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龚育之》共收录稿件九十五篇，大体上按龚育之同志读书和工作的先后以及他的朋友、学生、亲属等类别排序。这些文稿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追忆了龚育之同志一生的各个时期，不少感人的情节过去不为人知，或者未闻其详。本书再现了这位理论大家的生平和思想、个性和人格，仿佛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没有离去……

这是一部关于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同志的纪念文集，收入了于光远等一百人所写九十五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充满殷殷的怀念，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带领人们走进这位大家博大深邃的内心世界。

龚育之同志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参与过党的“十一大”至“十六大”报告以及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且在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论和党的历史与理论诸领域多有建树，出版著作三十余部。病逝后，各界追思文章至今时见报端，其为“官”之德、为学之道，似一座丰碑、一面旗帜，永昭后世。

所辑文章尽述亲历亲见。既有校友同窗“百年知己”的沧桑文墨，也有旧雨新知“君子之交”的缅怀篇章；既有各时期、各界同事的真诚追记，也有挚爱亲朋、“龚门弟子”的无尽思念……这些绝大多数从未发表过敝字，提供了大量史实与感人细节，多角度、多侧面地讲述了龚育之独特的人生轨迹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彰显出这位既是党的高级干部，更是学者、思想者、读书人的卓然风范，为世人研究龚育之，乃至研究他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代序

百年知己

少年往事

青春无悔忆育之

敬悼龚育之学长

追求革命，追求科学

涉法旁通，文理交融

君子风度

怀念育之同志

获益良多

仰慕和追念

深切怀念龚育之同志

记龚育之学长对我的深切关怀

诗以寄思

回忆老龚

黄青禾老龚往事几则

怀念老龚

永念老龚

挥斥人生逞风流

汪裕尧难忘的回忆

好人永存

我心中的老龚

在育之同志培育下成长

我所接触到的龚育之同志

追记育之同志几件事

难忘与龚校长交往的二三事

我在龚育之身边工作的日子

生命最后的大事记

学者之范

亲历者、研究者与思索者

党史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跟随龚育之写党史中卷

记编写党史中卷时的一次讨论

值得怀念的那段时光

最后的约稿

怀念龚育之若干事

回忆与龚育之同志五十五年的交往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徐耀宗龚育之与科学学

识龚记事七则

龚育之留给科学学研究会的遗言

回忆动荡年代的龚育之同志

龚育之与傅鹰

品德高洁贡献卓著

永难忘却的怀念

悼念和追思龚育之同志

学习龚育之同志严谨的治学精神

如沐春风，恩泽长在

保卫科学精神的旗手——龚育之

深情缅怀尊敬的龚育之先生

大事小事严谨如仪

“龚育之与化学哲学和化学史”座谈会纪要摘录

怀念育之

遥祭育之同志八十诞辰

诚哉斯言！

龚育之同志于我

交往和印象

怀念龚育之老师

长存心中的感念

在科学与革命中求索

我认识的龚育之

龚育之关注对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

难忘那双智者的眼睛

在回忆中感受历史的沉重

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我镜头中的龚育之校长

王岩忆龚育之先生与麻将文化

德业流风垂范后世

我们的最年轻的导师

深切怀念龚育之老师

我永远的恩师

陈芳芳饮水思源

爱与严

认真·宽厚·反思

一个高尚的人

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

龚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怀念恩师龚育之先生

追忆龚老师的教诲点滴

怀念龚老师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没有离去

不尽的思念无穷的动力

点滴小事忆恩师

泽被后学风范长存

在龚老师的指导下成长

小姨父

永远怀念姨父龚育之

缅怀龚育之

怀念我们的叔叔

追忆我亲爱的小姑父龚育之

笑容的力量

回忆爸爸的点滴小事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你是我心中的盐

龚育之生平简表

编后记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很幸运，有一个从1941年起相识，友谊长达六十六年之久，可以敞开心扉、推心置腹的朋友，不是十分难得吗？这个于我可算百年知己、终生为友的人，就是龚育之。

初识

育之和我最初相识在1941年初，那是抗日战争进行了三年半的时候。他母亲已经辞世，父亲为中共做秘密工作，无法总是带着年幼的儿子四处奔波，于是将育之送回故乡湖南，寄养在湘潭姨妈家。那时他刚过十一岁，此前在长春、天津读过几家小学，高小最后一个学期转学到湘潭私立自得小学。自得小学原是湘潭市内学校，抗战时期武汉失守，日军到达湘北，长沙、湘潭等城市处于敌人威胁之下，一些办得较好的学校纷纷迁到农村，自得小学则迁到宁乡一所大屋——石家湾，当时人称“宁乡大屋石家湾，三排九纵一百问”。南方农村居住地点分散，高小都是寄宿的，我们学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所占房屋，也不过石家湾的一小部分。

