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戊戌变法真的失败了吗？戊戌变法导火索探秘，谁是戊戌变法的真正领袖。

倡导一个理念

回到历史现场看历史，才有可能拨开尘埃，抛弃陈见，真正看清历史真相，参透历史真谛。

推出一个人物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创办人孙家鼐是戊戌变法成就最大的改革家，也是中国近代师表。

说明一个道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这面历史之镜必须明亮、保真，若是一面哈哈镜，我们只能被“历史”戏弄。

昭示一个梦想

戊戌变法是当今改革时代的前车之鉴，有识之士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进程。

历史有时犹如一面哈 哈镜，反射出来的像时而增大亦或缩小，时而完全背离原像。本书将带您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打破这面哈哈镜，还您历史原像，揭开尘封百年历史之谜。

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实说历史，跨越性地提出“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戊戌变法果真失败了吗”“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一系列颠覆性问题，让我们早已定格在固有理论中的大脑进行重洗再重洗。同时作者通过翔实考证，重点揭示了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的历史功绩，全面、具体地肯定了其历史性贡献，填补了历史空白，不失为一席重读历史之飨宴。

上篇：变法新说

 第一章 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

第一节 “戊戌政变”的由来

第二节 亲政本是一句空话

第三节 “董事长”与“总经理”

第四节 世上竟有这样的“政变”

 第二章 戊戌变法果真失败了吗

第一节 教育到了不改就要亡国的地步

第二节 洋务学堂的路子也走不通

第三节 宏伟蓝图再被束之高阁

第四节 新政第一大举动

第五节 戊戌变法完成了阶段性成果

 第三章 翁同龢何曾“冒寒留南海”

第一节 百年谎言相继被揭穿

第二节 两个乖戾之人

第三节 公然作伪一新证

第四节 翁康交情有多深

 第四章 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

第一节 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巧遇”北京

第二节 帝后矛盾骤然尖锐

第三节 慈禧回宫并无异常举动

第四节 一颗真正耀眼的变法之星

第五节 收权事件突然发生

第六节 袁昶“一载三迁恩遇无”

第七节 收回事权“非一日之寒”

 第五章 戊戌变法夭折是必然的吗

第一节 “三大错位”的客观存在

第二节 “三大错位”的要害何在

第三节 康有为的错误早有定论

 第六章 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第一节 正方反方针锋相对

第二节 “康有为领袖说”的造神路径

第三节 康有为黯然跌下“神坛”

第四节 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

 第七章 戊戌变法研究应走出误区

第一节 观念之误：帝党=维新派，后党=守旧派，因人而废言

第二节 重点之误：戊戌变法研究以康梁为中心

第三节 学科之误：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思潮混为一谈

第四节 定性之误：变法、维新、改良不是改革

下篇：人物新论

 第一章 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节 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第二节 对于变法，作出了理性思考和具体贡献

第三节 创立新型的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转轨

第四节 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

第五节 眼界高远，开之“兼容并包”教育思想之先河

第六节 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

第七节 身先士卒，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之一

 第二章 近世师表——中国晚清改革家孙家鼐小传

 第三章 孙家鼐年谱简编

后记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事实果真如此吗？

P3-4

天下美女谁不爱照镜子？但方法不当，也会影响照镜子的效果。

太近，看不清全貌；太远，则看不清细节。如果照的是一面哈哈镜，反射出的影像只能是扭曲、变形的，甚至将风情万种的西施照成了怪模怪样的“东施”。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有何凭证？那些车载斗量、多如牛毛的历史记载，就像一根根有形、无形的链条，一节接一节地，从远古到现在、从蛮荒到今朝，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走进中华文明的历史，就仿佛走进了东海龙宫，金银财宝卖弄风情，珍珠玛瑙挤鼻弄眼，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去赏识、认领。但我要提醒的是，金银财宝里面混杂着高仿赝品，珍珠玛瑙中间裹挟着沙石粪土——“五四运动”以后，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高举“疑古”“辨伪”的大旗，通过深入考证、深刻思辨，得出了中国“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是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逐渐累积而成的，就像珍珠落人雪地被人们滚成雪团那样，越滚越大，珍珠的真面目却难得一见了。如果说“珍珠”是历史真相，那么，裹在其外面的“雪团”，就是各式各样、有意无意的谎言。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演绎一下，可以理解为“尽信史则无史”。那些粘满尘埃的“故纸堆”，未必都是历史的真正化身！

