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将台湾问题放在中美日安全关系框架内,将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日美同盟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部力作。
这部著作的最大亮点是,提出在中美日安全关系这个框架内来解决台湾问题,为此要搭建合理的中美日安全架构。无论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迫不得已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避不开美日这两个国家及其同盟关系的影响。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对美日台安全同盟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预测其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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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
分类 |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国际关系 |
作者 | 张仕荣 |
出版社 | 九州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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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将台湾问题放在中美日安全关系框架内,将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日美同盟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部力作。 这部著作的最大亮点是,提出在中美日安全关系这个框架内来解决台湾问题,为此要搭建合理的中美日安全架构。无论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迫不得已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避不开美日这两个国家及其同盟关系的影响。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对美日台安全同盟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预测其未来走势。 内容推荐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台湾问题客观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些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介入台湾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其次应属日本。对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或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有许多很有分量的成果。然而,对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或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国内外学术界则关注得相对较少,研究得也相对薄弱。尤其对日美同盟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更是少有人涉足。 张仕荣博士的著作《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算是将台湾问题放在中美日安全关系框架内,将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日美同盟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部力作。该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拓展而成的。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及在冷战期间的演变轨迹 第一节 中日甲午战争与台湾的殖民地历史及其终结 第二节 国共内战衍生的台湾问题及中美双方的角力 第三节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与美、日的对峙及台湾问题 第四节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中日建交及台湾问题 第二章 后冷战时期中美日安全关系的演变 第一节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转换对中美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中美日安全战略及相互安全政策的调整 第三节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台湾问题对中美日安全关系影响的嬗变 第一节 台湾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第二节 美国在台湾的综合安全利益突出 第三节 日本的“台湾情结”归因于日本在台湾的根本安全利益 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台湾 第四章 中美日安全框架的构建及其对中国国家统一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中美日三国共享“和平红利”制约“台独”势力“以武拒统” 第二节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美日经济安全关系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边缘化 第三节 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中美日的协调、磋商机制有利于中国的“遏独促统” 第四节 中美日安全框架的合理构建将促进中国的和平统 第五节 美、日之外反对“台独”的国际阵营日益壮大 第五章 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成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 第一节 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的形成及其认知根源与现实基础 第二节 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的战略目标、组织形式、运行机制 第三节 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对于中国国家统一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 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的内在矛盾、结构性困境及基本走势 第六章 “三国四方”安全博弈的走势及中国相关对策的调整 第一节 中美日安全架构的理性构建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致性 第二节 中美日安全关系的错位与“台独”势力的失控及其引发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第三节 中国围绕国家统一可能进行的对美、对日外交政策的深层次调整 第四节 中国大陆反“台独”活动的斗争及国家安全战略上的调整 第五节 中美日三国在台湾问题上博弈的基本模型与未来走势 第七章 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思考和长远战略 第一节 基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有关国家统一的思考 第二节 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长远战略与现实对策 结束语 2008年及其后台湾岛内政局述评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章节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台湾当局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战略部署势必作出相应调整,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注定会得到增强,形势的变化令其恐慌不安,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担心与日俱增,感受到了极大威胁。因此蒋介石迫切希望同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台之间的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关于美台之间的签约问题,美国却有自己的考虑,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因此被绑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车上,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所以迟迟未对蒋介石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与台湾方面的迫切形成鲜明对比。