育之刚到学校，在同学当中年龄偏小(我就比他年长两岁)，且身材瘦小。有一次上纪念周，那是每周一上午的第一节课，全校学生集合，不下雨就排队站在操场，由老师带领背诵《总理遗嘱》(即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老师讲话。突然，学生队伍里一人昏倒，原来是育之。那时乡村没有医院，人们也不知昏倒的原因，育之苏醒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从此他给人留下了体弱的印象。

我对他有深刻印象是在一次算术课堂上。小学算术的四则运算题其实很难，同样的题用代数来解会非常简单，而用算术来解，对于小学生就很不容易。那 天上课内容是时钟问题，这类题更难，要求计算“角速度”，而一般学生比较熟悉的是“线速度”。钟上的时针和分针分别以不同的角速度转动，常见的题是在某一给定时间内，问再过多久，分针就能赶上时针，两针重叠。老师解了一道示范题，结果很迷惑人，很像是对的。我碰巧发现了解题的错误，并在课堂上提出，这就引来争辩，遭到几乎全班同学反对。原因很简单，老师——杨伦杞先生，是位优秀教师，威望高，学生们都不认为他会解错题，于是大多数同学都认为再争辩下去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我也觉得这么多同学都认为我错，很可能是我错了，正准备放弃，不想“半路杀出程咬金”，龚振沪(育之原名)支持我的意见。应当说，这位老师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学生说他讲解有误，他不以为忤，还和我们一起讨论。绝大多数同学都支持他时，他也没有采用“少玫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对待科学问题，更没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两个小陔子真狂妄！小小年纪，懂得什么，竟敢说老师错了！而是采用了一种特别能眵直观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方法：他从隔壁房间——他的卧室兼办公室，拿来一只闹钟，将它转动，结果证明了育之和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件事给我们两人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育之在晚年所写《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一书中还提到此事，说老师的做法给了他以民主的启蒙教育。

这次课后我们彼此都有了印象，之后随着频繁的接触和交谈，终于成为好友。我们两个小孩子当时就有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不盲从，能独立思考。

高小最后一个学期过得很快。毕业前全班依依惜别的情绪很浓，因为一来班上同学相处不错，师生关系也很好；二来战争期间，时局动荡，毕业后各自去读初中，将来是否有机会再次相见难以逆料。不少同学准备了留言簿，做得颇为精致，请同学们写上祝愿或希望。可惜我的这个小本子未能保存下来，却找到一张育之的小照片，背面写着：“敉功仁兄，见之如晤。”下面署名：“弟龚振沪送，1941．7．7”。“见之如晤”，也许他想到别后难以再见，看见照片就权当见到人了。

初中一年级时，我们果然不在一个学校。也是有缘，第二年我转学，再次和育之同校同班。旧友重逢，自然格外高兴，那就是湖南宁乡县私立靳江中学。就是在原来一所高小校舍里办起来的，校址离育之住处和我家都不太远。这所中学兴办只有两年，育之所在是二班，我转学插班读二年级，也是二班。学校虽创办不久，水平却不低，主要是教师水平高。如我们的校长周忠著先生，我那个班两年的英文都是周先生教的，能够得到这样优秀教师的教授，应该说我们是幸运的。初中打好基础，一辈子受益。教化学课的是黄民泽先生，他的讲授使我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后来读大学选择了化学系。

相聚时间长，了解更多。谈到家庭，于是知道育之是他妈妈的第五个孩子，而且是五个孩子里面唯一存活下来的，家里长辈管他叫“细五”(湖南话，相当普通话的“小五”)。育之寄居在徐姓姨妈家，只有一个表哥叫徐梦庄，比育之年长十余岁。知道他在姨妈家并无年龄相近的玩伴，我提议他到我家度暑假。农村住房比城市宽敞得多，每天上午可以在一间归我们使用的书房读书，下午还可以去水塘游泳。湖南农村水塘很多，天旱时提水灌溉稻田，还兼作鱼塘，池水清澈，适合游泳。育之也同意我的想法，只是他不知我家在什么地方，如何到达呢？

七十年前的乡村，除了两条腿外没有什么代步工具，也没有电话来约定时间。我们两人的家离学校都约为三十里，如果都从自己家走到学校，自然可以见面，然后我再引领他走到我家，可这样一个来回需走六十里。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核对一番从两家到学校经过的地方，终于找到一个相对最近又是我们都曾走过的地点。我们约定某日某时同时到达那个地方，然后一起到我家。现在说起此事，不禁使我联想到《庄子·盗跖》中“尾生之约”的故事，不同的是尾生的朋友爽约，尾生守信至死，而我们两人都认真践约，一丝不苟地履行了约定。那是在1942年，我十五岁，育之十三岁。不仅自己信守诺言，并且坚信对方也会守信。我以有这样坚守信用的朋友而自豪，当时就觉得，这样的朋友可以视为知己了。

抗日苦难

到了1944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已经苦苦支撑了七年。湘北经历过几次会战，还经历了“长沙大火”，全城几成废墟，日本侵略军却还未到达长沙、湘潭、宁乡一带。但就在1944年，战争结束前一年，日军企图打通中国的南北大通道，大举进攻之后，中国军队进行了“湘桂大撤退”，我们老家很快沦人敌手。记得当时学校尚未放暑假，我们毕业班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了，匆忙中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张文凭，各自提前放假回家。P2-4