什么是历史？专家指出可有三种解读。第一种，历史就是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可称之为第一历史。第二种，历史是先人文物的遗存和对过去客观存在事实的记载，可称之为第二历史。相对于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往往是沧海一粟。第三种，历史是后人对过去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可称之为第三历史。很显然，第一历史是判定第二历史、第三历史价值的唯一标准。可是，由于第一历史已经消亡在时间的长河里，第二历史、第三历史只能无穷地接近第一历史，却无法变成第一历史。第三历史是通过第二历史这个桥梁“管中窥豹”地逼近第一历史的，第二历史真实性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第三历史逼近第一历史的效果。我们挂在嘴边的“历史”，通常是指第三历史。

那么，如何较客观地看待第三历史呢？

意大利学者贝内德托·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坦言：“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解释过去。”

邹文贵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写道：“司马迁的历史叙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

葛剑雄教授对于“什么是历史”的回答是：“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

我认为，研究历史就像照镜子一样，需要正确的方法，距离适当。

远古历史，史料稀少，记载凌乱，神话、传说、假托之言混为一体，真假难以辨别，研究起来往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当代历史，文本众多，头绪繁杂，不便梳理，许多史料尚未公诸于世，还有不少的社会利害关系难以逾越，研究起来往往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一般难以实话实说……隔代修史，才可能比较公允。当代人要研究民国史，就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而研究清朝历史，各种条件就比较成熟，所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对理智、客观一些。

无论是从以史为镜的角度，还是从正确研究历史的角度，认真、深入、客观地研究戊戌变法，理清其来龙去脉，破解其历史谜团，辨析其成败得失，不仅可能，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戊戌变法夭折至今110多年来，戊戌变法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专家、学者数不胜数。可以说，成绩斐然。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戏说”“自说”“纸说”甚嚣尘上，大行其道，脱离历史现场做研究，使戊戌变法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盲区，亟待纠正。近几年，我以“回到历史现场”为指针，以“启迪当下读者”为目标，对戊戌变法进行了深入透视和剖析，改变观念，别有洞天：对有些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或发现了新的研究路标，对有些人物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新的评价，对被人遗忘、误解的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做了专题研究，全面、具体地肯定了其历史性贡献。现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希望这一尝试能够抛砖引玉，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也希望能够正本清源，有助于读者朋友更加真切、深刻地认识戊戌变法的本来面目。

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中国近代史都是亿万学子们的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但戊戌变法始终都是各级教科书中的“重头戏”。

我之所以热衷于学习、研究戊戌变法，并非始于学校，而是始于孙家鼐。孙家鼐是在清明我的家乡安徽寿县出身的唯一一名文状元，官至各部尚书、管学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声名显赫，各种传说故事流传广泛，一直是父老乡亲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生动事例。当年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中讲到戊戌变法，都是围绕着康梁展开的，只有讲到京师大学堂时才提及孙家鼐。一讲到这一段落，历史老师就会抛开课本多说几句，中心思想是，孙家鼐虽然创建了北京大学(北大，那可是当年老师、家长激励我们高考的首攻目标啊)，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牺牲了，康梁被迫流亡国外，一些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臣也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只有他毫发无损，可见他是一个城府极深、老奸巨猾的投机分子。课堂上教的与父母们说的互相矛盾，让少不更事的我们真分不清孙家鼐是好人还是坏人，该批判还是学习。