1953年10月,美国与南朝鲜签署了共同防卫条约。台湾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急切敦促美国,希望能够借机签订类似的防御条约。1954年11月间,美台双方在华盛顿为此进行了多次谈判,虽最终达成协议,但美台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分歧。后又中经几次交涉,最后于12月2日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第五条称:“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美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基本形成。《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基本上贯彻了美国的意图,没有使美国承担为台湾保卫沿海岛屿的义务,相反还规定台湾要对大陆方面动用武力还必须得到美国同意,这就有效防止了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动武从而影响到美国使其深陷战争危机的危险。对于台湾而言,也获得了美国的保障,进入了美国的安全防御体系。但恰恰因为如此,使得美国一直以来的推行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图谋更加顺利。 尽管国民党当局公开地为这个条约的签订表示欢欣鼓舞,蒋介石甚至称之加强了反攻大陆的堡垒之战斗力,但私下里美台双方对于条约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该条约第六条中规定的所谓共同防御的“领土”,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显然将仍被蒋军占领的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排除在外,因此美国是否会对这些地区施以保护就缺乏明确依据,这对于台湾方面和蒋介石而言,始终存有悬念,是一块心病。台湾当局和蒋介石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这一点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对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谴责这一条约。12月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郑重声明,对该条约进行了批驳,严正谴责其为“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予坚决回击,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针对美国同台湾当局策划、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挑衅活动,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打击美台的嚣张气焰,准备通过军事行动收复浙江沿海国民党控制下的岛屿,以显示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前后,浙东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4年12月中旬到1955年1月上旬,进行了三军联合演习,加紧为解放一江山岛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1月10日,浙东前线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130架次,投弹709枚,对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轰炸,令其遭受重大损失。浙东前线解放军的行动迫使国民党海军舰艇白天不敢在大陈锚地停泊,飞机不敢飞抵大陈上空,成功地将大陈地区制空、制海权控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18日,浙东前线解放军出动1个步兵师、137艘舰艇、22个航空兵大队,陆海空三军互相配合,对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发起了猛烈攻击。参战部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于翌日迅速攻克了一江山岛。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后,解放军将目标迅即指向大陈岛。 大陈岛离大陆海岸只有12英里,离台湾有200多英里,岛上岩石遍布,易攻难守。美国对这种状况心知肚明,因此主张台湾方面放弃大陈岛,将军队撤出。但台湾当局并不肯轻易就执行美国主张,而是借此时机向美国讨价还价,想趁机换取美国保证协助其保卫金门、马祖的承诺,以解决自《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以来自己非常关心却又始终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然而,台湾方面没有很快得到期望中的美方许诺,大陈岛形势的发展又不容其继续迟延,再加上当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虽已签订,却尚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对此蒋介石集团也难免心存顾忌,因此台湾当局最终还是遵从了美国让其从大陈岛撤军的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8日至12日,美军派出大量舰只到大陈,并以大量飞机护航,接运守岛的国民党军并裹胁岛上居民去台湾。解放军顺利占领了上下大陈岛。至2月底,浙东海面的岛屿全部获得解放。 中国政府的此次军事行动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军对沿海地区的骚扰活动,也打破了台湾当局利用沿海岛屿封锁大陆实现其反攻计划的梦想。P30-32 序言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台湾问题客观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些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介入台湾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其次应属日本。对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或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有许多很有分量的成果。然而,对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或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国内外学术界则关注得相对较少,研究得也相对薄弱。尤其对日美同盟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更是少有人涉足。 张仕荣博士的著作《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算是将台湾问题放在中美日安全关系框架内,将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日美同盟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部力作。该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拓展而成的。仕荣博士于2003—2006年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我非常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历程。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为主题。在攻博一开始,他就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经过三年苦读而写成的论文,在答辩时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全部评议专家在评议书的评分栏都打了“优秀”。之后,他在工作之余和攻读博士后期间又对博士论文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拓展、深化,终成此书。 这部著作的最大亮点是,提出在中美日安全关系这个框架内来解决台湾问题,为此要搭建合理的中美日安全架构。无论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迫不得已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避不开美日这两个国家及其同盟关系的影响。从近期来看,美国因素的影响较大。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大。日本将台湾海峡看成是它的“生命线”,它最为担忧的事情是台湾问题解决之后,中日关系处于对抗状态。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台湾有许多利益诉求。