龚育之是2006年7月份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的。一个多月后，我因为脑血栓也住进了北京医院。由于我行动不方便，他便多次来病房看望我，聊些彼此都关心的问题。后来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进来，旧病添新疾。龚育之的病情时缓时急，听说几次报病危。他的夫人孙小礼一直守护在身边，因为知道我关心着老龚的病，也时常抽空来病房看望我。从她那里我知道，龚育之与病魔搏斗得很顽强，始终保持着健康的情绪，每当感觉好一些的时候，就口授文章，让小礼记下来。可以说他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些日子对老龚离开这世界我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毕竟只有七十八岁，不该这样早就离开我们。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想搞的研究、想写的文章没有来得及完成。

最初认识老龚是在1950年，那时我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他那时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彼此就认识了。1952年，他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屈指算来，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尽管我比龚育之年长许多，但二人之间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先后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物理系，他是化学系；我们都是在清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在中宣部科学处，从事党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们还共同做过一项工作，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6年我们一起参加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的工作。按照这个规划，在中科院哲学所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组，我兼组长，他先后兼任学术秘书、副组长，参加这个组的还有陈步、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林万和等。当年我们还一同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老龚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很大。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登了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趣。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坂田的文章。老龚参加了那次谈话，还做了详细记录，流传很广。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住所，又把周培源和我找去，专门谈坂田文章，谈哲学问题。60年代开始，我们还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指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副部长周扬等是“二阎王”、“三阎王”……我是处长，成了“大判官”；龚育之只是干事，也成了“小判官”，因为他参与过“二月提纲”的事情。开批斗我的大会，老龚成了“陪斗”。被打倒以后，我们都进了“牛棚”，关在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又一起下放到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从“棚友”变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龚育之被从教育部借调过来，我们又一起共事。那年，胡耀邦、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顿科技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和老龚先后参加了修改。不久，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遭到挫折。“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那个文件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龚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精力更多地投入了对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还多次一起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讨论。起草《历史决议》，他是主力之一，我参与过讨论和提意见。起草“十二大”报告，我们还在玉泉山一起讨论过稿子。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十三大”报告，他还是主力之一，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许多方面也是共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党史等等，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共同创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和他先后担任过会长。80年代以来，他虽然担任了繁重的编辑党的文献和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但是仍然关注并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龚育之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每年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同事们聚会，他都热心参与。在朋友们为我举办的学术活动研讨会上，他不仅亲临会场，而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近年来，我开始写些党史方面的回忆著作，完成后都要给龚育之看，他也总会作出些评论。他说：“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龚育之认为，在党史研究方面，能发表一些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2001年，龚育之送给我“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八个字。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都不背离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一个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应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这既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知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奉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到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家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这么早。如今他安息了，却留给我们——他的老朋友们无尽的思念。在前年我九十岁生目的一个聚会上，龚育之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过去七十年间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后来，这篇文章以《我认识的于光远》为题，发表在2005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文章的末尾，龚育之以四句话表达了对我的祝愿：队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更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还说，“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老龚这么写，意思是祝愿我活得更长一点。言犹在耳，余音绕梁，没想到他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是难过和悲痛。我在病中，不能详尽回顾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写下这样一些简短的文字，也许是寄托对他的哀思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2007年6月18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顾问，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

龚育之同志去世之后，有关单位和团体举行过好几次追思会。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7年12月编辑出版了《怀念龚育之》一书，《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于2007年9月出版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纪念龚育之同志的专刊，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学生们编印了文集《追思龚育之老师》。两年多来，一些报刊仍时有回忆或研究他的文章发表。即使如此，他的许多同学、朋友、同事、学生还是有许多话要说，希望再编一本集子，回忆与他同窗、共事、交往和在他指导下学习的往事。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尊重大家的意愿，在宋贵伦同志提议下，我们决定再编一本能够从更多、更深层面反映龚育之同志为人为文的回忆录，在他诞辰八十周年之际出版。征文函发出后，许多人寄来或发来稿件，有的还随文提供了作者与龚育之同志的合影照片，着实令人感动。于光远同志是龚育之同志的老上级和老朋友，前年曾写过一篇饱含情谊的悼文，征得他的同意，我们以此作为本书代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书稿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支持并关心本书出版的单位和给予许多具体帮助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谢意。还要向作者说明：限于篇幅，我们对过长的文稿和重复的内容作了一些删节，许多人提供的照片这次也都未能使用，准备收入明年将要编辑出版的《龚育之画册》中。

本书共收录稿件九十五篇，大体上按龚育之同志读书和工作的先后以及他的朋友、学生、亲属等类别排序。这些文稿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追忆了龚育之同志一生的各个时期，不少感人的情节过去不为人知，或者未闻其详。本书再现了这位理论大家的生平和思想、个性和人格，仿佛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没有离去……

本书编辑组

200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