1979年8月，我考人海军飞行学院，插上翅膀飞出家乡，从此，便在山西、辽宁、河北、江苏、北京、山东等地生活，一任命运的安排而遨游四方。在各地，境遇虽然不同，但只有一样不变，新华书店是我最愿意去的地方，遇到有关孙家鼐的图书资料，就会买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城府极深、老奸巨猾”的老老乡。1997年春夏之交，我回乡探亲，一位老同学赠送我一本寿县人民政府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那上面有一张孙家鼐晚年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时候，我刚转业，人生志向也从当将军转变成为当一个文史学者型作家，发表了许多题材不同、篇幅不等的新闻、文学作品，有一年发了300多篇(当然也有一稿数投的)。因此，我读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便产生了研究孙家鼐、给他写点东西的念头，也算是一个游子回报家乡养育之恩的一种实际行动吧。从此，就开始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研究，对重要史料还做了学术卡片。就这样，一晃十来年，投人无算，却只字未写。2006年8月，我再次回乡探亲，专程寻访了有名的状元坟：孙家鼐墓。结果大失所望。孙家鼐墓荡然无存，早已变成了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我仿佛是受到了刺激：如果再不给孙家鼐写点什么，要不了多长时间，孙家鼐的事迹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从何处动手呢？我茫然无绪。好在，那些卡片还在。我翻出卡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合，细细阅读，意外发现，戊戌变法研究中，不少观念值得商榷：晚清政柄，实权一直握在慈禧太后的手心里，光绪始终是个傀儡皇帝，慈禧重新训政、软禁光绪易如反掌，政变的前提都不存在，怎么会发生“戊戌政变”？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中唯一留存的重大变法成果，其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具有奠基石作用，而创建者孙家鼐却被一些著名专家定为“帝党中的‘右派”’，实际贡献与“盖棺论定”的反差为什么这样大？康有为一直被认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但是，变法从一个时代潮流演变成“百日维新”，与康有为的激进主张、人格弱点有无关系？康党在变法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再做思考，又发现，教科书上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些定论是站不住脚的。国内的教科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政治、道德标准取代史实论证，似乎可以理解，但海外教科书，为什么也是漏洞百出呢？以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徐中约的巨著《中国近代史》为例，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一章中，徐教授写道：“礼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协理京师大学堂。”很显然，短短的一句话，就有两处“硬伤”：其一，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是吏部尚书，吏部与礼部不是一回事；其二，孙家鼐是首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身负创建变法“天字第一号工程”京师大学堂的重任，而不是“协理京师大学堂”。

由此，我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在研究清楚戊戌变法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了30万字的、史料性与可读性较高的《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一书，并于2008年8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完成书稿后，我意犹未尽，将研究心得撰写成若干篇论文，陆续在《中国教育报》《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30多家报刊上发表，有些论文还被《文摘报》《中国剪报》和《中外文摘杂志》等摘转，产生了较大影响。同年10月，我到北京红螺寺，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与到会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在《清史研究》2009年第二期上，王毅在《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指出：“余音从维新目标的视角对戊戌维新的得失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戊戌维新的目标可分为初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维新未完成‘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的高级目标，但是却完成了初级目标——创建京师大学堂。他进一步指出，既然初级目标已实现，那么将维新界定为失败值得商榷，以‘夭折说’取代‘失败说’，才更为客观准确，因为夭折比一般意义上的失败程度上要轻许多。余音的建议值得注意，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我们要避免笼统下结论的做法，应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他们，才能获得更加准确的认知。”

现如今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我认为研究学问要各习一经，反对研究者像郭沫若、梁启超等人那样四处插手，遍撒胡椒面。这些年来，我研究《史记》，主要是学习、借鉴司马迁的写作经验，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不是为了写论文)。研究纪实文学理论，也是希望推进当代文学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在改革的时期研究戊戌变法，意义非同寻常。而且，通过这一专题研究，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纪实文学是运用形象思维再现真实的人物、事件；戊戌变法及史学研究，则是运用逻辑思维探求历史发展规律，两者的前提，都是一个“真”字。“真、善、美”，“真”是参天大树，“善、美”只是参天大树上绽放的花朵。纪实文学与史学研究，不经意问，却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殊途同归了，这与我的追求恰巧一致，不能不说是水到渠成，天公作美。

笔者并不想像个老学究那样咬文嚼字，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喋喋不休，耗费精力，而是希望就事论理，通过对有关课题的新透视、新解说，推陈出新，探索一个回到历史现场研究历史的新方法。通过授人以渔，使读者了解和掌握鉴别史学真伪的理论武器，参悟“实说”真谛，从而在庞杂的史学读物中“货比三家”，进一步认清“戏说”“自说”“纸说”和“实说”的优劣得失。当然，我也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考问昨天的假，留住今日的真，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

余 音

2009年2月19日于大连“一颗印馆”