对台湾50年的统治,使日本同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有着复杂的心态。日美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境地。它可以躲在美国的后面“搭便车”,在阻碍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上推波助澜的同时,又不直接同中国大陆对抗。但是,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在西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由后台走向前台,而且这种行为又会得到其盟友美国的鼓励。自2005年后,美日“2+2”会议(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数次在公开文件中将台海局势纳入美日同盟关注的对象,就是日本开始由后台走向前台的突出表现。所以,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只是两岸的事情,也不只是中美之间的事情,而且还是中日之间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作者提出要搭建合理的中美日安全架构,并在这个框架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中美、中日在安全上实现了战略互信,美日两国都认识到,台湾问题解决并不会构成对它们安全利益的威胁,它们才不会阻挠两岸和平统一。而在中国同美日的综合实力差距仍然悬殊的情况下,通过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仅会使中国付出极高的成本,而且还有可能事与愿违,促使台湾在美日的“保护”下实现法理独立。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对美日台安全同盟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预测其未来走势。作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在同中国大陆保护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都同台湾保持着非常密切的非官方关系,实际上是“准官方”关系。尤其是在军事上,美日同台湾的关系要比同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多。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台密切的军事关系是以它们同中国大陆潜在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美日台实际上是隐性的军事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中国大陆在解决台湾时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需要大战略谋划的。作者在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很强的启发性。 台湾问题自2008年后,热度有所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台湾方面在国民党马英九上台后,积极同大陆发展关系,台湾法理独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同美日军事冲突的危险大大降低。此外,美国和日本都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比如反恐、金融危机等,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它们都乐见台海两岸关系缓和,以免因台湾问题而导致同中国关系恶化,甚至对抗。然而,三国四方关系的基本结构未变。台湾问题距最终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且中间还有许多变数,不排除再度“热化”的可能性。就台湾方面来说,民进党重新上台的可能依旧存在。而且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只是发展两岸关系,并不是积极促进统一。在两岸政治关系上,他的理念与“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没有本质的区别。就美日对华和对台政策来说,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它们利用台湾因素来制约中国崛起的战略图谋,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有可能越来越强化。所以,在中美日关系框架下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战略思路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两岸关系缓和而减弱或消失。 以上只是笔者对《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书的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2009年10月 后记 本书付梓,感慨万端。在导师刘建飞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6年4月完成,并于同年6月完成答辩,其后不断补充台海形势的最新资料,三年后终于拿出来与读者见面。 从开题到定稿,无论是收集资料,还是构思创意,都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困难,但是最终收获的毕竟还是这样一份沉甸甸的喜悦,为我三年来攻读博士学位及其后续研究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泛舟学海,受益匪浅。读博期间,在学术的殿堂中徜徉,不胜欢悦;与众多专家教授晤面交流,茅塞顿开。然学海无涯,就本书涉及的中美日关系和台湾问题而言,均属理论前沿问题,同时现实性较强,需要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追踪最新动态,缜密思考应对策略,以弥补本书乃至相关研究领域中的欠缺。 多方历练,收获良多。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其庄重的政治氛围、美丽的校园环境、人本的教育理念,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周围的同学们。2003年-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感觉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入学前相比都有了明显的进步。2007年-2009年末,我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清华大学作为国内一流学府,其浓郁的学术气氛促使我不断磨砺个人学术品格,学术视野也更加开阔。 薪火相传,师恩永记。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指导下的第一个博士生。刘建飞教授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知名学者,三年来身教重于言传,在学术上对我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倾囊以授,特别是在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从选题的反复斟酌到成稿后每一个字词的精心增删,无不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同时,刘建飞教授为人敦厚,处事磊落,在人格上对我的熏陶将继续鞭策我在今后的岁月中脚踏实地、乐观向上地面对事业与生活。 此外,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郭建平教授、亓成章教授耐心、认真地对我的论文开题和写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启发性建议。我的硕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刘丽华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悉心关注我的学术进步和个人发展,这里一并表示感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3级博士生组织员马万华老师多年来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学习,在思想上不断启迪着我们,在这里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九州出版社王杰总编和李勇主任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多方关注和热心指导。本书的责任编辑祝松老师字斟句酌,为书稿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劳,这里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家人为我顺利完成学业特别是在论文成章和修改期间倾注了诸多关爱与辛劳,爱人刘丽君为本书承担了大量的文字修改和文献补充工作,我会铭记在心。 此为后记。 张仕荣 2009年10月15日于清华大学普吉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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