后悔1986年～2001年从事的基本都是纯学术的研究，包括推导许多数理模型，写了不少实证研究论文，这些研究经历不仅让我有机会练习出一套严谨的研究习惯，而且从根本上在我脑袋中培植了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对我目前针对实际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做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比如说，尽管我现在也谈到宪政、文化、新闻媒体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与投资优化问题这一核心数理模型而展开的，因为这个模型中总是假定已经有许多证券投资品种在那里供人选择，但是问题是这些金融证券品种是怎么来的，靠什么支持的？假如没有这些证券品种，人们会怎么办？有了这些金融、证券品种，对人们一生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又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具体到对个人的生活这种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了发展外部化的金融证券品种，我们又需要什么制度机制呢？等等。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以后想从事实际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应该先从扎扎实实的纯学术研究开始。那种基本分析框架的训练和培养，是无法被取代的，否则你对经济的理解很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

P11-13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一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公元前2500年～前3000年前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人汉朝中国，并逐步融人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教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表面看，这比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人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15世纪初期，明朝中国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1800年，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二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年～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9世纪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他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亚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中国香港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西方私有经济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习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20世纪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美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期问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从1978年～1998年之内的短短20年问，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从1880年～1978年间，却翻了3倍多，在那100年问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是我过去几年的结集，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些年，许多媒体朋友给了我向大众表达观点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岑科、李利明、郭宇宽、周年洋、赵灵敏、刘凌云、笑蜀、何雪峰等人；也特别感谢本书所录文章的其他作者朋友，包括刘浪、郭哲、唐勇、李翔、叶筱静、钟加勇、许凯、魏喆、周程、陈竹、石贝贝、谷重庆、周慧兰、曹理达、李静睿、郝希良、肖强、叶檀、朱周良、徐琳玲、谢文思、王利芬等，没有他(她)们的采访，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岑科负责收集整理本书的文章，他的贡献自不用说。愿书中的所谈所指，能给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带去启发和思考。

2009年9月25日，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